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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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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户部尚书前,肃顺掌管都察院和理藩院,曾奏减八旗俸禄。于是,基层的旗民也被他得罪。
      最上层是与之有“一饭之仇”的慈安,和因为“钩弋故事”引发猜忌的慈禧,中间是各级被他得罪的官僚,最下是广大的在京旗民,构成了反对肃顺等人广泛的群众基础。
      发动政变,需要武装力量作为保障,“后党”的直接军事后援则是胜保 。胜保出身举人,好誉喜事,在京任时“屡上疏言事,甚著风采”。咸丰二年,上疏论时政,批评皇帝赏罚不明,逸豫偷闲;咸丰优容,并未以此责怪 。此后,出京带兵,胜少败多,成效不著,十年,召回京城。正赶上英法联军犯阕,命带八旗军会合僧格林沁等军“勤王”。六里桥一役,带伤力战,裹创面圣,咸丰奖励他“忠勇性成,赤心报国”八个字,此后“每诵天语,感激涕零”,对咸丰个人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感。他的姐姐文殊保,是个小有成就的文艺女青年,慈禧入宫前就曾随她学书法。所以,胜保和慈禧,在政变前已有交情。咸丰死前,针对肃顺和二后的矛盾,他就说过要带兵前往热河“清君侧恶”的话;据说,慈禧听到,十分感动,特地绣了个荷包送给他,上有四字:精忠报国 。咸丰驾崩,留下孤儿寡母,他的立场自然偏向“后党”。胜保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地位,则令他的立场偏向具有左右大局的重要性。停战议和,各路溃军及陆续来到的勤王部队共万馀人,都由他统领,随又奉命兼管圆明园八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改练“京兵”。那时,他成了实际上的“卫戌司令”,担负起原来“九门提督” 任内的责任。这就是胜保的特殊地位,能够在军事上保障“后党”在北京实行政变。
      以上,分析了“后党”势力形成的原因。反观所谓“肃党”,除了顾命八大臣,几乎再没有别的实力派作为“党羽”,所能凭恃的,只有先帝的“遗诏”——仅为口诏,不是朱谕;“后党”事后推翻或者进行“宪法解释”,远比废除黄绫红字的“成文法”来得省力,以及身处热河的地理优势。“遗诏”既奉,更在主观上麻痹了顾命大臣们的警惕性,没有利用滞留热河的时间,在舆论、人事和军事方面加强戒备,以应不虞。他们怀抱“妇人之仁”,不敢设想政敌们敢于公然违抗“遗诏”,发动政变;以两个女人领衔的政敌们却秉承“最毒不过妇人心”的古训,不恤人言国法,结合阴谋暴力,获得最后的成功。
6。太后垂帘的阴谋论
      七月十七日,咸丰崩。八大臣辅佐幼主的领导体制开始运作。运作程序为:臣下奏章,顾命大臣与两位太后共同阅看,拟旨由顾命大臣率军机处负责,二后口谕则相当于以前的皇帝“朱批”。重要人事任命,由太后、顾命大臣和军机处共商确定。一般任命,则抽签决定。
      圣旨用印,正文开始处用“御赏”印,结尾处用“同道堂”印 ,由咸丰临死前分别赐给
    慈安和同治;同治年幼,不可能看懂章奏,“同道堂”印的使用权便变相归于其生母慈禧。说起 “同道堂”印,还有一个小故事。一日,咸丰上班迟到(估计是淹留在某“春”居所醉酒所致),慈安大怒,跑到寝宫追问昨夜“侍寝何人”。元凶带到,慈安升座痛责之。退朝后,咸丰没看见皇后,知道大事不好,急忙赶回寝宫,只见“宫监森然侍立”,很有可能再说几句就有人要被“杖毙”、“赐缳”,于是吩咐宫监不要报告皇后(怕慈安闻信则先斩后奏),“潜步入”,慈安见咸丰来了,只好让座,由他来处理。咸丰打马虎眼,问慈安:这下面跪着的是谁啊?慈安不和他开玩笑,直接来了一篇大道理:自祖宗建国以来,天子的作息时间都有定制。今天皇上因为贪欢晏起,上班迟到;外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只会怪我不能管理内务,所以我要问问她为何拼命劝酒,坏了宫里的规矩?咸丰只好用“罪在朕躬”的办法蒙混过关:“此自我过。彼何能劝我?且宜恕之”;慈安不好再追究,只好留下一句狠话:“此主子宥汝。以后无论何处醉,惟汝是问!”咸丰自觉惭愧,“即索所佩”,当时只带了这颗“同道堂”玉印,因“解赐后以谢”,于是“同道堂”印就成为咸丰感激慈安赞成“帝德”的信物 。现在此印从慈安转赠给同治(慈禧),也就蕴含了规制的深意。
      抽签决定任命的程序,则如此操作:由吏部堂官选择候选官员,将姓名写在签上,密封进呈。抽签时,太后坐两边,幼帝坐中间,大臣立堂下,签筒交给幼帝,由他“掣签”。掣出后,太后用印,下发各部各省执行。
      负责提名写签的吏部尚书陈孚恩,算是各部院实力派中唯一属于“肃党”的高官,他成为“肃党”的经历颇为辛酸,值得多写几句。陈孚恩,江西新城人。道光年间,依附穆彰阿,一直升到刑部尚书。道光三十年,咸丰即位,陈孚恩开始走霉运,原因则都与“肃党”有关。首先是“议礼”一事;道光皇帝觉得任内输了鸦片战争,列祖列宗颜面扫地,自己不配进入祖庙,享受后代祭拜,于是“遗命罢配郊祔庙”。咸丰“交廷臣议”,陈孚恩和怡亲王载垣意见不和,当着皇帝的面,戟指对骂。载垣“以失仪自劾”,咸丰没有过分追究,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他大为失落,不久就以“母老乞养”告归。回乡后帮办团练,守城有功;七年,母丧后再回北京,明年,授兵部尚书。本以为咸鱼翻生,哪料到咸丰八年协助肃顺主办科场案,发现他儿子陈景彦牵涉在内,于是“自请严议,并回避”。其子终于褫职、远流。由此,他“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暱附(肃顺)诸人”,咸丰十年九月,由兵部尚书调任吏部尚书,登上个人仕途的巅峰。
      披折子,选官员,是最重要的两项权力,太后虽然参与,但是实权都掌握在顾命八大臣手里。虽然这是秉承咸丰“遗诏”的运行方式,但是自负才情的慈禧是万不甘心如此的。慈安性情固然刚愎(因食物致恨于肃顺,因晏起大展雌威,可见一斑),可是见识、才能有限,所以,她要掌握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力,或者说就是盖章的权力。慈禧则不然,根据她日后的表现,不难猜测她追求的权力乃是一种事无大小、不分表里的全面掌控。当时肃顺手下某人致其友人信中说:“风闻两宫不甚惬洽,所争在礼节细故,似易于调停也”;其实,两太后所争,根本不在“礼节细故”,而是“垂帘”大计。“后党”某军机章京在八月十三日写信给在京的同事朱克勤,报告热河情报,说:“闻西边执不肯下,定要临朝,后来东边转湾。虽未卜其意云何,大约是姑且将就” 。“西边”,指慈禧;“东边”,指慈安。话说得很明白,慈禧坚持要“临朝”,也就是不满足于参加与顾命、军机之间的会议,而要直接上朝听政。作此信之“肃党”将这种信息解读为“所争在礼节细故”,政治上未免太不成熟了。而他的“不成熟”,则植根于其老板仗着“遗命”在身的的盲目乐观,反映了“肃党”内部的糊涂“共识”。
      当然,“后党”能明确领会到慈禧“定要临朝”的意旨,是在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的折子呈递以后。“肃党”反应迟钝,判断失误,误解为“所争在礼节细故”,其时当在董元醇上奏之前。
      八月六日,御史董元醇递上一封奏折 ,“敬陈管见”。他的“管见”,主要有三条:首先,请明降谕旨,宣布两位皇太后垂帘听政;其次,除了顾命八大臣外,再选择一二位亲王加入到领导集团;第三,为幼帝改派师傅。
      前两条是赤裸裸的夺权。不但赤裸裸,还有找死的嫌疑。清代祖制,历来严格限制后妃、皇子、亲王、宫监干预朝政,敢于提建议破坏这种制度的大臣,标准量刑一定是死罪 。虽然顺治初期,出现过孝庄皇太后会同济尔哈朗、多尔衮两位亲王联合辅政,算是一个特例,但至少没有公开说这就是“垂帘听政”。咸丰托孤,把二后排除在外,无非也是遵从祖宗之制。凭这点,就可以说董元醇有找死的嫌疑。至于增派亲王进入领导集体,其意所指,当然是恭王奕訢和慈禧的妹夫醇王奕譞。辅政八臣内固然有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但是咸丰以帝王之尊,变动祖制,自上而下,属于违规;臣子倡言亲王辅政,则是自下而上,属于违法了。此条虽不至死罪,但也不是小过。
      第三条则计及长远,为日后太后释权、皇帝亲政的平稳过渡做准备。当时,上书房中已经有了一个帝师,就是咸丰生前钦定的李鸿藻;董之所以要求改派,则考虑到帝师对幼帝的影响力,欲安排铁杆“后党”取而代之。就常人而言,童年时感受最真切的乃是母爱,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也多赖于母亲的教诲。但是生长于深宫之中的皇子,却非如此,甚至见到母亲的次数都不是很多。清代祖制:皇子一生下来,不论嫡庶,立即由保母抱走,归奶妈哺乳。每个皇子,都配备了八个奶妈、八个保母,加上针线、浆洗、灯火、锅灶上人,总共四十人的服务班子,由她们负责皇子的养护;所谓“养于妇人之手”也。断奶后,撤掉奶妈,替换内监若干人为“谙达”,教他吃饭、言语、行走和礼节。六岁,到上书房进学,跟师傅读书。从出生到十六、八岁结婚成人,皇子与生母并不住在一起,每年见面都有定时,十几年间合计不过百多次。见了面也不能说太多话,不能享受常人家庭那种承欢膝下、撒娇耍赖的天伦之乐。因此,皇子长大成人以前,与之相处最久、也最能产生感情的,不是其母,乃是其师。除了授读,师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用,就是为其弟子在太子资格竞赛中取胜进行无所不至的指导。皇子众多、竞争激烈的时候,其指导手段之高明与否,直接决定师徒俩的未来命运,一荣俱荣,一败俱败。同治的父亲咸丰,能当上太子,其师杜受田就立了大功。某年春,道光带众皇子到南苑打猎,恭亲王奕䜣射杀最多,咸丰却未发一箭,道光觉得奇怪,就问为什么不开弓。咸丰已经提前接受杜受田的嘱咐,乃从容回答:春天是鸟兽孳育的季节,“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大为欣赏,说:“此真帝者之言也”。于是,下定决心立咸丰为太子。同治已经继位,不用参与残酷的资格竞赛,但是十几年后他必然要亲政,辅政诸人不管是“后党”还是“肃党”,都要交回权力。如果幼帝在成长期间的老师来自另一阵营,或者不能确保来自己方阵营,那么,稍有疏忽,接受一点“反动教育”,辅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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