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当代文学史-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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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迹象，从而赢得了无数狂热的读者。在此前后出现的一批作品，如潘诺　

娃的小说《一年四季》（1953），奥维奇金的特写《在前方》（1953），佐　

林的剧本《客人》（1954），考涅楚克的剧本《翅膀》（1954）大都具有暴　

露倾向，形成一股被称为“解冻文学”的潮流。　

　　　　在这股解冻思潮的推动下，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将他长期酝酿、精心结撰　

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投给《新世界》杂志被拒绝，便于1957年在意大利出　

版，次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被指为反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作品，作者受到公开批判。　

　　　　　60年代初，随着人道主义思潮的涌动，文学对个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命　

运给了更多关注，作家对社会生活中的“冰冻”现象给了更有力的冲击。1962　

年11月，《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炮兵连长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　

维奇的一天》，此后写监狱、流放所、劳改营生活的“集中营文学”作品相　

继出现。　　1963年，特瓦尔多夫斯基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两年之久的长诗《焦　

尔金游地府》公开发表，叶甫图什科也写了《斯大林的继承者》一诗，对斯　

大林时代进行抨击。赫鲁晓夫曾在别墅中朗诵《焦尔金游地府》一诗款待法　

国作家萨特、波伏瓦和罗伯·格利叶一行，但这些作品依然受到思想文化界　

正统势力的猛烈抨击。　

　　　　在六七十年代，作家为争得创作自由仍需付出高昂的代价。1964年，列　

宁格勒年仅24岁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被法庭指控为“懒汉和寄生虫”，　

判处五年强制劳动，西尼亚夫斯基和凡尼尔两位作家在莫斯科被捕，罪名是　

在国外发表作品。他们后来均被驱逐出境。布罗茨基1987年以美国诗人的身　

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于60年代未又在国外出版了《第一圈》和　

　《癌病房》两部小说，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受到政府严厉惩处：剥夺公　

民权，并驱逐出境。　

　　　　　7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中一个突出现象是长篇巨制不断涌现。西蒙诺夫的　

　《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三部曲，恰科夫　

斯基的五卷本小说《围困》都是“对战争事件作全景描写”，不仅写“战壕　

真实”，也写“司令部真实”。普罗斯库林的《命运》和《你的名字》两部　

曲对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进行立体镜式的反映和全方位透视，此外还有邦达　

列夫《热的雪》、《岸》，阿勃拉莫夫的四部曲《普里亚斯林一家》，阿纳　

尼耶夫的《没有战争的年代》，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和冈察尔的　

　《你的霞光》等。长篇叙事诗也再度复兴，主要有伊萨耶夫《记忆的远方》，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二百一十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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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着力塑造“正面人物”的作品在对人性的深层挖掘和表现上取得了　

成绩，如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贝科夫的《方尖　

碑》等六部战争小说，格拉宁的中篇　《克拉芙季娅·维洛尔》，索罗金的长　

诗《天鹅飞翔》，利帕托夫的中篇《普隆卡托夫经理的故事》，德沃列茨基　

的剧本《外来人》，罗佐夫的剧本《处境》和盖利曼的电影剧本《反馈》。　

　　　　也有的作家更侧重于从道德批判的角度表现生活，如特里丰诺夫的中篇　

　《滨河街公寓》，沙特罗夫的剧本《明天的天气》，万比诺夫的剧本《去年　

夏天在丘里木斯克》，阿尔布卓夫的剧本《残酷的游戏》，罗佐夫的剧本《婚　

礼之日》，罗申的剧本《赶紧行善》，艾特玛托夫的中篇《白轮船》，利帕　

托夫的长篇《伊戈尔·萨沃维奇》等。　

　　　　　由于特殊的国际政治局势，当代东欧各国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同　

苏联保持了大体一致的趋势和风貌。虽然阿尔巴尼亚坚持霍查路线，孤立于　

国际社会之外，南斯拉夫走不结盟道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大的政　

治动乱，苏联的文艺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作家间的频繁交往使　

整个大环境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南斯拉夫是多民族国家，有悠久而多样的文学传统，20世纪以来，现实　

主义，表现主义及其它现代主义流派都取得了一定成绩。战后安德里奇发表　

长篇小说三部曲《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支纪事》和《女士》，196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乔皮奇、卡列布、波特尔的小说，弗兰尼切维奇、奈斯　

基的诗歌也都各具特色。六七十年代以后长篇小说创作取得新的进展，产生　

　《旗帜》（克尔莱）等一批作品。　

　　　　　匈牙利1945年解放后，一批流亡作家回国。　　1956年“匈牙利事件”　

使大批作家受牵连，60年代被捕作家大都获释，重新开始创作。戴里·蒂博　

尔发表《革出教门》、《没有判决》等小说，1964年他被选为柏林科学院名　

誉院士。卢卡奇的文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罗马尼亚是文学思想比较活跃的国家，达达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　

等现代派思潮都曾发生过影响，战后小说有巴尔布的长篇《坑》（1957），　

波波维奇的《权力和真理》（1973），萨多维亚努的历史小说《尼古拉与蹄　

铁》　（1952）等，诗歌则以贝纽克的政治抒情诗为最有名。　

　　　　　波兰在战后有两位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位是以撒·辛格，1978年　

以《庄园》获奖；一位是契拉弗·米洛舒，1980年以《米洛舒诗选》获奖。　

另外，50年代的“黑色文学”、“清算文学”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小说、历史　

小说和黑色幽默小说都曾产生过影响。　

　　　　保加利亚战后主要作家有维任洛夫，代表作为长篇小说　《干旱的平原》　

　（1952）；迪莫夫擅长心理描写，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烟草》（1951），　

讽刺剧《带着泪痕的女人》（1959）和《罪人》（1961）等。此外有加贝的　

长诗、齐达罗夫和瓦西列夫的剧本。　

　　　　捷克斯洛伐克文学进入当代之后，在诗歌与小说方面有长足的进展，诗　

歌在战后初期及50年代以赞美和平与新生活、批判法西斯战争为主旋律，六　

七十年代侧重于现代人心灵世界的的探索，涌现出一大批诗人，其中亚·塞　

弗特以其意境清新、韵律优美的《塞弗特诗选》荣获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　

60～80年代，米兰·昆德拉是十分活跃的小说家，他的几部主要作品和长篇　

小说《玩笑》（1968）、《生活在别处》（1973）、《为了告别的聚会》（1976）、　

　《笑忘录》（1976）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已被译成20多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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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从80年代末开始，又陆续被译为中文出版，在中国赢得　

了大批读者。　

　　　　　80年代以后，东欧各国与西方国家交往日趋频繁，这将对东欧文学产生　

深刻影响。　



　　　　　　　　　　　　　　　　　　　　　　　　2。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苏联俄罗斯作家，美国苏联文学专家马　

克·斯洛宁称他为“另一个俄罗斯的代言人”，因为他尽管一生都住在苏联，　

从未出过国，但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观照方式似乎对他没什　

么影响。从早年的诗歌到晚年的小说，他始终是个踽踽独行的异端分子，肖　

洛霍夫称他是“寄居蟹”，他坚持以自己的心感知，以自己的眼光观察，因　

此他的作品总是不合流俗。他写的是俄罗斯的另一重现实。　

　　　　　帕斯捷尔纳克生长在一个艺术家庭，父亲是美术学院教授，曾为托尔斯　

泰的小说作过插图，母亲是著名钢琴家。少年时代他沉迷于福音书、哲学和　

音乐之中，并苦学音乐理论和作曲达6年，但自学在音乐上难有作为，于是　

转而写诗，从十月革命前至40年代共发表近10部诗集，其中有10年潜心翻　

译莎士比亚悲剧和歌德的《浮士德》。他的诗具有象征派的音乐感、未来的　

口语倾向和超现实主义的意象，因而他被誉为先锋派诗人的大师和领袖。他　

的诗作少用新奇和怪僻的词，但他追求奇特的表现，他会说“浪花烘焙着波　

涛，就像烘焙华夫饼干”，“我的亲吻就像壶中倒出的水那样流过你的胸脯”，　

　“远方惊慌失措，屋子摇摇欲坠，天空一片蔚蓝，像个久病初愈的人”，他　

也经常使用口语，故意混淆诗歌和会话的界限，他认为艺术家“通过自己的　

灵魂听世界”，其主要职责是“揭示或表现无人知晓的、无法重复的、独特　

的活生生的现实”。他关注事物的统一性、人与宇宙的关系、人类的命运，　

并作为人类创造精神的象征而永远保持艺术的敏感。　

　　　　　至40年代末，他觉得诗歌已不便于表达他对生活的体验和对历史的深沉　

思考，于是在莫斯科郊外蜇居5年，写出了史诗式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他给国内出版社投稿，受到严厉批评，转而投给意大利出版商，1956年　11　

月小说在米兰出版，立刻引起轰动，有的评论家甚至将它同《战争与和平》　

相提并论。时隔一年多，瑞典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帕斯捷尔纳克。这　

一下激怒了苏联，舆论口诛笔伐，作协开除他会籍，高尔基文学院学生到他　

家示威，扔石头砸门窗，党政领导中有人宣布，既然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不　

满，他尽可以到“资本主义乐园”去，假如他前去领奖而不再回苏联，也决　

不追究。帕斯捷尔纳克急忙拒绝受奖，并致信赫鲁晓夫，恳求不要将他驱逐　

出境。此后，帕斯捷尔纳克又在一个小村庄度过寂寞的两年，于1960年5　

月30日病逝。　

　　　　　　《日瓦戈医生》写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前后俄国的生活，主人公尤里·日瓦戈是富商的儿子，但很早就被父亲抛弃，　

跟母亲相依为命，10岁时母亲去世，他成了孤儿。在别人抚养下，他生活在　

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圈子里。他在大学里学医，同时对哲学、历史、文学和宗　

教极有兴趣。这种身世和经历使他性格内向、严谨、冷静、善于思考，并富　

于同情心。对俄国社会的黑暗腐败他深有感触，认为十月革命是“高超的外　

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但他不能理解新生的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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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他认为暴力只能带来毁灭，只有善才　

能带来善。在急风暴雨般的动荡年代，他不愿违心地参与，同时又难以忍受　

局外人的孤寂与彷徨。他走遍俄国想寻找一个栖身之地，最后在乌拉尔山区　

住下来，爱上一个叫拉拉的女人。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他流浪到西伯利　

亚，在游击队里当医生，拉拉由于政治迫害而逃亡国外。日瓦戈回到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