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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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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度,更像是军无大将、聊以充数的廖化,客观上不无作用,主观上则不洽人意。略引五、六年间曾国藩对他的批评,读者可观大概:
      “足下专好说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五年七月十六日);此处批评李元度报喜不报忧,军情不实,埋下诸多隐患。
      “足下条理精细,而处事恒黯于大较;不解何故”(五年七月廿四日);“仁弟论文,则按脉切理,丝丝入扣;临事,则浮光掠影,曾无极深研幾之意”(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此处直揭作为文人的李元度能言不能行的痼疾。
      “前此屡接函禀,言湖口贼不过千馀,他处探报亦然。近日尊处胜仗禀报前后共杀贼二千有馀;而湖城之坚如故,贼船之悍如故”(五年八月十五日);“自抚(州)来者皆言城内之贼不过二千馀人,老长髮不过数百;前后书牍所报杀毙受伤之贼,殆以万计,而贼焰转张。颇不可解”(六年五月九日);此处批评李元度谎报战功。
      “掘坟告示切弗再贴,尤不可用贱衔。凡举事为千万愚人所喜而为一二有识所笑,君子弗为也”(同上);当日,江西民众乐于“从贼”,群相呼应 。李元度不在安民、治军上想办法,却提出一个挖祖坟的创意,希冀借此惩罚“从贼”的绅民,他并在告示上冒用了曾国藩的钦差大臣名义。曾国藩认为此种“辱及先人”之举大为不妥,必为“有识所笑”,故加以劝阻,并特别嘱咐不可冒用“贱衔”。
      “麾下平江勇与恒态微有不同者。他处营官、哨官,各有赏罚生杀之权,其所部士卒,当危险之际,有爱而从之,有畏而从之。尊处大权不在哨官、不在营官,而独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责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责;欲革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革。营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惮;欲罚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复知有营官、哨官。甄录之时,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此则批评李元度治军不遵守湘军“家法”,并在军中大开地域歧视之风,为患实巨。湘军“家法”,其本质在于三“宜”:文法宜简,事权宜专,情意宜洽。李元度以文人治军,最大的弊病就是做不到事权宜专。什么是事权宜专呢?曾国藩说:
      “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彻底的层级责任制。湘军内部,由勇丁而什长而哨官而营官而统领而大帅,层次分明,逐级负责;既不许越级报告,也不许越级指挥。形成这种制度的本质原因,则根源于湘军的招募制度。严格按照湘军营规来组建部队,那么,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什长以上的各级军官皆有专权,皆负专责;而自士兵以至军官,俱只听命于其直管上级,心无旁骛,职有所专。上级对下级,只问点名是否应卯、遣调是否及时、作战是否出力;而下级本辖之权,尤其是人事权,上级例不干涉。因为,治军最重要乃至唯一的目标,不过基层士兵于危险之际能够懔遵军令、以命相从而已;要做到这个目标,前提则在于日常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扎实可靠;能否做好这两项工作,又赖于各级军官对本辖人员的有效管理;而能否有效管理,关键则在于各级军官必须拥有职责范围内的全部权限。“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
      李元度治军则不然,他采用的是扁平化管理。依照今日企管理论,这种管理无疑更人性化、更能促进组织内部的交流;这种管理的前提是组织成员具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实现组织目标需要成员具备极强的创造力。但是,军队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一部由血肉之躯构成、用来杀伐攻取的庞大机器,纪律(等级)严明重于个性发扬,令行禁止甚于往复辩难;否则,令以言歧,法以情乱,必然降低杀人机器的运行效率。李元度不能参透此意,而希望在全面了解军中隐情的前提下,奖罚生杀皆自己出,不滥罚,不枉赏;但是,对于三千多人的平江军来说,一人之心力或有时而穷,一人之目力或有时而尽,追求最精确的管理,反而堕入最混乱的迷宫。一些基层士兵、军官或因这种人性化管理而免遭冤屈、获得福利,对李统领个人抱有好感,“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但是,限于精力,领导关怀只能落实到有限的个人,作不到雨露均沾;而与此同时,中上层军官的权力和威信却已受到破坏,并直接导致对本级职权的放弃。于是,更多的基层士兵和军官获得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既感受不到来自最高级指挥官的“爱”,也不用体会针对直管上级的“畏”,从而严重影响全军在“危险之际”执行命令的效率,所谓“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畏而从之”,是军事制度的“恒态”;“爱而从之”,则是超越制度的“变态”。李元度秉文人之质,抱妇人之仁,妄以“变态”为“恒态”,乱了湘军的家法,曾国藩不得不多费口舌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曾国藩还批评他“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此语意甚微妙。湘军的基本建制单元,本就以乡谊维系。早在创建水军时,曾国藩就叮嘱负责征兵的人:“水手皆须湘乡的,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 ;曾国荃的“吉”字营则“不独尽用湘乡人,且仅用屋门口周围十馀里之人” 。然则,李元度“但取平江之人”,也未见得大谬不然,曾国藩为何要批评他呢?原来,李元度“甄录”的平江老乡,大多用来充任中上层军官,而不是普通勇丁,这就破坏了营…哨…什…勇逐级挑选下属的湘军制度,有任用私人的嫌疑,而不仅仅是地域歧视了。
      因为上述原因,李元度再度从军,曾国藩就没让他带兵,而是让他做了记室、参军。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 ,恰能胜任文案工作,倘若顺着这条职业道路走下去,虽不敢奢望左宗棠、李鸿章那样的功勋,但如李瀚章、盛宣怀那样,幕优则官,混个一、二品大员还是很有指望的。可是,天意弄人,李元度的职场生涯终未能如此完满。
      咸丰十年春,太平军定计:佯攻杭州,解南京之围。清军果然中计。江南大营旋被攻溃,张国樑、和春先后阵亡、自杀,江苏、浙江全面告急。新任浙江巡抚罗遵殿,原在湖北任职,和胡、曾等湘军领袖交谊极深,当此危急关头,自然向湘军乞援。其时,湘军诸部被太平军牵制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无法赴援浙江。不得已,李元度又一次投笔从戎,重新扮演廖化的角色。李元度重出江湖,胡、曾都不看好他,胡林翼给罗遵殿写信说:
      “(李元度)爱才如命,疾恶如仇;而所疾固多恶人,所爱未必才士也” ;此谓李军中并无人才,难以改变局面。
      又给罗遵殿的儿子忠祜写信:
      “李次青(元度字)、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诚,笔墨亦敏捷清挺无俗尘,军事参谋可得一当,特未可专以治兵耳” ;
      但是,时穷事蹙,舍李元度以外,湘军别无他人可以援浙,故曾国藩只能将此次援浙当作一次赌博,如龚自珍所谓“看伊家国运如何”也 。不过,二人毕竟是共历患难、生死相托的交情,曾国藩对李元度此行胜败安危的关注,自当区别于其他将领。他如此描述他的矛盾心理:
      “廼者浙警初闻,鄙人日夜诅其大乱,俾阁下闻变遽起,以赴武林之难;既又日夜祝其大克,俾阁下无所事事,而当俯就陋邦,完我常与。兹幸皇天后土鉴此微诚:诅有益也,祝亦有灵” ;
      军人必须闻命“遽起”,书生从戎的李元度也不能例外,故曾国藩“日夜诅其大乱”,以激励李元度的斗志和杀气;但是,千里赴援,兵凶战危,亦师亦友的曾国藩固又希望他能“无所事事”,全身而退。“诅有益也”,其益处在于此种情境最能磨砺人才,或可借此机会帮助李元度完成由儒生向武将的转型,就像以罗泽南、李续宾为代表的湘军将领一样。“祝亦有灵”,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爱护,他并请精通《易经》的幕友陈学镕为李元度此行卜卦 ,想尽办法对自己和李元度进行心理暗示(“灵”),其行可敬,其心可悯。
      不过,倡议邀请湘军赴援的罗遵殿还来不及看到湘军的旗帜,就因城破而捐躯,李元度也因此稍缓其行,“诅”“祝”之“益”否“灵”否,暂时无法印证。而太平军在解除南京之围后,一面在苏、浙用兵,一面向上游的安徽、江西进军,试图再度占据武汉,以控制长江流域。因此,驻扎在皖南的湘军,尤其是深处万山之中的祁门大营,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李元度的主要任务也就由援助浙江转变为防守皖南,保卫大营,俨然成为湘军大营的“门户”。
      胡林翼说,李元度虽不能战,但未尝不能守 ;曾国藩亦作如是想,故将皖南“四府一州” 全行托付给李元度,并安排张运兰、左宗棠、鲍超三军“左右夹辅”,避免他因汛地过广、头绪过多而“东瞻西顾、拖泥带水” 。当日形势,固然不利于湘军,但是,李元度倘能严守军令,立定脚跟,不浪战以求胜,不侥幸以邀功,自可圆满完成曾国藩交待的战略任务。让李元度作廖化,力或有所不济;不做马谡,则似能不辱使命,这大概就是曾国藩的如意算盘。可惜,“今亮”的称号早经左宗棠注册,这一次,曾国藩注定享受不到谈笑却敌的快乐。
5。烈女怕缠夫
     咸丰十年八月十二日,太平军攻破宁国。随后,李世贤趁着横扫江浙、击溃江南大营的势头,兵发广德,来攻徽州。伯牛案头有一本历史地图集,徽州与祁门(曾国藩大营所在地),以指测,其间不能容二指,以尺度,距离不过五十公里。徽州一城的攻防战守,对于湘军,对于东南(绿营全面崩溃),乃至对于全局(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打响),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具象的说明这层意义,可以打个比方:徽州一破,太平军围攻祁门,曾国藩就将如瓮中之鳖,坐以待毙;也可以举个实例:徽州破后,祁门被围,幕客冯卓怀因“
    时事日非,愤闷异常”,乃以阅读古典名著《红楼梦》为日课,幕主曾国藩深受感染,也以钻研“红学”作为排遣 。
      然则,刚接办皖南防务的李元度,肩负的责任就不止一城的存亡,而是师友的性命乃至大局的盛衰。要说曾国藩对李元度此行抱有乐观的态度,别说他人不信,他自己也不敢自信。所以,临行前,与之约法五章:
      “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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