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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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便是出自一个在二十岁时志于儒学即不曾改志也终身不会变节的台湾人的心灵。如果有三言两语可以凸显此书重点的话，那便是：中国文化就是台湾的本土文化，在追求本土化的过程中，台湾不仅不应抛弃中国文化，还应该好好加以维护并发扬，如果硬要切断台湾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那分割之处必是血肉模糊的。
从遥远的明郑时代一路走来，体味着现代的台湾，不免兴“日暮途远，人间何世？”的感喟。眼前所能选择的只有两条路：死去或者拼命。我们的朋友蒋年丰兄勇敢的选择了死亡，而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就只好拼命了。这本书便是继一九九六年《台湾诗选注》之后又一拼命之作，其中自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从中听得到心跳，摸得到脉搏。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5）
陈昭瑛的《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一书，收录的论文是：
第一部分古典文学与原住民文学——
《台湾诗史三阶段的特色》，《台湾诗选注》，正中书局1996年版；
《明郑时期台湾文学的民族性》，《中外文学》，1993年9月第22卷第4期；
《文学的原住民与原住民的文学——从“异己”到“主体”》，《中央日报》1996年6月，台大文学院主办国际会议“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
第二部分新文学、儒学与本土化运动
《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节本刊于《中外文学》1995年2月号，全文载于《海峡评论》1995年3月号，原发1994年8月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办之“高雄文化发展史”研讨会；
《追寻“台湾人”的定义——敬答廖朝阳、张国庆两位先生》，《中外文学》1995年4月第23卷第11期；
《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敬答陈芳明先生》，《中外文学》1996年9月24卷第4期；
《光复初期“台湾文化”的概念》，应王晓波之邀而写，发表于1997年2月28日夏潮基金会、台湾史研究会主办之“‘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学术会议”；
《当代儒学与台湾本土化运动》，1995年4月23日发表于中研院文哲所规划、刘述生教授主持之“当代儒学计划”的第三次研讨会，后辑入《当代儒学论集：挑战与回应》，1995年中研院文哲所出版。
这里面，《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最为重要。
这篇文章，是陈昭瑛有感于1987年“解严”以来“本土化”的呼声甚嚣尘上愤笔疾书而成的。而且，这“呼声”中，陈昭瑛还点名批判了李登辉，指出李登辉登上“总统”宝座而达到了“本土化”的高潮，“执政的国民党确实是浩浩荡荡地加入了本土化的队伍”。陈昭瑛为此考察了台湾一百年间的历史，将“本土化”断代为“反日”、“反西化”、“反中国”三个阶段。陈昭瑛将“反中国”阶段划分在1983年之后，认为“台独意识”是“中国意识的异化”，是“台湾希望从中国这个母体永远走出来，彻底地异化出来而成为一个主体，反过来与中国这个母体对抗”。由此，她认为，“统一的主张是一种对异化的克服。”陈昭瑛在考察中还对陈芳明的“主体性”谬论给予了尖锐的批驳。陈昭瑛批判的特色，是她鲜明的中国文化的立场。
陈昭瑛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文发表后，立刻引发“独”派的围攻。《中外文学》在1995年3月号上发表了廖朝阳的《中国人的悲情：回应陈昭瑛并论文化建构与民族认同》，张国庆的《追寻意识的定位：透视〈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迷思》，4月号上发表了邱贵芬的《是后殖民，不是后现代》（邱文把陈昭瑛的论文说成是“殖民中心论述”），5月号上发表了陈芳明的《殖民历史台湾文学研究：读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的运动〉》。陈昭瑛分别在4月号和9月号的杂志上刊出《追寻“台湾人”的定义》及《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予以反击。
《追寻“台湾人”的定义》是反击廖朝阳和张国庆的。廖朝阳是陈昭瑛的老师。他用解构主义，把“中国主体性”的“中国”移除，而移入“台湾”，建构“台湾主体性”。廖朝阳对陈昭瑛描述的吴浊流、叶荣钟等人的近似本能的“祖国意识”颇有芒刺在背之感，对此，陈昭瑛表示，她并不奢望“台独”论者能与台湾前辈们的精神世界有什么“血肉的连系”，“只不过希望广大的台湾子弟能对台湾人的这段精神史有一点了解，而这种台湾史知识应该是作为台湾人的起码条件”。对于廖朝阳，陈昭瑛颇有几分大义灭亲的气概，不无悲壮神色地写道：
多日来我始终苦于找寻“对话空间”而不得。当一个吟咏梁启超赠林献堂等人诗句“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就会热泪盈眶的台湾人，遇到了一位以拆解中国、中国文化来演练“理性操作”的解构主义学者，能不形成“鸡同鸭讲”的局面吗？或者更清楚地说，一个浸淫于台湾历史文化中的台湾人，和一个只知有“此时此地”，甚至连“此时此地”，连“台湾”和“人”的意涵都要加以抽离的所谓“台湾人”的空白主体之间，有对话的空间吗？
至于这“台湾人”的话题，陈昭瑛指出，这是80年代中期“本土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以来一直困绕着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的一个老问题了。陈昭瑛以无比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台独”论者拿“台湾人”做文章的秘密——
少数人以他们坚持的标准来筛选大多数人谁是台湾人，谁不是台湾人，于是整个社会仿佛患了精神分裂症，省籍矛盾、族群矛盾可能只是台湾人精神分裂的症状。这个用来为“台湾人”正身的正字标记，虚伪的政客称之为“认同台湾、爱台湾”，但是，毕竟“认同”和“爱”是相当主观的，不易作客观的讨论。于是有担当的政治人物如吕秀莲明快的说：“支持台湾独立的人才是台湾人。”这一下隐蔽于意识形态迷雾下的“台湾人”真面目豁然开朗。
陈昭瑛气愤地说：“这种以支持台独与否来判断住在台湾的人是否为‘台湾人’，实在是一种泛政治化的作法”，是“历史相对主义（historical relativism）的滥用”，这种历史相对主义的滥用，就使得“台独”论者在台湾史和台湾文学的研究中，受政治立场所克制而使他们的研究“成为其台独意识形态的注脚”。
《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的副标题是《敬答陈芳明先生》。陈昭瑛指出，陈芳明的攻击文章“非常集中的表达了台独的基本论点”。陈昭瑛用了三小节的文字加以回应。这三小节的标题是：“失忆症的台湾社会”、“欠缺主体内容的‘中国’”、“重新检验殖民史”。
在“失忆症的台湾论述”一节里，陈昭瑛指出，陈芳明“恢复的历史记忆只有一百年”。那是因为，一百前的历史事实他也无法否认，那时的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种事实，是“与陈芳明的反中国立场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要继续失忆。而这一百年，他又难以否定20年代之前的古典文学还是属于中国文学，所以他还是要保持失忆。他只能就20年代以后的新文学说话。然而，即使20年代以后的这70年，他也要歪曲历史。陈昭瑛揭露说：
陈芳明想利用五0、六0年代的白色恐怖、七0年代的乡土文学来建构反中国论述，套叶石涛的话：“那是昧于历史现实的胡扯”。白色恐怖中的左倾思想、乡土文学的本土主义都有强烈的反国民党色彩，但却是亲中国的，同样，被陈芳明利用来建构反中国论述的日据时代作家反的其实是国民党，并不是中国。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6）
有鉴于此，陈昭瑛揭露陈芳明“在台湾人和中国人之间制造了太多莫须有的对立”。
在“反殖民反专制：‘中国’的主体内容”里，陈昭瑛指出，她花了那么多篇幅，说明了，历史上，“台湾人（此处指百分之九十八的汉人），曾坚守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对抗外来文化的侵略，自本省人丘逢甲、连横、吴浊流、庄垂胜、陈映真，以至外省人徐复观、胡秋原、尉天等等莫不如此，而陈芳明竟说她的“通篇文字里，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主体内容。”这是为什么？陈昭瑛说：“问题恐怕出在陈芳明根本不承认中国会有主体内容。”这里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认同的问题。于是——
因为不认同中国，所以只从负面去认知中国，又由于只认知到负面的中国，于是更加强反中国的倾向。
在“发现真正的殖民史：原住民的悲哀”一节里，陈昭瑛批判的是把“台湾作家”与“外省作家”对立起来的陈芳明“不厌其烦虚构出来的外省人对本省人的殖民史……的虚伪性。陈昭瑛写道：
由于被殖民的妄想和受害意识过于根深柢固，陈芳明无法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反而是倾向大中国的陈映真能够诚恳的反省这段历史，在为排湾族诗人莫那能诗集《美丽的稻穗》所写的长文中，他跳脱汉族本位，批判汉族政权对原住民的长期压迫，并且指出：“如果一定要在台湾生活中找‘民族压迫’的问题，那恰好不是什么‘中国民族’对‘台湾民族’的压迫，而是包括‘中国人’的，‘台湾人’的汉族对台湾原住民族的压迫。”
陈昭瑛警告陈芳明说：
如果一部分台湾人仍要继续以自外于汉族来回避汉族对原住民族的责任，则可以预期的是独立建国的狂热仍将淹没追求合理社会的欲望。
除了《中外文学》，当时，统派人物王晓波主编的《海峡评论》的4月号、5月号和7月号上，也发表了陈映真、王晓波、林书扬的三篇文章，回应了陈昭瑛的文章。对此，那时有人说，围绕着陈昭瑛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文所展开的论战，是乡土文学论战之后最重要的文化论战。
陈映真的文章，是发表在1995年4月《海峡评论》52期上的《“台独”批判的若干理论问题——对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回应》。
陈映真的文章开篇是说：
十几年来，岛内“台独”运动有巨大的发展。到了今日，它已经俨然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一种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霸权。在学术界、中研院和高等教育领域，“台独”派学者、教授、研究生和言论人，独占各种讲坛、学术会议、教育宣传和言论阵地。而滔滔士林，缄默退避者、曲学以阿世者、谄笑投机者不乏其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中，读陈昭瑛的《论台湾和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心情不免激动。
对陈昭瑛的论文《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陈映真从理论知识和治学议论的风格两个方面肯定了成绩和贡献，充分肯定她“为‘台独’批判论和民族团结论留下丰富的思想理论空间”，“开展了重要的视界”。对于陈昭瑛论文中值得商榷的地方，陈映真则展开了讨论。讨论涉及的问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