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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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陈映真说到，经过1979年高雄美丽岛事件后，台湾战后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运动走向了民族分裂的途程。陈映真说
政治上的统独争议，反映到台湾文学、文化的领域，就表现为八０年代台湾文学分离论，即所谓“本土文学”论、和中国文学对立的“台湾文学”论，而有长足的发展。从八０年代中后开始，叶石涛、王拓、陈芳明、巫永福、宋泽莱、李魁贤和不少原台湾文学的中国性质论者，在没有做任何负责的转向表白条件下，转换了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方向，从他们原来的原则立场，全面倒退。
回顾这一变化的情景，陈映真还在文章里写道：
一九八七年，在没有革命、政变，没有对历史和社会的构造性变革条件下，台湾资产阶级由上而下地接续和接受了一九五０以降旧国民党的权力。随着时日，台湾朝野资产阶级共同继承了国民党尸骸所遗留下来的遗腹儿——反共、亲美亲日、反中国、两岸分断的固定化的政治和政策。
七０年代达到高潮的、反内战•；反冷战意识形态的突破，不旋踵到八０年代遭逢了全面性的挫折和转折。这是中国指向的反帝民族解放的本土论创造了它的异己物——反中国的本土论——而异化，抑或内战•；冷战意识形态（肯定）与反内战•；反冷战意识形态（否定）的对立斗争过程中，由于一些不利的条件（左翼传统的溃绝，进步理论•；思想积累的弱质，等等），使否定的否定中挫，无法使否定超克肯定，完成新的肯定（否定的否定）的建设——这虽是有待深化探讨的课题，但小论的作者以为，台湾左翼传统的弱者，和战后台湾左翼在知识、理论——从而在实践上的贫困和极端艰难的处境，是造成八０年代以降反动和大倒退的主要原因。
七０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在弹指间竟过去二十年。环顾今日台湾，……相对于七０年代强烈的中国指向，八０年代兴起全面反中国、分离主义的文化•；政治和文学论述，台湾民族主义代替了中国民族主义。反帝反殖民论被对中国憎恶和岐视所取代。民众和阶级理论，被不讲阶级分析的“台湾人”国民意识所取代。
历史给予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将近二十年的发展时间。但看来七０年代论争所欲解决的问题，却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迎来了全面反动、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
这是不堪回首之余作出的痛心疾首的总结。科学，精辟，深刻，有力，充满了理性的思辨，而又洋溢着战斗的激情。
就是凭着这种理性的思辨和战斗的激情，陈映真，作为台湾思想界、文学界统派的领军人物，从40岁到60岁，一路战斗着走来，与文学界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毫不妥协地斗争了20年，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在台湾新文学思潮史上留下了他光辉的足迹。陈映真和他的战友们批判“文学台独”谬论的历史，就是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统独论战的历史。
这里，我们先看他们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坚决批判本土化、自主性的“台独”谬论。
第一、论述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它的文学，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上，是具有其独特的属性的，正如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全国其他省的文学一样，都具有这种地方的特性。当然，台湾更有它特殊的方面，被西班牙、荷兰占领过，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50年，1945年回归祖国以后，又被国民党统治了50年，与大陆长期隔绝，所以，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和全国其他各省的文学相比，自有它复杂的一面。尽管如此，我们同样看到，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并没有因为这种特殊性而发生质的变化，变化成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了。然而，“文学台独”势力片面地夸大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以至于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于制造出所谓的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以及台湾文学的“主体论”等等谬论。事实上，就文学属性的精神层面的思想内涵来看，台湾文学和其他各省的文学一样，都共同具有中国的属性。
就此而言，在1982年8月《大地》10期以《论强权、人民和轻重》为题的访谈稿中，在回答“台湾文学有没有它独到的文学特点”这个问题时，陈映真说：
我想是没有的。我对于怀着台湾意识的（正直的）人们，抱着尊敬和同情的态度。我自己就是台湾人，但不同意那想法。例如，他们强调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不同。台湾（文学）和中国（文学）并不像英国（文学）和爱尔兰（文学）那样存在着醒目的不同，爱尔兰有他的异族传统，历史发展也迥异于英国。英、爱的文化，各自独立发展了几百年。这种情况，和我们就绝对不一样。
与此同时，针对叶石涛、彭瑞金、郑炯明等人在《文学界》上公开标举“台湾文学”的“自主化”、“自主性”，在4月出刊的《益世杂志》19期上，陈映真发表《消费文化•；第三世界•；文学》一文，批评叶石涛等人说：
我总以为，与其强调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自主性”，实在不若从台湾文学、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同一性中，主张台湾文学——连带整个第三世界文学——对西欧和东洋富裕国家的自主性，在理论发展上，更来得正确些。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2）
接着，1983年1月的《文季》1卷5期上，陈映真又发表了《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一文。8月的《文季》2卷3期上，还发表了《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一文。前者，是在胡秋原主持下作的一次演讲。演讲中，陈映真将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作了社会发展、经济情况的比较，得出一个结论是，“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处于被先进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因而，“台湾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一样，“是做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之一环节而产生”的。说到“台湾文学相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的特性’论”，陈映真指出：
在历史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台湾文学的“特性”，和第三世界文学的诸特性比较之下，就无独特可言了。在反帝、反封建、民族主义这些性格上，台湾文学不可辩驳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
陈映真还指出，那些引起标举“台湾文学”的“自主性”的“分离主义”，和“企图中国永久分裂的野心家有复杂而细致的关系，而台湾文学的分离运动，其实是这个岛内外现实条件在文学思潮上的一个反映而已。”在后一篇文章里，陈映真则辨析了“台湾文学”这四个字的复杂内容，指出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所说的相对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就是主张台湾文学的“自主性”的。陈映真的批判矛头，仍然指向了叶石涛等人的谬论。
陈映真的主张，后来被他们认定为詹宏志“边疆文学论”之后的“第三世界文学论”，也遭到了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的围攻。陈映真以他的善良和对人的理解及宽容，没有一一反击。但是，他的原则立场却不含糊。在接受有关媒体和人士的采访时，还是要一一表明态度的。
比如，1983年8月，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期间，就先后接受过李瀛、苏维济、韦名等人的采访，反复谈到他对台湾文学的看法。其中，韦名的采访，曾以《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为题，发表在1984年1月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当采访者问到“台湾乡土文学是不是‘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时，陈映真明确地回答说，台湾“乡土文学是台湾的中国文学继承了过去中国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干涉生活的传统”。陈映真说：
……什么文学才算是“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呢？他必须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在生活的斗争中，他逐渐地觉悟到，原来过去的汉人意识是“空想”的，原来他是一个经历四百年社会变化后形态的“台湾人”，而这“台湾人”在历史上负有创造一个独立民族和国家的使命。只有当这样的人物和主题出现在过去或现在的台湾乡土文学中，“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才算诞生。
但是纵观几十年来台湾近、现代文学史，这种文学根本不曾存在时。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1987年5月22日《华侨日报》发表了香港作家彦火访问陈映真的记录稿《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这是1983年11月11日陈映真离开爱荷华前夕，在下榻的五月花公寓，彦火对陈映真的一次深入访谈记录。访谈中，陈映真批判了当时台湾文学的“暗潮”。当彦火说到“台湾本地的文学，应该成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时，陈映真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台湾文学，如果从写作方式、语言、历史、主题来讲，都是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是毫无异议的。
当彦火问到他“对目下台湾某些人强调的台湾意识文学有什么看法”时，陈映真就此展开了他的批判：
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暗潮，是分裂主义的运动和思潮，从北美感染到台湾。有一本文艺杂志，是党外一个战斗的杂志，水平很低，他们把乡土文学拉到台湾人意识的文学，我不同意。我觉得乐观的原因是分裂派的理论说台湾的矛盾，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专政，这不是事实，因为台湾社会里是阶级矛盾，同阶级里面的外省人和本省人好得不得了，不是民族问题。他这个主张和现实不对头，因而他这种主张的文学也不可能是好的，因为很简单，文学是反映现实嘛，……
说到所谓的“台湾意识文学”，陈映真还特别分辨说，“从世界的角度看起来，”台湾的乡土派“是反西化的一种文学”，“不是像现代派所讲，是台湾意识反对中国意识的文学。不是，在第三世界都有这个共同普遍的问题。”
1987年，恰逢乡土文学论战10周年。《海峡》编辑部派人特别访问了当年论战的主将陈映真。访问记录以《“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为题，发表在《海峡》1987年6月号上。访谈中，陈映真再一次宣布了他的主张，像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我爱玛莉》，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以及他自己的《贺大哥》等作品：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个中国在里面，都以中国为方向，为思考内容。
第二、分析“自主性”、“主体论”、“台湾意识文学”等谬论出笼的社会原因。
《海峡》编辑部的访问中，陈映真谈到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就是眼前的“台湾文学”的问题。陈映真分析说，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
有些台湾作家是以外省人压迫本省人解释这个政治事件，而不是用更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去了解；所以心中就产生了悲愤。于是提出“台湾文学”的概念，探讨“台湾人”是什么？“台湾文学”是什么？“台湾”是什么？这种身份认同的问题在台湾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