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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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1909年，723个教育会共有会员48，432人，会员远不限于教育界（教
师只占少数），从士大夫到工业界领袖无所不有，这反映了现代社会精英阶
层的总的面貌。他们受过教育，有钱，有行政才干，并且集体负责，因而大
大地引人注目。他们是有财又有能力的上等人，决心迫使官僚实行改革。
在这些联合会内部，拟议是在省或地方一级统一和提出的。机构一旦建
②
立，就被内部的推动力量推得更远，蔑视皇权，大背创建者的初衷。 1909
年选出的各省谘议局，就是现代社会上层所要求取得的地方自治权的组织上
的体现。在清王朝最后两年，这些谘议局用行动显现出它们是一支团结的力
①
量。 由于选举法的规定，百分之九十的代表都是科第之士，但是他们比较
① 关于各种各样的宪政公会，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65—378 页。关于各种联合会的组成
和重叠情况，参见巴斯蒂： 《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70—72、163—165 页。
② 关于教育会在这方面的情况，同上，第73—75、172—173 页。
① 其行动的政治特点参见张朋园：《立宪派》，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
第144—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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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年青，大多数居于大都市，往往同现代企业有联系。尽管谘议局中工商业
者所占的比重不大，它们实际上积极地代表着现代上层社会的利益，尤其是
竭力维护私人企业的经济利益。③
在新式学校、各种联合会和各省谘议局普遍发生作用的同时，还有形形
色色的专业机构也有助于分清新旧两种上层分子。例如，商会就是这样的机
构。第一个商会是1902年在上海建立的。1904年1月降旨认可并规定了在
全国建立商会。到1909年，便有商务总会44个和分会135个。商会作为地
方工商业家的联系机构，并没有取代传统的行业公会；相反，行会往往隶属
于商会。因此，商会有助于加强工商各界日益发展的合作和联合。商会的作
用最初被认为是行政当局的齿轮，是地方商界同政府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正式
代表。因此，商会都愿推举那些有功名或者有官职的人当会长，这意味着商
④
会往往先满足大实业家的需要，其次才是满足普通店主的需要。但是，商
会很快摆脱了清朝官员的影响，成为整个商界的代言人；随着它吸收传统的
优秀文士，以及现代公司的发展，其性质也随之在起变化。
还有与传统的钱庄银号相对立的现代银行这种机构，也开始更缓慢地和
范围较小地改变着社会习惯，这与1904年上谕中规定的类似的有限公司的
情况相同。这些企业的结构也许加大了经理人员同下属的距离，并且同顾客
的关系也无疑会受到损害，但是，它们鼓励大胆的进取活动，因为它们保证
提供财政支持，而无须担心要依赖个人或家庭财产去弥补可能遭受的损失。
这些促成并象征着上流社会变化的各种机构，其共同特点是超然于传统
的官僚体制之外，并且同后者脱离关系。这也许是幕宾和局署员司专业化，
以及新式学校对学生进行西式教育的结果；也可能是各种联合会和商会具有
斗争性的结果。这些机构推动和鼓励其成员去认清他们与传统秩序的分歧所
在。
分裂的开始
随着统治阶级成分的多样化，其内聚力和团结也明显下降。除了个人意
气之争以外，新旧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对立加剧了。1867年洋务运动的支持
者和反对者就同文馆增添数学和科学课程所发生的思想和政治争执，便是一
个明证。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冲突更加剧烈。李鸿章及其门下每次提
出的现代化倡议和计划，都遭致大量的攻击。这种攻击是由所谓清流党发动
②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28—40 、248—312 页。
③ 关于湖南和湖北的详情，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99—105 页。关于广东的情况，见罗
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55—171 页。
④ 广州各商会的详情尤其引人注意。1899 年广州商人另外建立了一个工作机构，以保护七十二行的共同利
益。参见罗兹： 《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州》，第35—36、80—81、148—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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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官方的反对又得到了反对引进机器和现代经济的地方势力的支持和鼓
励。地方长官们经常同社会上层人物一起发动群众示威，1878年反对在开平
开矿的活动即是一例。中法战争使清流派的攻击戛然而止，许多清流派成员
开始拥护改革。此后政府上层的分歧不是在经济现代化这一原则，而是在其
条件方面。1888年的进士考试题目就有关于国际贸易的一题。在1889年慈
禧太后引起的修建铁路的争论中，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各省督抚
①
和御史等高级官员几乎无不承认有必要修建铁路。 但是直到中日战争之
前，许多经济方面的创议又因具体的考虑而滞碍难行。大部分有影响的文士
和官僚都坚决反对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外国的控制，而坚持只利用本国资源；
但是后来他们又指出，本国资源太少，无力维持大工程，而且这些资源有被
各省考虑不周的铁路投资所耗尽的可能。实际上，考虑不周和管理不善的现
代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似乎使许多官员感到不安。尤其使人担心的是大
众的失业和贫困，以及少数人谋取巨额利润的不道德现象。不少奏疏都是一
再强调“缓行”、“逐步实行”和“三思而后行”。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基
本上是想要控制社会进步对人产生的后果，结果使得全部努力都陷于瘫痪。
倾向于优先发展新经济的人，以及象刘铭传那样赞同商人阶级占支配地位的
①
人，那是很少的。还要看到的是，除了省会、几个繁华的州府和通商口岸
以外，多数地方的文人对这些问题是漠不关心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加深了这些裂痕。为了挽救国家，一批上层文士和官僚
支持维新。他们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争创建现代企业，宣称发展经济是国
家的当务之急。在力主维新的上层分子和其他被当时小说家无情地讥斥其自
②
私、卑鄙和无知的人们之间， 敌对的情绪加剧了。传统的上流社会进行反
击，其手段不仅是请愿、散发传单和搞官场上的小动作，而且使用暴力、袭
③ ④
击和捣毁工厂与新式学校。他们鼓动并支持镇压百日维新。 在北方各省，
①
他们有些人跟义和团志同道合，认为义和团是反对现代化的。 然而，现代
的上流社会人士同传统的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誓不两立后来又开始缓和，或
者不如说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在1898年春，甚至在百日维新前，面临着
康有为的行动会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文人称霸政坛的局面和社会统治
① 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 辑第198—270 页。
① 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 辑第209 页。
② 比较著名的小说之一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1—1905 年连载于上海的一家杂志上。
③ 例如，1896—1898 年间张謇就曾遇到过种种麻烦，他建议开办纺织厂，竟遭到南通三百名士绅的坚决反
对。参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33 页。关于广东的反应，见罗兹：《中国的共和
革命在广州》，第35—36 页。
④ 齐赫文斯基： 《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与康有为》，第257—280 页。
① 1958 年对天津地区的高龄老人所作的调查很有意义，见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
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59、263—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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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将被压制）时，许多曾经热情追随和支持他的文人和官吏都畏缩不前
②
了（见第五章）。他们为了重新表白自己信守他们所赖以取得合法地位的
儒家正统，便自然而然地寻求仍旧忠于传统的同胞的支持；同时他们又打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向同胞们指出顺应时势的前景，以及发展
他们的物质和政治力量以弥补其精神权威所受损失的方法。鉴于废除科举迅
即被人们所接受，看来这对上流社会的特权必定毫无威胁，而只是换了一套
用以衡量他们地位的新标准。上流社会的地位从此取决于是否上过新式学
校，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保守的上层分子也热心于创办新式学校的原因。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新特权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但它实际上更多的
是思想分歧而不是社会分化。温和派与革命派的区别，并不真正反映较富的
与较贫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区别，也不真正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
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也不宜用来区分以发展工商业为职志的资产阶级与依
然植根于传统结构的上层分子。更不能认为是几代人之间有裂痕。选择不同
的道路只能从个人经历和品格的不同来求得其解，例如1873年出生的梁启
超和1868年出生的章炳麟二人都是受过经学教育的学者，但一为维新派，
一为革命派。出身湖南绅士之家的革命家黄兴，同身为上海维新派商人的李
厚佑，情况也是这样。
我们不要过分估计特权阶级内部对立的尖锐性，因为在同一家族内部也
是常常发生意见分歧的：有些家族成员可能走着新路，另一些家族成员则继
续在走老路。但是，家族关系总的说依然是牢固的。徐锡麟是浙江光复会领
①
袖之一，多年来便一直受到他的身任巡抚之职的表兄弟的保护。镇海李姓
家族有些人做了官，有些人靠祖传土地收租，还有些人跑到上海开办钱庄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