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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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经营不动产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这些庄号投资。 在西欧，“胜
利的资产阶级”的若干家族是根据已经明显分化后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的；
而中国的家族则不同，一个家族如果思想开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
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虽然职业的差异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显然，导致现代上流社会兴起的逐步变革，对传统书香门第的影响也不
是一般齐的。在清朝最后四十年，许多书香门第都走向衰败而湮没无闻，穷
③
困潦倒。我们能够说这是人们经常所讲的、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下保证
上流社会不断更新的那种传统流动性的正常表现形式吗？或者说这种现象
已经加剧了吗？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还不可能这么说。某些书香门第的衰败
肯定引起过同时代人的注意，但是，由于太平天国以后有功名的人普遍增
② 参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18 页。
① 兰金：《浙江的革命运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347—348
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4—737 页。
③ 特别参见何炳棣： 《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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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这种情况可能就绝对数量而言是明显的，但是就相对数量而言却不是事
实。我们不能肯定1900年以后特权阶级的人数是否继续增加，也不能肯定
是否象从前那样，有一家亡，就有一家兴。然而，对大多数上层分子就读于
现代学校的情况的统计似乎表明，情况并不是这样。而实际上，新式学校费
用较高，同以前只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就可以进去深造的书院的学生的人数
相比，中学的学生数就净减了。①
这种变化过程的多样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区的差异，甚
至引起了敌对，但并没有导致上流社会的各社会阶层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对
立。那种使汉族上层惊慌失措的变革，对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几乎没有什么
影响。一些民族——特别是满族和蒙古族——反对的是那些只会损害它们在
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变化。另一些民族则由于远离新型经济和文化中心，
对变化的影响感觉并不太强烈。因此，把非汉族贵族同汉族绅士联系在一起
的利益纽带（如果不是文化纽带的话）正在松弛。在向现代转变的潮流比较
高涨的沿海各省同这种转变不太明显的内地各省之间，这类情况也是很显著
的。但是，即使在各个最先进的地区之间，新的社会上层的情况也明显地不
一样。直隶的上层人物同官府联系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
李鸿章为中心，后来则以袁世凯为中心。长江下游的新统治阶级，在政治、
思想和经济观点上都同传统制度更加针锋相对，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来就
是绅士。在广东，现代的上流社会中的商人比文人占优势：这个上层社会受
到的限制较多，但同时也更倾向于激进，而且海外华侨在它里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以同乡关系维系的官僚集团（例如李鸿章支持的安徽帮，翁同龢庇
护的江苏文人学者），还有以地区为基础建立的帮和会馆，逐渐被蒙上了一
种新的地方主义色彩；这种新的地方主义更关心的是特别维护本地及其居民
的利益，而不是关心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利益。它比较不大注意个人之间的关
系，而宁愿为一个广大地区及其全体居民献出热情，这大概是民族主义兴起
①
的先声。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现形式中，尤其在1900年使南方各省从北方
及义和团在那里的控制中摆脱出来的“东南互保”中，新的地方主义造成了
对立。后来，现代上层社会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县之间和各省之间
互相激烈地争夺，这是因为各方只关心独占公共的资源，损人而利己。地方
自治有时又倾向于后退，似乎只要把一座模范城市搞得又安定，又现代化，
又同心同德，就可以置整个国家当前的混乱和贫困于不顾。
然而，具有最严重后果的对立还是城乡双方的上层分子分道扬镳：城市
① 十九世纪之末有书院两千多处，学生近十五万人。1909 年有中学七○二所，学生七万二千人；在当时书
院已不复存在了。关于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的相对减少问题，见巴斯蒂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第83—85、222—224 页）和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76 页）。
① 参见芬彻：《政治地方主义和民族革命》，载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
第185—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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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层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们寻求变革，而乡村的上层社会则原来是其
文化、政治和社会的温床。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是一个古来就有的现象。
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业吸引着文人学士和农村地主。他们
经常进城游览，有钱人还在城里另买宅第，甚至移居城市。这种向城市流动
的趋势在十九世纪有增无已。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城市的规模，提高了吸引
②
力。但是，农村的上层分子这时也被迫进城另辟财源，例如放高利贷，以
弥补由于财产的分散、币值的不稳和佃农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减
少。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农村经常不太平的局势甚至迫使大财主也卜居城
市。太平军叛乱时期，许许多多的社会上层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
们的主要居住地方。③
在二十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迁居城市
意味着不仅住在城里，而且关心城市，这样甚至使他们对农村的问题更加漠
①
然视之。在科举废除之后，要取得上层人物的身分就得进新式学校。这些
学校首光办在城里，而且费用高昂，这就使得富户豪门不能再资助乡村学堂
②
了。城镇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更直接，所以这里的社会上层人士就更关心
军队的现代化和工商业的发展，很少去留心组织民团和发展农业。那些仍然
拥有土地的人则通过租栈、总管和收租人同佃农打交道。官员中因朝廷命令
夺情而使丁忧守制的惯例逐渐形同虚文，也使长期流连家业成为不可能，因
为长期守制在过去往往加强了官员与其祖业的联系。城市的上层人士便这样
逐渐地与乡村隔膜起来，因此就整个动向来说，城市的上层社会与乡村的上
层社会是志趣各异的。
尽管这是总的趋势，但是在 1910年，长沙的王先谦和叶德辉两位绅士
虽身居城市并大量投资于现代企业，却又操纵过一次大概是由他们自己的投
机活动 （他们也是传统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骚乱，他们想方设法把矛头对着
③
城市改革的象征，即官办学校、银行和警察所。 然而，进步还在继续，这
从人们的观点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可以看得出来。在富裕市民中，比较明显
的表现是开始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1894年在广州建立了第一个反对缠足的
团体。随后各省省会都有同样的组织，妇女可用本人姓名与其丈夫一起入
会。经过几次请愿，1902年颁布的上谕便禁止缠足了。于是，这种旧习就在
城市迅趋消失，因为有些认真的地方官要处以罚款；但在农村就不是这样
了。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便举办妇女教育，不过长期以来只办小学，
② 关于几个开放商埠的人口统计，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3—1174 页。
③ 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
①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69 页。
② 小学的费用涨了一倍，中学的费用则增加了三、四倍。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第84、124、150、218、222、224 页。
③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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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并为富裕之家所不齿。第一所非教会女校是 1897
年2月由徐谟（后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母亲江兰陵在苏州创办的。不久，
上海、北京和广州也接着开办了女校。官方在1907年颁布了关于妇女教育
的法令。次年，江苏省便拥有女子学校105所，学生4，455人。各省谘议
局都赞助妇女教育事业。民国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统计的女生为 141，430
人。妇女也出国留学，最初都是自费。1906年便有十三位妇女前往美国。1907
年妇女也可以申请考政府的奖学金：这一年有600人申请留学美国，批准了
①
31人，其中有3名妇女。1910年有150名妇女留学日本。只要是特别积极
参加革命运动的年青一代，他们都愿意唤起妇女觉醒，并通过文学作品和报
②
刊引起公众注意。他们的呼吁并非徒劳无益。大城市的富有人家开始同意
婚姻自主和妇女可以出外工作。私立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在中学，女生的学
习课程也同男生一样。一些男子还支持妇女提出的参政要求。
由于最活跃的分子进城去求学或发财，传统的乡村上等绅士便觉得群龙
无首了。他们对西学既难适应，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学的优越性使他们的
学识声望受到损害。他们的政治影响被局限在乡、镇和县里。这种影响因具
有地方谘议局提供的法律基础，乡村的社会名流无疑还是相当强大的，他们
敢于滥用权势而不惧怕政府干预；可是，现在他们同上层当权派的联系减少
了，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凭他们所有的关系为所欲为了。他们几乎不可能对当
地社会提供有效的保护。这样，他们先前在大众面前拥有的道德和社会权
威，以及他们作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们曾经支持过的帝国损害了。
目前的研究状况还不能使我们对统治阶级内部新旧两个集团的力量对
比提出确切的数字。但是，设想一个大概，着重指出变化的重要意义，还是
可以做到的。例如十九世纪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总数为1，443，000，
而在1910年6月散发的、由各省谘议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请愿书
上签名的人数为300，000。这两个数字我们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随着传统文人阶层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与帝国视同一体了。虽然其成
员仍然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