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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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还价才定了下来）。但从这笔资金和其他更属临时性的筹款可以得到证
明，清末的经济有着一定的储备潜力。问题在于缺乏意识形态的支持和政治
力量这两种因素去动员这一潜力进行生产性的投资。
在1895至1911年期间，因庚子赔款和三笔借款共偿还本息476，982，
000两；后面三笔借款（一笔俄法借款、两笔英德借款）是给日本战争赔款
才借入的。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如果把其他四笔军
事借款也包括在内，清偿款项将增至547，552，066两，但我们要考虑到军
费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并不是赔款所表示的资源净损失。）476，982，000
两的总款项相当于1912年前向外国人借进的全部铁路建设款的一倍半。它
又相当于1895至1913年期间建立的一切外资的、中外合办的和华人自办的
企业全部创办资本的两倍以上。中国经济中的资金大量外流，其来源除了靠
清朝最后十年增加的海关收入外，最终还是靠增加地方税吏向民众征收并上
缴给中央政府以偿还外国债主的税收。
但是清朝没有垮台，主要原因是民众只反对过分沉重的捐税。可是以后
的情况恰恰相反。到了1911年，不但它的财政资源，而且它的政治力量都
成了没有根基和不起作用的因素。当北京政府在1900年后慢慢地开始打破
思想上的抵制而在各个方面进行“全国的开发”时，它不但缺乏必要的政治
控制 （虽然它打算取得这种控制），而且还负着外债，这些外债又优先拿走
了它借以开始进行发展的财政资源。但是取得这些外债的过程已经成了一种
不客气的教育工具，它促使政府开始去扩大其开发目标。也许这样就孕育了
一种必然要发生悲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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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传统”的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缓慢地和很小规模地
起变化了。但是这些变化并不会促使人们抱奢望，以为只要经过短短几十
年，经济制度就会激烈地被改组 （即“现代化”、“工业化”）；也不会叫
人们去幻想，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的经济能够继续沿着传统路线（清朝约在
1800年以前曾以此夸耀于世）发展下去。明摆着的事实是，到十九世纪中期
（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中国的经济已经达到了用它可能掌握的技术（机械
的和组织的）进行发展的极限；而且到1911年时，很少新技术（“先进的”、
“现代的”）被引进和采用，也没有从内部产生。此外，不论是国家部门或
是私营部门，在思想上和财力上都无力把“经济发展”作为一项优先政策来
倡导。
但另一方面，尽管各部门和地方出现了紧张状态，但到清代灭亡之时，
还没有大量材料可以说明这个经济制度已经病入膏盲，所以不能说推翻和抛
弃它的时机已经成熟。大部人的生活接近最低水平，但要着重指出的是，仍
离最低水平有一段距离。社会动乱和阶级冲突是地方性的。但是，这种骚乱
并不体现为基本的、危及全局的恶性弊病，而似乎是随着出现的那些临时
的、基本上是无规律的危机的范围和激烈程度而起伏，而这些危机（例如旱、
涝、歉收、盗匪和内战、外国的侵略和官吏的贪污腐败等）并非产生于经济
制度本身。最后，由于技术没有进步，可以料想人口对土地的无情的压力威
胁着整个经济的生存能力。但是在二十世纪开始时，怎样对付这个大问题还
没有提上日程。在“平年”，城乡人口都能有衣有食，尽管很贫困。
事实上，旧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比我们恰切地解释为经济性
的因素垮得更早，被抛弃得更早。当新的政治力量有意识地转向经济发展的
任务时，它们也许过分自信地认为，传统的经济在1949年前革命的一个世
纪中也已被破坏无遗。它们认为一旦加给人民力量的沉重枷锁被打开后，在
中国经济的基本价值观或结构中就没有内在的东西会阻止经济的迅速发展
了。这种希望仍象幽灵那样继续附在北京的身上。
（杨品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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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
对外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
1861年以后，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开始出现了一个新时代。西方的好战
性已有所节制，而中国的反抗也为和好所代替。在两次战争中遭受到的失败
以及英法联军于1860年占领北京竟至焚烧圆明园的事实，都使得清廷比较
讲求实际的官员们在震惊之余认识到一种新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并认识到
现代的西方人与早先骚扰中国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当时，越来越感到“西
风东渐”以及此风的势不可遏。因此，中国接受这种现实乃是当务之急，尽
管这样做是不愉快的。一些先进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决心履行中国的条约义
务，使它的外交活动现代化，建立起西式的工矿企业，并且聘用外国人协助
他们处理这一新的形势。其结果是，1861年设立了一个类似外事署的机构，
1864年翻译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际法的教科书，1873年清帝接见一批外国外
交官时准予免行叩拜礼，并且在1876年以后还向国外派驻了外交使团。到
1880年时，中国已在国际大家庭中取得了它的地位，并且也象所有其它国家
一样，学会了在一个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行事的世界中搞生存竞争。从形式
上看，儒家的“天下”已经演变成“国家”，但是在精神上，昔日的“中央
帝国”的世界观依旧沿袭未改。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被弄得进退维谷的情况
下，中国于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投入了保卫越南和朝鲜的战争，其原因
部分是为了履行它对藩属的义务，部分则是向西方殖民列强效尤执行宗主
权。由于战争连遭失败，藩属制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也被粉碎，
这标志着帝国与外国交往的传统的彻底崩溃。
从西方来说，一些大国之间也出现了态度、政策和力量对比等方面的变
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外国政府和商人对新订条约中规定的特权，
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特别是英国，它这时已经断然要制止住其国民的冒险
性和扩张主义的倾向，因为担心它会陷入管理一个摇摇欲坠的清帝国的境
地。1857年印度的大暴动说明统治印度人和穆斯林是极其困难的，这个教训
足以使伦敦认识到，英国不应再在东方追求领土。今后的侧重点应该是在不
增加取得一个殖民地所需的负担和费用的情况下发挥政治影响，以取得经济
①
特权和战略上的安全保障。 因此，1861年以后英国的政策是用和平的方式
支持中国的政治稳定和保持英国在商业上的优越地位；这就明显地摆脱了早
先的以对抗状态为特征的强硬作法。这一温和政策，再加上其它列强不断抬
头的自信力以及别国驻北京外交官们日益增加的独立行动，标志着英国在西
方对华关系中的统治地位逐渐衰落的开始，尽管这个变化是难以觉察的。虽
然英国在十九世纪末以前仍然居领先地位，但是它已逐渐失去一度享有的那
① 鲁宾逊等：《非洲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帝国主义的最高峰》，第6、8、10—11、4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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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在1870年以后的约一代人时期中，英国的利益实
际上受到了种种威胁，其中有日本势力向台湾扩张以及它获得琉球群岛和小
笠原群岛，俄国在新疆活动，法国并吞印度支那，最后，还有日本使朝鲜脱
离 〔中国〕——所有这一切都为1898年在中国“争夺租借地”之举打开了
门户。②
研究晚清的对外关系必须从两方面加以考察，这就是既要根据帝国主义
力量的加强以及西方主要国家和日本之间势力结构的改变这一全球背景来
看，又要根据满洲统治日就衰微和清帝国对外交往的旧传统彻底破产这一背
景来看。
② L。K。杨： 《1895—1902 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5、7—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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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1875年的对外关系
当中国在外交上开始实行现代化时，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年轻的赫德和
供职于英国公使馆的代办威妥玛提出了“进步”的主张，并且在他们的影响
下，中国向外国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
1866年的斌椿外交使团
1865年11月6日，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题为《局外旁观论》的
备忘录，他着重说明了铁路、轮船、电报、矿业以及西方外交活动的种种好
处。他机智地暗示，他的劝告如果得到采纳，中国将会变强，而如果不加理
会，中国就要沦落到在国际上被奴役的地位。“旁观所论，并非恐吓之轻语。
而外国日后必行之事，并非欲害中国。各国所欲，惟愿中国能守和睦。”赫
德认为委派大臣驻扎外国，于中国“有大益处”，因为它可以使中国越过驻
在北京的那些刚愎自用的外交官们，而和比较没有偏见的那些外国政府直接
打交道。这一步骤将有助于中国的独立，有助于“使中国和西方建立起一种
十分牢固的联系和使它能信心十足地从事革新事业，而不致有倒退之虞”。
①恭亲王觉得赫德“于中外情况尚能留心体察”，但觉得他的主意“亦非急
切能办之事”。②
继赫德备忘录之后，威妥玛于1866年也向总理衙门提交了题为《新义
略论》的建议书，阐述兴办铁路、电报、矿业、办学、西法练兵以及派驻外
交代表的好处。威妥玛告诫说，今日之外国人与昔日诸如匈奴等夷狄迥然不
同，所以中国若不承认这一事实并按照西方的道路寻求进步，那末它的前途
肯定多灾多难。特别是，在国外派驻外交代表会带来许多好处，因为相互交
往可以使政府之间感情融洽，还能预防发生纠纷。“抑或适与某国因事较论，
中华果为有理，其余各国必须帮同，若非用力相助，亦可用言解劝”。威妥
玛敦劝中国在寻求指导时，不应向过去看，而要向将来看。①
由于这些推动，总理衙门决定于1866年派遣一个由正在休假的赫德为
向导的、非正式的赴欧考察团。该团由斌椿率领；六十三岁的斌椿曾担任过
知府，又是赫德的中文秘书。虽然斌椿被授予临时三品文官衔以提高考察团
的身价，但恭亲王毫不含糊地表示，该团不是正式外交使团，而只是派往西
方搜集情报的一个公费观光团体。由于是非官方的，它可以避免一些棘手的
① 中文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 第14—22 页。另见赫德：《有关中国问题的札记》，载
卫斐列：《蒲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