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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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但是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经
验教训。“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
① 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有实藤惠秀的《明治时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特别
应重视 《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本章全章利用了《留学史》1960 年版的材料；有关的论述取材于第140
页和第110—111 页。
② 费正清等编：《东亚的近代化改革》，第6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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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生毋忘其国 ；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
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谈到从中取得的经验教训时，他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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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批批学生陆续出洋。1899年，在日本的留学生超过一百名。张之
洞派出的使者还调查那里的学习设施。在他的指示下编写的一本留学指南，
在1898年完成，在1899和1900年重新出版，它从此一直是标准的指南读
物。张之洞这时还派出少数军事专家前去学习。热情提倡的人并不限于官
员。梁启超总结了日文的几个优点：它发音少，所有发音在中文中都有；文
法不复杂，大部分词汇与中文有关； 60—70％的语言都用汉字书写。
日本的领导人也开始看到中国派学生到他们国内留学的重要意义。象上
田万年等学者和大鸟圭介等外交家都开始就教育其邻国子弟而出现的机会
和责任问题向其同胞们写文章和发表演说。大隈重信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制订
出由日本向其大陆邻国偿还历史债务的“主义”的。上田等教育家号召：采
取行动，专门为中国学生准备教育计划；设立专门的语言学校，以便使他们
在到达后两三年内可以为攻读大学水平的课程作好准备。他还意识到民众的
爱憎心理以及可能对中国人进行侮辱，坚持拨专款兴建足够的宿舍，以防止
可能对学生进行无礼、利用或“诱使腐化堕落”的行动。假期到日本重要地
方的旅行也应作出安排，以便使学生们熟悉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①
在此期间，义和团的灾难以及愚昧的排外主义的失败，使张之洞和刘坤
一等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督取得了新的重要地位，并且使他们的教育和制度改
革的使命增添了新的紧迫感。对出国留学的重视迅速加强，为去日本受教育
提供机会的出版物也激增。这时，去日留学和出仕二者开始挂上了钩。与此
有关并且最终发展而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
和最后取消。出国留学代替了经典著作的基础训练，成为进政府工作的基本
条件。
对东京学生的人数也有直接的影响。到1905年底，中国的留日学生的
估计数已增至八千到一万人，190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估计人数为六千至
两万人，估计数的悬殊如此之大，说明在护照、签证、学校或课程注册等统
计数字不可靠的情况下，是难以计算人数的。研究这一留学动态的第一流学
者实藤利用当时保守的估计数，算出的总数如下：
① 根据 《张文襄公全集》卷203 中的《劝学篇·游学二》，应为：“一去华近，易考察”。——译者
②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1 页。
①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5 页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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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1901年 280人
1903年 1；000人
1904年 1；300人
1905年 8；000人
1906年 8；000人
1907年 7；000人
1908年 4；000人
1909年 4；000人
1912年 4；400人
1913年 2；000人
1914年 5；000人
留日的中国毕业生
1901年 40人
1902年 30人
1903年 6人
1904年 109人
1905年 15人
1906年 42人
1907年 57人
1908年 623人
1909年 536人
1910年 682人
1911年 691人
1912年 260人
1913年 416人
1914年 366人
1915年 420人
在留学风达到最高峰时，学生中也有举家赴日的，如父亲陪着儿子，年轻的
中国姑娘和缠足的妇女也前来学习。其中只有少数人来日准备正式学习，或
者能够正式入学，所以在日本学校的毕业生虽然人数仍较可观，却大大低于
驻留在日本的人数。①
很少教育机构有能力应付这种汹涌而来的人潮。日本当然也不例外。为
① 数字根据上引著作第545 页正面的表。他找不到估计1909—1912 年和1915 年学生数的根据。各学校毕
业生的按校统计（上引著作第138—140 页）显示学生毕业的学校从帝国大学直到私立女子高等学校。关于
1901—1939 年的数字，实藤列出中国毕业生总人数为11，96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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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应付中国学生的涌进，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提供指导。设立了许多的专门学
校。成城学校一开始是训练日本士官生的军事预科学校，也接纳中国学生并
培养了许多人。其他起重要作用的学校有日华学堂 （建于1898年）、高等
大同 （建于1899年）、东亚商业 （建于1901年）和弘文学院 （建于1902
年），而同文书院东京分院 （也建于1902年）的作用尤为重要。例如，弘
文学院前后共收7，192名中国学生，其中3，810人毕业，学生中有黄兴、
鲁迅和陈独秀。许多私立学校，特别是早稻田，新开辟了外国学生区，以供
应新收学生的伙食。为了培养未来的现代母亲，还开办了女子学校。开学典
礼常滔滔不绝地提起孟母和华盛顿之母，因而生色不少；这样的典礼又使张
②
之洞相信在“东洋”留学的好处。
尽管作了这些努力，大部分学生的情况毫无疑问是很不好的。他们之中
的绝大部分人到日本留学，象日本学校接纳他们一样准备不足。许多学生上
填鸭式的课程，他们看重节约时间和强调集中精力于关键性学时上。多数学
生根本不上正规学校。他们在日本的时间因此变得更短了；他们的急躁和不
满情绪直接传到了中国的亲友那里。但是象这样规模的造就民国时期中国第
一代领袖人物的运动，必须被认为对整个这一代上层人物的经历有着关键性
的重要意义。东京和中国之间的通讯非常方便和自由，所以海外生活的影响
远远不限于在日本学校学习的人。因此，学生们的经历和所受的影响这两者
的质量问题最能吸引人们的兴趣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国人在日本的经历，可从留学生的回忆录和自传中看到典型的情
况。这种经历还作为文献资料被收在中国和日本当局编的调查和报告中，并
①
且反映在许多学生出版物中。 旅日往往从一些已去日本或正准备去日本的
人的鼓励开始。学生们往往回国鼓励其他人学他们的样。他们一旦到达东
京，神田区就成了他们的家。学生们寄宿在神田区，在那里的商店购物，在
那里的饭馆就餐。出现了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印刷所、食品店和当铺。象
富山房等新印刷所最初是作为专门提供所需要的日本著作中译文以及刊物
和教科书的企业而开设的。理发师不厌其烦地使他们的辫子在一定程度上符
合现代化样式，结果凑合成一种向后梳得直而高的发型，称为富士发式。②
② 关于学校、专业和日期的情况，见同上著作，第64—79 页。
① 实藤准备了一套中国人写的日记目录。到1902 年已有57 份旅日日记；有一名官方视察员李宗棠记录了
这个时期九次去日的见闻 （见同上著作，第313、425 页）。1906 年以后，中国政府出版指导性的月报供
在日本留学之用。还有不少小说，其中最出名的为《留东外史》。实藤惠秀在其《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一书中对它进行了研究，此书有1944 年的上海版，名《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由张铭三翻译。
② 见孙伯醇 （1891— ）的回忆。孙伯醇于1905 至1914 年在东京学习，他在北京任教和在中国外交界工作
了一段时期后回到东京，在外国语大学和东京都大学当讲师。见他的《家塾、同文书院和民报社》，载《中
国》，第30 期 （1966 年5 月）第24—33 页。特别可看他的《留学生、学校教育和发辫》，载《中国》第
31 期 （1966 年6 月）第28—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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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地方组织把更多的学生输送到日本，各省同乡会纷纷在东京成
立，以便在留学生到达时接纳他们并加以指导。虽然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
但未来的革命中心广东、湖南、江苏和浙江诸省最具代表性。
这种经历常常充满着矛盾和讽刺。这可以从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的记述
中看出，他从1903年起开始在日留学。他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