"文学台独"面面观-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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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开展了重要的视界”。对于陈昭瑛论文中值得商榷的地方，陈映真则展开了讨论。讨论涉及的问题有：一、关于台湾本土运动的“三阶段”论问题；二、是“异化”还是“否定的挫折”；三、关于“中心”（core）和“边陲”（periphery）；四、“台湾主体性”论的欺罔；五、批判“以台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霸权。
值得注意的是，陈映真在这里提出“以台湾为中心”的问题，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陈映真在文章里列举了许多事实后，还指出：
问题在于这几年，朝野上下、学术界、言论界都在极力、全面、不惮强调地侧重两岸民族“分离”、“分立”、“分治”的现实；侧重台湾自己“独自”、“独特”的“共同体”，同时也在全力、众口铄金地拒绝、排斥、否认民族团结和民族统一的展望；拒绝和否认中国大陆和台湾同为中国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否认、拒绝民族和解与统一的努力，千方百计延长对大陆的猜忌、鄙视和仇恨；千方百计使两岸分断永久化，丝毫没有弥补、发展和恢复两岸人民与民族同质性的恳愿和志向。
陈映真固然试图补正陈昭瑛的论文在学理上的部分疏漏之处，却还是要特别对陈昭瑛的反“台独”斗争表示自己的敬意。陈映真写道：
我不能不由衷地对陈昭瑛表示感谢。不仅仅感谢她对我的一些足以自诫的缺点所做的批评，还要感谢她对于我这一代人没有做好，失职失责，以至“台独论”猖狂，民族团结的展望受挫之时，在台大那样一个民族分离派占统治地位的学园，一个人挺身而出，理论和风格上都较好地提出了“台独”批判，很好地继承了台湾历史上光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当然，这感谢之情，含着一份对自己的羞惭与自责。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7）
其实，不必羞惭，也勿需自责、陈映真展开的新一轮斗争证明，他和他的《人间》派的战友们，仍然是反对思想文化界“台独”逆流的中流砥柱。
这使人想起来，1988年1月3日的《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上，陈映真发表的《一九九八台湾文化新貌》一文。那是一篇预测10年以后的文章。陈映真曾经预测，那以后的十年，“在两岸文化交互影响下，大陆文学、艺术、文化和学术，将对台湾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引发年轻台湾文学、艺术和知识界的省思——再创造的运动。”“一九五○年，在‘冷战——民族分裂’的结构中与全面受到美日文化支配的台湾文化，重新编入中国近现代文化圈。因此台湾分离主义的文化和思想，在一九九八年顷，应趋于弱化。”这实在又是太善良的一种愿望。现在，陈映真看到了“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他愤怒了，决心团结战友，组织火力，投入反“台独”的战斗了。
这时，除了陈昭瑛，从1994年起，在台湾，也有年轻的学者开始对“台独”派的论述霸权提出了挑战。比如《岛屿边缘》杂志的陈光兴，就在1994年7月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7期上发表了《帝国之根：次帝国与国族国家的文化想象》一文，针对杨照在1994年3月2—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的《从中国边陲到南洋的中心：一段被忽略的历史》一文，评判了杨照的“南进论”，并进一步提出台湾资本主义“南进”的“次帝国主义的性质”。又比如，1994年12月，同季刊社举办了创社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中，就出现了针对性强烈的批判“台独”派政治、经济、文学论述的论文多篇。对此，陈映真说：“敏锐的人们预感到一场论战的风雨欲来，引人关切。”
陈映真新创办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在1998年冬季，就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周年组织刊发了一个专题《乡土文学论争二十周年》，包括四篇论文，即：
施淑的《想像乡土•；想像族群》；
林载爵的《本土之前的乡土》；
申正浩的《回顾之前•；再思之后》；
曾健民的《民众的与民族的》。
此外，《丛刊》还发表了“文献”——陈正醍的《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田中宏的《与台湾乡土遇合时的种种》，高信疆的《探索与回顾》。两份座谈会的记录：《艰难的路，我们一道走来……》、《情义与文学把一代作家联系在一起》。《丛刊》上另外还发表了两篇批判文章，一篇是曾健民的《反乡土派的嫡传》，一篇是陈映真署名石家驹的《一时代思想的倒退与反动》。
原来，1997年10月19日，以曾健民任会长的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台北举办学术讨论会，纪念乡土文学论争20周年。除了前述施淑等4篇论文，还有亭、黄琪椿、吕正惠、陈映真等人的4篇论文。同时，由当局文建会出钱，春风基金会出面主办了另一场研讨会。会上，陈芳明抛出了《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一文，王拓也抛出了《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一文。曾健民、陈映真就是分别对陈芳明、王拓的文章展开批判的。
这又是一次对峙，又是一场论战。
施淑等人的论文，重在从20年前的论争历史回顾中指出“乡土文学转移本土文学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祖国”的认同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
两份座谈会的纪录，意义是在于，当年参加论争的战友们，陈映真、毛铸伦、周玉山、高准、吴福成、施善继、钱江潮、黄春明、陈鼓应、尉天骢、詹彻、王晓波等人，通过回顾历史，畅叙友情，更加坚定了从事新一轮反“台独”斗争的决心，鼓舞了士气。
这里要说到曾健民。
曾健民在《民众的民族的》一文里，对于乡土文学论战的精神和70年代思潮精神作了新时期的再确认。他从历史的现实主义出发，把乡土文学论战放回到70年代的台湾社会结构中来观察，具体分析了它产生的历史性、社会性基础，阐明它在70年代的具体的社会状况中的时代意义，标举它在历史的制约与发展中提出了哪些突破性的、进步性的观点，同时，也试图阐明，是怎样的历史与社会的结构性力量，阻挡了它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的道路。而这一切，曾健民强调，“应该是回顾乡土文学论战中的现实课题”。
曾健民批判“台独”的战斗精神，特别表现在《反乡土派的嫡传》一文里，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七批陈芳明的〈历史的岐见与回归的岐路〉》。曾健民的“七批”是：一、陈文前提的虚假性和内容的虚构性；二、为当年参战者“穿衣戴帽”的剧情大要；三、彭歌等人在论战中是“右派民族主义者”吗？四、替王拓“改容易面”；五、改造叶文的观点（指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六、诬蔑陈映真；七、日据期台湾的左派抗日组织，从来没有一个团体是以中国意识为基础吗？曾健民深刻批判了陈芳明的种种谬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陈文的兴趣并不在讨论乡土文学，当然也不在讨论乡土文学论战本身。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以避开讨论论战的本体，藉分离主义的两大标准——台湾史观与台湾认同观，来检查乡土文学论战的参战者的思考，扭曲参战者的言论、思想，进而将乡土文学论战虚构成一场以分离主义文学论与民族主义文学论对决为主的论战，这也是陈文的主要策略。其目的在掏空论战的核心、转化论战的本质。虚构乡土文学论战的统独成分，在不著痕迹中伪造分离文学论在乡土文学论战的在场证明，进一步据有论战的历史果实，据此朝向树立分离主义文学论的道统。
用令日的分离主义的政治观与愿望来任意涂写台湾历史，已是当下分离主义者的历史论述的主要特征，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迅速建立新国家的历史想象与认同。在这方面，它与戒严期国民党政府的历史教育作风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历史的嘲讽莫过於此。台湾历史的真像，反覆地被重层的权力者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涂抹，思及此，则不禁怅怅然。
总之，陈文的性格基本上是否定乡土文学论战的精神、解体乡土文学论战的具体历史的；就这一点来说，它与当年的反乡土派的性格相近。然而，像陈文一样，对论战参与者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的变造方面，当年的反乡土派中倒是鲜少见到。以彼等在现实环境中所处的文化霸权地位为靠山，恣意检查乡土派的言论，公然检举乡土派的思想忠诚问题，像这样的作风，两者却颇为类同；只不过，一者是以“反共”为绝对标准，检举乡土派为“中共同路”；另一者，则是以分离主义的史观与认同观为绝对标准，来检举乡土派的民族主义者为“中国的同路人”。两者间的嫡传关系竟如此鲜明，不禁令人深思。
陈映真批判王拓，是王拓其人从左翼统一派立场转向多年后，统派第一次对他扮演过一定的理论角色的乡土文学论战，作了评价和结论。陈映真以为，以王拓的《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一文为分析的批评的对象，“有典型性，也可概及其余台独文论”。
陈映真批判了王拓的“文学台独”主张弃却现实主义，放弃乡土文学论的美日帝国主义论，从反帝民族主义立场走向反民族、反中国、亲帝、反共反华的“（台湾）民族论”等等谬论，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七○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是台湾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是对反动的冷战和内战意识形态的一次颠覆；是台湾思想史上的第三波民族与阶级解放运动，那么，八○年代以迄於今日的台独反共、亲美、亲日、民族分裂固定化、脱中国……的思潮，无疑是从七○年代乡土派进步思潮的一个倒退、反动、右倾和保守化。从前进的乡土文学论向反动的“本土文学论”的逆转，便是这个政治、意识形态大逆转潮流中的一股波浪。……对自己的民族、民族文化和血肉同胞，是怀抱自豪和深厚的认同与深情厚意，还是站在殖民者立场对自己的民族、人民和文明抱着鄙视、否定、抹杀甚至憎恶，标志着解放与奴隶化、斗争与臣服、前进和倒退反动的不同价值与立场。
七○年代王拓思想和李乔、宋冬阳、陈树鸿们最大、最尖锐的不同就在于强烈的祖国指向与“祖国丧失白痴化”的不同。因此，李乔、宋冬阳和陈树鸿们不是七○年代的王拓思想的什么“延伸”、“发展”、“加强”、“相承”和“纯粹化”——而是其反动，断裂和倒退。
而《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的王拓，也不是七○年代的王拓的“延伸”、“发展”、“加强”、“相承”和“纯粹化”——而是其转向、反动、断裂和倒退！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
歪曲台湾新文学发展历史为“台独”寻找根据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
历史常常被它的不肖子孙肆意篡改。
“文学台独”就是常常用他们的分离主义去诠释台湾新文学史上的重大的史实，从而歪曲真相，给台湾新文学的历史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