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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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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节,误督抚之功名。彼则置身事外,饱橐而去。殊为可恨!夫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凡节度、观察等使赴任之时,皆征辟幕僚,功绩果著,即拜表荐引。彼爱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嗣后督抚所延幕宾,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如效力有年,果称厥职,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任,以示砥砺”
      这可算是清朝关于幕客使用的基本大法。幕客如果一心求财,则不免在办理人事(“黜陟属员”)、刑事(“中理刑狱”)这些重要公务时上下其手,一味贪索。倘若悬以功令,在科举以外,给这些编外知识分子(很多幕客出身秀才乃至举人,并非一般“愚氓”)指明一条升迁之途,或许能减少乃至杜绝幕客们“任意苟且”的现象。因此,“效力有年,果称厥职”的幕客,可以绕过科举这道坎,经吏部“议叙”后,“授之职任”。然则,学而优则仕以外,还有一道幕而优则官的后门,幕客们名心一动,官瘾一发,未尝不会检讨自己的行为,以便博取功名。反之,也可见出朝廷早已认识“勾通内外,肆行作弊”的“劣幕”的危害性,一旦发现,绝不会姑息。因此,左宗棠被官文、樊燮这两位一、二品大员以“著名劣幕”、“以图陷害”的罪名告上朝廷,文宗势必要严肃处理。
      左宗棠在湖南一地,固然极为威风;但是,京城、湖南相隔千里,而与之为敌的又是总督、总兵,下情不能上达,命官亲于幕客,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此案一开始被钦命严查,左宗棠就注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骆秉章倒是讲义气,立即复奏为其辨冤;但是,骆、左二人是雇佣关系,不能逃脱包庇的嫌疑,故批谕有“劣幕把持”一语,严加申饬。骆秉章只能噤口不言,再不敢放半个屁。最搞笑的是,“劣幕把持”四字传开以后,左公馆大门左侧就被好事者刷了一道标语:“钦加劣幕衔帮办湖南巡抚左公馆” 。搞笑归搞笑,左宗棠还真不敢抹去这道标语。为什么?我先讲段杭世骏的逸事:
      “乙酉岁(伯牛案乾隆三十年),纯皇帝南巡。大宗(世骏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 ;
      这六个大字,立即被裱起来,悬挂于杭世骏的破铜烂铁店(伯牛按其实则古董店也,在西湖边)。除了“本朝”典故,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前朝案例,即所谓“奉旨填词柳三变(永)”,都能体现出天音御笔的可贵。因此,左公馆门侧的标语,在案情水落石出以前,是不能随便抹去的。
4。有忍乃有济
     不过,当日的左宗棠,是绝对笑不出来的。罪名查实,判他“陷害”樊燮的话,他就免不了逐出幕府、充军新疆的处罚 。那么,如何化解这道灾厄呢?如前所述,官司已经到了御前,要斡旋的话,不去北京是不成的。去北京,也有讲究。一则三人对六面,去刑部辩论一番;一则委托能通天的主,在御前美言一番。左宗棠不是曾国藩,他没在京城各部混过,更没有穆彰阿、倭仁那样的奥援;加之天性倔强,不肯钻营,故致书胡林翼,说得甚为悲壮:
      “‘萧育、杜陵男子,何云诣簿’;乃汉人尚气语,农人不愿学。国人陈天一先人'生' 潢佐靳文襄治河,曾蒙特恩赏国子监祭酒,后以蜚语上闻,愿就刑部对质,一夕暴死;乃吾师也。不负特达之知,不与党人之祸,不挫丈夫之气,其自处较有道理” ;
      萧育事,见《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原话是:“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诣簿、诣曹,皆是前往纪委接受调查的意思。萧育此语,若谓:大不了不当官,洒家哪有闲心跟部吏调情?制度、法律,与时俱密;清朝不是汉代,不把问题交代清楚,一走了之是不行的。左宗棠身为名幕,岂不知其中道理?故云:这是汉代人的气话,我不学他的坏样。“农人”,其时左自称“湘上农人” 。陈潢,康熙时著名水利专家,是河道总督靳辅的高参,“凡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后来,靳辅因水利问题与于成龙 辨难;按照吾国传统,学术争端往往演变为政治斗争。旋即靳辅失势,陈潢跟着倒霉,“逮京师,未入狱,以病卒”。 即左宗棠所谓“一夕暴死”。陈潢敢于“对质”,却又勇于“暴死”的精神,才是左宗棠所欲效法的榜样。敢于对质,表示问心无愧;勇于暴死,则是士大夫不愿受狱吏摧折的传统风骨。所以,他最后说,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皇帝(“特达之知”)、朋友(不会因审讯引发“党人之祸”,牵连胡、曾等人 )和自己(“丈夫之气”)。
      胡林翼是左宗棠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姻亲 。道光十七年,二人在北京订交,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二十几年中,胡林翼自进士(道光十六年)而知府(道光廿七年)而巡抚(咸丰五年),不能说一帆风顺,但比起三试不第、由塾师(道光廿九)而幕客(咸丰二年入张亮基幕)的左宗棠,自是顺利得多。二人的才识学术,固在伯仲之间;然基于个人家世、经历、交际的不同,在眼界、气质上允有差别,对官场政治,尤其是与地方政治明显不同的京城政治,胡林翼的认识比左宗棠要深刻成熟得多。因此,胡林翼应付处理此事,自有另外一种套路。八、九月间,左宗棠连着给胡林翼写了五封信;字数越来越多,语气越来越激烈,情绪越来越激动。胡林翼则寥寥数语,轻描淡写:
      “奉书皆愤懑之词,不能以口舌与公争论。惟觉公因此等人事而自损太过,则尚非爱身之道也。刘庆到长沙,当知大概。惟有忍乃能有济,公其念之哉” ;
      自左宗棠视之,眼前再无比这更严迫、危险的的事;出诸胡林翼之口,却不过“口舌”、“争论”而已。固可视为安慰之辞,但所以因应之策俱付阙如,是否太不近人情?不过,末云“刘庆到长沙,当知大概”;则透露出其中机栝。刘庆,是胡林翼的亲兵;刘赴长沙,必经胡林翼指示一过,然后将机宜、方略向左宗棠转达。然则,胡林翼早已计划好对策,只是害怕文书不慎遗失,泄露天机,因此在信中不提一字,故作迂远淡然之辞。如此慎重,反能见出此事之非同小可,决不是“有忍乃有济”那么简单。然则胡林翼是怎么通过勾通京城僚友,斡旋化解此事呢?要讲清楚这桩“保左”事件,不能不略为介绍肃顺以及他的幕府。
5。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此时主持朝政者,是户部尚书宗室肃顺。肃顺幕府,则有所谓“五君子”者,为其中翘楚。“五君子”中,又以高心夔最受赏识 。高心夔自始自终参与了此次“保左”事件,多年以后,乃将内情告知薛福成,薛福成则记录在《庸庵笔记》。其文略谓:樊燮控状、官文参摺抵京后,文宗批谕: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然则,左宗棠自忖最重不过充军新疆,尚未能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肃顺听闻此语,转告高心夔,高则转告王辏г耍踉蜃婀造狻N裁葱纬烧饷匆桓龃锎涡蚰兀克嗨骋还嵬品⒑�
    左等“楚贤”,而“楚贤”们则常通过“五君子”以及“肃党”杜翰等人,与肃顺交流中外信息。左宗棠有难,肃顺必思有以救之;但是,此事已谕令官文专办,他不好直接插手,故告知心腹幕客,商量对策。对策需要里应外合,上下通气,而高是江西人,在地域上与湖南帮稍有隔阂,故告知湖南人王辏г恕M蹶'运此时与胡、左并不熟悉,便找到左宗棠的亲家、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郭嵩焘闻讯大惊,遂又通过王…高这条信息通道,向肃顺求救。肃顺这才指示应对之法:
      “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 ;
      一往一复,如此麻烦,后世读者不得不批评这种拖泥带水的作风。但是,如此麻烦,实在又是一种必然。中央集权制度中,位于权力金字塔顶尖的皇帝,最希望朝廷内外形成一种扁平化的政治局面,四方听命于一人,万民皆知有皇上。最深恶痛绝的,则是中外勾结,形成政治集团;虽说这种集团不一定就是篡权夺位的反革命团体,但是,或多或少,都会削弱中央集权。因此,臣子最害怕被目为“朋党”;反之,攻击政敌,最狠的招数就是将其罗织为“朋党”。历朝历代,都不乏党锢之祸,就是这种政治警惕性的现实反应。当然,历朝历代,又都不乏朋党。政治本就是一项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益智体操,单枪匹马必定斗不过人多势众,不参与由师生、籍贯乃至学问、性情等元素组成的各类“朋党”,在政治生活中必然无所施展,甚至会受到排挤倾轧。朋党实在是先求自保、缓图发展的政治学入门功课。故我们可从史书中看到:不分清流浊流,不论忠臣奸佞,人各有朋,朋必成党;孰是孰非,固然要就事论事,但是朋党之不可避免,则无疑义。然则,理想主义者追求的不群不党,根本就违反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政治幼稚病。孤家寡人的皇帝极不愿看到朋比成奸的党团,身单势孤的臣下却不得不投靠组织,这种矛盾,实在是时势使然,无法解决。但是,正如厚黑学理论家李宗吾所谓:世间固多做得说不得之事;朋党也是只可意会,不便言传,尤其不敢让皇帝看出丝毫破绽。“保左”固然是为国家惜取人才,但由肃顺首倡的话,文宗必定要怀疑一品大员和区区幕客之间的关系,必定要追究这种关系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更为庞大的人际网络,稍一不慎,涉事者就会落个结党营私的罪名。因此,肃顺极为小心,“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方能启齿”。
      这句话,就是“保左”运动的指导性方针。“内外臣工”,包括京官和疆吏;只有这两类人中出来几个代表先行发言,肃顺才好顺水推舟,进行总结性陈辞。郭嵩焘于去年召对时为左宗棠美言,那是举贤不避亲,问题不大;这次却是参劾要案,故应避嫌回避。胡林翼境况与此相同。那么,此事势必要假手于人,找一个传声筒。郭嵩焘和胡林翼,一内一外,不约而同,都找到了潘祖荫。
      潘祖荫,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的“探花”,此时的南书房侍读学士。他毕生有两个爱好,一则书画古玩,一则才人名士;其癖与翁同龢同,故后人合称“翁、潘”。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他对人才、玩物的品评和取舍:
      “文勤(祖荫谥号)偶在朝房与众闲谈,提及某日陛见之某提督,谓此人真是忠肝义胆。李文田问曰:‘其战绩如何?’文勤曰:‘不甚清楚。’李曰:‘然则状貌如何?’文勤曰:‘没有会过。’李曰:‘然则中堂何所见而云然?’文勤曰:‘他送我的鼻烟壶狠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
      当日,郭、潘俱在南书房上班,有同事之谊;但是,冒然请潘祖荫奏保素不相识的左宗棠,也非全无顾虑。郭嵩焘思来想去,定下一条“计赚”之策。郭嵩焘先将保摺写好,再带上三百两银票,径去潘家。见面就说:“伯寅(祖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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