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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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结合起来的主张，是投合许多日本读者的心意的。佐久间象山在向其君主
条陈有关海防的问题以后读了魏源的著作，对他与魏源两人的思想如此相似
而感到惊奇。他写道：“正当英夷侵犯清国之时，我奏陈了一项计划。后来
我看到中国作家魏源写的《圣武记》……魏源与我出生两地，素昧平生。但
我们都在同一年撰文哀叹世局，而且我们既未谋面而见解一致，这岂非无独
有偶？我们真可以称为异地的同志了。”②
当来自中国的新闻在量和质的方面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日本日益增长提
① 关于德川齐昭，见天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1839 年8 月1 日）奏折，载《水户藩史料》，别集条，98。
关于水野忠邦，见日本史籍协会编：《川路圣谟文书》，8 （1934 年）第318—319 页。材料均引自吉田正：
《提倡“东方道德，西方科学”的佐久间象山》，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论文集》，Ⅰ，日本（1972
年），第54 页。关于中国战败的第一个报道是在1840 年通过一艘荷兰船只传到长崎的。
② 关于《海国图志》的日本版本及其影响，见王家俭：《〈海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载《大陆杂志》，
卷32 第8 期 （1966 年4 月）第242—349 页。各种译文纷纷出现于1854 年，并且持续到明治时代初期。
关于《海国图志》对其初期版本之一的编者，即有声望的儒家学者盐谷宕阴（1810—1867 年）的影响，见
范古利克：《日本对鸦片战争的反响》，载《华裔学志》，第4 期 （1939 年）第478—545 页。佐久间象
山对魏源的敬慕并不包括魏源所持的关于枪炮的论点。他指出：魏源在这方面“大部分是不正确的和站不
住脚的。那好象儿童游戏。不亲自进行研究，谁也不能洞悉这个问题的真髓。象魏源那样的有才之士不能
了解这个问题，实在不幸”。引自角田龙作（音）、德巴雷和D。基恩编：《日本传统的源泉》，第6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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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时，这些新闻就成了使蔓延于该国的危机感加剧的重要因素。从魏源得到
的材料使吉田松阴有可能把鸦片战争后解散乡勇之事与广东省的混乱局势
联系起来。这种新闻对权贵们的影响很深。但它的全部重要意义则因关于中
国叛乱的报道的混乱而没有立刻显示出来。报道来自不同的来源，有的从朝
鲜通过对马大领主转述而来，有的通过商船从中国传来，有的通过荷兰人的
消息从长崎传来，有的来自一个在中国沿海活动了几年的日本人，有的则来
自与倍理一起乘船来日本的一名广东人带来的出版物。日本人关于太平军叛
乱的报道最初谈的是恢复明室和英国支持复明战士的情节。逐渐地，比较准
确的中国官方报道使读者们了解到基督教、叛乱与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巨大
损失的关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的日本人有直接报道，但一些虚构
的传说（如说复明战士与清军进行大战）绘声绘色，因而混乱不堪。许多这
样的报告取材于有关国姓爷 （郑成功）的老传说，以美化报道中的英雄，但
是愈来愈多的报道，却把中国的灾难与外国的干涉和征服联系了起来。①
日本人观察中国灾难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决心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开始收集有关中国人灾难性经历的第一手
观察材料。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轮船为千岁号，它于1862年出发；由于所有
乘客——包括幕府、长州、佐贺、尾张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都负有他
们政治当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们的旅行记载经过其他经上海前往欧洲的人
员的记载补充后，就提供了关于中国沿海事态直接影响日本的重要的文献资
料。①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
②
证明，要再继续搞闭关锁国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 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务
时所表现的优越感和傲慢气焰以及中国人在对待西方人士时明显地流露出
的恐惧心理，同样给许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许多日本人愈来愈相信，
必须获取西洋武器以准备抗拒西方。中国的沿海，特别是上海，还成了给幕
府及其敌人提供武器与装备的贸易中心。中国沿海口岸的洋行 （如怡和洋
行）设在日本的分行（特别在长崎）为萨摩族、长州族和土佐族购买轮船和
轻型武器。许多重要的中兴领袖——其中有高杉晋作、五代友厚和后藤象次
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军用物资。
就是这些洋行，沿着同一条航线，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欧洲。伊藤、井
① 关于日本取得有关太平军成就的情报的过程和结果，见市古宙三：《幕府末期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知
识》，载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53—495 页。
① 《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81—486 页。这里详细叙述了早期的使命、乘客和材料来源。
② 因此，撰写井上馨传记的作者指出：“当他到达上海，从轮船甲板上看到约一百艘战舰、轮船和帆船停
泊在港口，以及船只繁忙地出入港口时，便大吃一惊。侯爵这时才开始认识发展海军以便实行排外主义的
必要性，也开始看清佐久间象山教导的全部意义和单纯排外主义思想的不足。”见井上馨侯爵传记编纂会：
《世外井上公传》，第1 册第90—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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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森、五代和寺岛等人通过他们在上海短暂逗留时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
象，第一次对西方有了感受。他们写回本国的信件报告说，他们高兴地看到
欧洲人开始把日本坚决的改革和中国时局的日益不稳定加以区别对待了。欧
洲人对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国人的不争气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使他们受到
鼓舞。从很早时期，人们开始在这些反应中看到一些苗头，即日本人希望与
西方而不是与东方站在一起，希望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国家与伴随着“东方”
一词而产生的无能和无效率的联想脱离关系。几十年后，在1885年福泽谕
吉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些希望作了经典式的阐述。他在撰写的一篇论述朝鲜改
革失败和法国打败中国的后果的社论中，号召他的同胞们“同亚洲分道扬
镳”。此后不久，外务相井上馨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了这个论点，即主张日
本除了建立“亚洲边上的西方式帝国”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所有这些论
点都基于一个事实，即认为必须避免重复十九世纪中国的灾难性的经历。①
中国较早与西方接触而使日本获得的一个最后的、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
好处也使人很感兴趣，因为它提供了把以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的
事物。西方书籍的早期中文译本含有重要的汉字词组，它们逐渐进入了日本
人的“现代”思想中。到十九世纪末，这些汉字词组已在日本广泛流传；后
来日本词传入中国时，许多中国人认为要为这些词汇（象为另外一些术语那
样）感谢日本。这种传入在出版国际法的译文方面尤其重要，因为需要译好
象“right”（权利）和“sovereignty”（主权）这样一些相近的字眼。但
这些术语与以后大量涌进中国语言中的日本词相比，数量仍是比较少的。在
早期自强运动的任何时期，都没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为学习现代化而留学中
国。
① M。B。詹森：《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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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心目中的明治时期的日本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渐变成
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冯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早
期对日本制度变革和对技术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赞扬甚至钦佩之情。李鸿
章认为德川后期军事改革的各项措施很好。这些改革虽然是在一个全民发动
的运动之外进行的，但它们似乎把传统和技术结合了起来，并且很自然地有
助于形成反西方共同战线的思想。他们的这些态度在明治中兴初期的几年还
继续存在。根据一位权威的研究，李鸿章在1870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以后，
“给他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取得的相对的成就……以及据
说日本已筹集巨款兴建兵工厂和轮船之事。李鸿章感到中国应与日本友好，
①
也许甚至应派官员驻在该国，以便阻止日本站在西方国家一边。” 后来日
本人利用台湾土著对琉球渔民施加暴行之事，作为在1874年向清朝提出对
琉球群岛的领土要求和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借口，李鸿章及其同僚开始看出日
本可能是危险的策源地。明治的变革现在开始表现得过于想彻底地赶超西方
了。
1875年的纠纷解决后森有礼来北京，李鸿章与他进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
谈话，李对日本想与东亚文化传统决裂的意愿表示意外和震惊。在日本外务
省官方的英文谈话记录中，李鸿章谈话的内容如下：“我对贵国近年来作出
的几乎一切成绩都深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还不很理解，这就是你们把古老
的民族服装改成欧洲式样……服装是激起对祖先的神圣回忆的事物之一，后
代理应以崇敬的心情永远保持下去。”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森要他相信：“如
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的话，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
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当时发现中国服比原来的穿着要好。”李鸿
章反驳说：“你如果出于理智，就应该穿中国服……它很方便……而且完全
可以用贵国产的材料制作。”但森指出：“你们四百年前的祖先谁也不愿意
改成本朝开始后改变的服饰（即留辫子）。但毕竟发生了变化，不过你们的
①
这种变化是强加给你们的，尽管你们不喜欢它。” 但是，李鸿章一方面警
告森不要过分西洋化，并且危言耸听地谈到了借外债的危险性，一方面却在
1874年12月的一份奏折中把这两点连同其他措施引为观测日本所以“其势
日张，其志不小”的基础。到1885年他写道：“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
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在这十年的末期，当李鸿章
的预言已成为事实，并且亲往下关在伊藤博文面前乞和时，他仍极力设法想
使中日两国“成为兄弟而不结成仇敌……对我们一方有害之事，对另一方一
① 刘广京： 《李鸿章在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