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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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文宗不是汉武帝
历史就是这样，不一定要查明主从，才能延续下去。不管谁主谋，圆明园反正是烧掉了，而圆明园那把大火，不过是祺祥故事的背景，我们要追随御驾从圆明园到避暑山庄的七日行程，辨别出一路上隐伏的杀机。
这趟行程，是避难，或者叫战略退守。但是，公开说避难说退守就不好了，所以公开的说法是“谒陵”，也就是上坟扫墓。出发的当天，还有明诏，说要“君死社稷”，为已成前
方的首都军民打气。前面说了，僧格林沁格于军事实力对比，首先建议撤退。日后中央内部讨论此行的得失，却说成了“事多出肃顺所赞画”，懦弱、误国、不识大体的黑锅都让他背上了。不过，他没有建议撤退，撤退路上的具体事务，倒真由他“赞画”，而“赞画”的结果，就把未来的两宫太后都给得罪了。肃顺先于大队人马离京，安排一路上的供应以及到达之后的安置。事出仓促，他只能尽量安排好咸丰的生活，其他人众，包括慈安、慈禧二后的供应就管不了那么多，所以“后、妃不得食，唯以豆乳充饭”。而肃顺跟在咸丰边上，随身携带“食担”，酒肉俱全，两位爷一路吃喝拉撒，与出游无异。二位娘娘天天喝豆奶，纯属逃难级别的饮食标准，当然会“以此切齿于肃顺”了。到了承德，她们一肚子气没消化掉，都要出在皇帝身上。抵达承德后，饮食恢复往日标准，慈安就说：“流离羁旅，何用看席？请蠲之”；意思就是老娘一路上没吃好，干脆以后也别吃好的了。咸丰说，对，我得吩咐一下肃六（肃顺在家排行如此）。肃顺多聪明的人，知道咸丰肯定不乐意喝豆奶啊，于是回复：娘娘说的对，资金确实有困难，应该节省。但是突然调低腐败指数，外人（包括承德的办事人员以及留京的办抚人员）必会“惊疑”，妄自猜测行宫的内部情况以及朝廷的财政实力，导致发生不可意料的事情。咸丰“心喜所对”，原来吃香喝辣全是为了“社稷”的安危，一席之义大矣哉！于是告诉头发长见识短的皇后：“肃六云不可”。可怜的肃顺，再次招致两位娘娘的嫉恨，“后益恶肃顺矣” 。
尽管吃得不错，咸丰的心情并不好。九月，和议成，是为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而俄罗斯趁火打劫，借口调停有功，也签了个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尽数吞并。剿匪方面，支撑东南半壁江山的骁将张国樑自几个月前大营溃散后，杳无下落，江苏“糜烂”，形势大坏。内忧外患，百感交集，所以心病引发身病，龙体大大不适。而圆明园被焚的消息，更是令人心碎；留下美好回忆的园池殿阁，如今都成了断壁残垣，独悼遗踪，情何以堪？本来议和成功即应回京收拾残局，由此之故，十月一日，诏：“天气渐寒，暂缓回銮”。
身体不好，就要安排后事。虽然这年刚满三十，但是“咳嗽不止，时有红痰”，兆头确实不好，为社稷国家考虑，早一点安排后事，确有必要。皇帝的后事，最要者就是立太子。咸丰只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儿子，省去了定嫡的麻烦，但是更大的麻烦却随之产生，那就是如何防止太子生母侵权误国的麻烦。中国帝王自有其一套家学，不论国事、家事，都有列代明君圣主做榜样，预防像慈禧这样年富力强的幼帝之母，该拜谁为师呢？
汉武帝过河间，有个媒婆化装成“望气”的术士，向他推荐了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赵姓“奇女”。找来一看，“两手皆拳”，武帝伸手一掰，伸曲自如，此女的麻痹症竟然不治而愈。“由是得幸”，给他生了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奇女”居钩弋宫，史称“钩弋夫人”。昭帝五岁时（跟载淳差不多大），汉武帝命画工作《周公负成王图》，挂在甘泉宫，“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不久，武帝自知大限将至，乃无故“谴责钩弋夫人”，夫人叩头求饶，武帝但说送去下狱。夫人临行回顾，使劲抛媚眼，武帝骂道：“趣行！女不得活”（伯牛案白话宜译为：快滚！你死定了）。钩弋夫人遂在云阳宫被杀。武帝杀了太子生母还不够，其他为他生了儿子的妃嫔，“无不谴死”。左右群臣不解，问：“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武帝说：嗯，你们蠢人不能明白，这很正常嘛。以前国家为什么乱？就是因为“主少母壮”啊。寡后独居，必定骄蹇，必定淫乱，必定自恣，谁能管住她？你们就忘了吕后的故事么？补续《史记》的褚少孙对汉武帝这招赞不绝口：
“岂可谓非圣贤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故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
读“相砍书”长大的后代君臣，没有不知道钩弋故事的，谥为“文”的咸丰帝也不例外。所以咸丰问身后之计于肃顺，说不日将效汉武故事，“卿谓何如？”肃顺给的建议就是应该照办。但是，咸丰毕竟不是“圣贤”，不忍在生前动手，而是病笃时写了封遗诏给皇后慈安，说慈禧若有不法，即可诛之 。后来，慈禧在自己身上割了块肥肉，煲了一锅高汤，给慈安进补，慈安一时激动，就把这道遗诏烧了 。清文宗（即咸丰）不是汉武帝的好学生，将来重修《清史》的衮衮诸公，在此段记载后务必仿照“太史公曰”的格式，加以批语，揭示妇人之仁足以绝后（同治就没有儿子）、亡国的教训。
5。“肃党”和后党
但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午后，咸丰病重昏厥，吩咐内臣留岗加班，不得散去。晚间苏醒过来，于子初三刻召集慈安、慈禧二后，宗室载垣、端华、景寿、肃顺以及军机大臣穆廕、匡源、杜翰、焦佑瀛等人，交代后事：立载淳为皇太子；载垣等八人辅佐幼主，赞襄政务。怕日后口说无凭，各位请皇帝手写诏书为据，咸丰谕以病重不能执笔，故遗诏有“承写”字样 。载垣等八人也就是俗称的“顾命八大臣”。按道理，恭王是咸丰同父异母之弟，少时感情又特别投契，顾命之事自当由恭王领衔承担；然如前所述，咸丰、恭王之间嫌猜已深
，所以不太亲近的叔伯兄弟载垣、端华和肃顺反而得以“顾命”。恭王也曾为此努力过，当咸丰三、四月间病重，就说要来热河问安，咸丰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一口回绝。而慈安、慈禧不得参与顾命，则是遵从后妃、宫监不得与闻国事的祖训。所以，顾命八大臣成为钦派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原则上来说，除非到同治长大成人 ，八大臣仍不归政于皇帝，那才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否则，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大臣的辅政权力，都是抗旨犯上，应当视为“乱臣贼子”。但是，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
如果真有一个为了维护先帝咸丰授予的辅政权力不被侵犯而组织起来的紧密型政治集团，以肃顺为领袖 ，其馀七位顾命大臣为附翼，某些留京官员为外援，并控制了一部分驻守京畿的军队，那么可以称之为“肃党”。但是，考察当时事实，我们发现，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集团。民国三年春末，肃顺的幕客王辏г酥赜伪本俅卫吹轿羧沼窝缰胤ㄔ此拢兔派茏颖簿傩辛艘淮巍傲舸貉纭薄 Ｖ谌恕案型澜瘢橙挥凶鳌保骰愣杉赏蹶＇运写序。序首，他提到了“肃党”：“其时（伯牛案指咸丰九、十年间）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俱为‘清流’。肃裕庭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 ；在同、光两朝，慈禧秉政的年代，“清流”专指“主战派”，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则为“浊流”。而王序将咸丰末年政见不同的尹耕云、郭嵩焘混而称之曰“清流”，“权臣”肃顺则“兼善”之，隐然已将肃顺视为当时“政府”。因为，不是“政府”，必有所偏；只有“政府”才能折衷取舍，不分清浊而俱为我用。所以，接下来“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一句，则是对政敌们用“肃党”一词，污蔑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肃顺“政府”为拉帮结派、招权纳贿的“政党”深表不屑。
反之，以慈安、慈禧和恭王组成的“锄奸团”，却实实在在符合前述的组党条件，称为“后党”，名正言顺。二后的野心在于垂帘听政，恭王的野心在于重返政坛，这是他们深相结纳、组成阴谋集团的政治基础。二后在热河，手头的资源只有“幼帝”；恭王在北京，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并可调动与之相关的文武大臣。内外合力，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他们整合资源，妥协利益，夺取权力的政治战略。他们的群众基础，则是不满于肃顺“铁腕”的官员和旗民。
周祖培，前任户部汉尚书。某日，和满尚书肃顺同署办公，肃顺在审核其画诺公文时，佯问：“是谁之诺也？”司员告知为周中堂之诺。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相当于今日领导批示“同意”二字）一并加上“红勒帛”。周中堂“默然忍受，弗敢校也”，后来找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去了 。同事如此，关联部门的领导人也如此；包括大学士祁寯藻在内的多位省部级高官，就都因不适应肃顺这种“粗犷”的办公作风，终日不安于位，汲汲求退。
肃顺瞧不起同族，对待满人高官，他的态度就更为严厉。高官而“刑死”，除了柏葰，还有一个耆英。耆英代表清廷签订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善后和约，出任两广总督，兼办各国通商事宜，是“资深外交家”；咸丰八年，英、法、美、俄联军犯天津，耆英随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前往议和。前此，耆英在广东与英人交涉时，往往以私人决定谎称为国家政策，既保持了“国体”，又“抚慰”了西夷。后来章奏被英人译出，发现他说尽假话，于是“深恶之”；这次重逢，英人乃拒绝和他谈判。耆英害怕因此翻出旧案，背上“矫诏”的罪名，遂“惶恐求去”，不等下旨就跑回北京。“于是欺谩之迹益彰”，从前两边讨好的伎俩全部曝光，下狱议罪，拟绞监候（即死缓）。肃顺上疏，认为拟刑过轻，请立即正法。咸丰虽觉其言过当，但欺君之罪理无可赦，只好“即赐耆英自尽”。
肃顺在户部作老大，对本部门的腐败现象一点也不包庇，涉案官员一律从重处罚。户部因军兴财匮，行以钞代钱之法，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为具体办理机构。肃顺查账，发现宝钞处与官钱总局数字不符，“奏请究治，得朦混状”，涉案司员与商人一并论罪，籍没财产数十家。前述肃门湖南五君子之一的李寿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