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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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相比，往往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新旧活动方式的结合带来了高额利润。
粤商叶亮卿1888年在营口以一万八千两资本创办银号，到1906年就积累了
二百多万两，几乎垄断了向广州输出的大豆制品；他还经营了几家当地的钱
庄、豆饼制造厂、烟草厂、木材场和不动产公司，并大量投资于银行和铁路。
①
这批从事新行业的商人和金融家，当然不象买办那样偏离正统。他们远
不象买办那样愿意追随西方生活方式。他们不仅还继续捐纳官爵，而且鼓励
子孙攻读儒家经典以应科举。例如宁波和苏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员中就有所分
工：有些人仕进，有些人则经商。但是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也开始出现
了一种新思想的迹象。在历来由富商资助的慈善事业中，也有人开办传授西
②
洋课程的学堂和采用西药的医院。 1891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张之洞
在两湖书院开设外语和商业课。③
在1870到1895年又出现了一批人，他们的社会风格与传统的准则相去
尚不甚远。这些人就是现代公司的股东。徐州的盐商可能认为他们在 1882
④
年对利国驿煤矿的贡献是官方派捐； 但是十九世纪外商所办的企业的资本
往往有百分之四十到八十是出自中国人，这里除了买办和富商以外，还包括
⑤
相当多的小股东，他们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职员。 官办企
业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资。
③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51 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7—965 页。
⑤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辑第331—449 页。
① 佐佐木正哉：《营口商人之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I （1958 年）第213—267 页。
② 例如叶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二十万两，1893 年粤商创办了广济医院。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97 第23—24 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15—1118 页。
⑤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 年第4 期第39—74 页。
作者估计以这种方式投资的中国资本总数超过四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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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与洋务有关的各种人物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
的，他们分成：技术人员与专家、买办、独立的工商业家。这也反映在当时
使用的称谓中。第一种人叫“绅”或“官”，第二种人叫“买办”，第三种
人叫“商”。但是这几种人确能通力合作搞官办企业，尤其在私人企业中，
买办同商人更能在一起合伙经营。这几类人之间也常有人员的流动。买办由
商人产生，他们脱离外国雇主以后，又可能成为独立的工商业家。象唐廷枢
和郑观应那样的买办，象朱其昂那样的商人，后来都当了官方专家，而象杨
宗濂那样的官方专家，后来则当了工商业家。
这些新的社会集团加在一起也仅仅构成特权阶级的一部分；这个特权阶
级能够容纳那些新集团作为新成员，同时也给那些古老的绅士家族一个机
会，使其在自己独占的都市天地内重振昔日的荣华。这些新集团的力量还
弱，不足以单枪匹马地左右上层，为了要施加政治和思想影响，他们还不得
不依附于一名与洋务有关的省级实力派官员 （如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
门下。他们可能提出建议，但是领导权依旧掌握在那些出身和教养都更正
统、更符合传统的人们的手中。不过，当时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动是
这样一件事实：他们常常让自己的子弟学商，而不是强迫其入仕以求光大门
媚。①
新的知识界和实业界
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由于文人的活动和作用都有所改变，上层社会
所包括的范围自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个西化的知识界正在产生。它麇集在几个通商口岸，比起旧式文人来
他们与农民的接触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韬（1828—1897年），他的
个人命运深受国家动荡、文人日益贫困、太平军失败、洋人和传教士广泛地
出入于中国的影响，也同样深受他自己的学术经历的影响，他因而成了一个
①
完全以写作为生的报人。 另外一些人名气虽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趋地
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学生团中的邝其照，他于1886年创办了广州的第一家
报纸。
有些受过更正统教育的文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例如梁启超和他的友
人麦孟华、汪康年即是。他们在中日战争之后放弃了传统的职业而致力于宣
传新思想。一些较早受过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严
复，他是福州船政学掌的第一期毕业生，后来发现自己的真正才能是译注西
① 这对买办来说尤其如此，参见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72—173、221 页。不过，在普通
商人和官方的帮办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9—930 页。
① 关于王韬的传记，参见保罗·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严复的传记，见施瓦茨：《严复与西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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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哲学。国内新式学堂的教师和毕业生到国外留学者日渐增多，尤其是在
1905年废除科举使仕途阻塞之后更是如此。许多传统的文人都进师范学校再
②
学习，而且不少人出国留学。大城市也开始有象律师和医生这样的自由职
业者。然而，许多新知识分子还不得不靠为数不多的薪金过活，既无名望又
无权势。
新知识界包括的社会类型，是旧中国以前所没有的，最突出的是职业政
治活动家和革命家。孙中山就是著名的例子。不过，他年青时的国外经历使
他对中国社会不甚了了；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只是通过另一代文人，而这些
人所受的教育促使他们去反对传统。除了唐才常、邹容和黄兴这些英雄人物
以外，还有许多也曾留学国外的人，他们从事鼓动工作和散发秘密传单，过
③
着危险的生活，并且同自己的家庭决裂。 与旧式文人学士不同，他们决心
摒弃传统，而不是去维护它。
1895年之后，许多中上层文人虽未完全放弃追求学问，但也开始参与现
代经济活动。他们不仅进行投资，而且也开办和经营各种企业。借助于这一
新的社会阶层，工商业变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视的行业。陈璧、沈云沛、
①
陆润庠和张謇等人都是进士出身，又都办工厂。 曾任皇帝师傅的孙家鼐和
② ③
翁同龢，分别安排一子和一侄孙 经商。大多数早期经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洋
务专家，都凭仗自己的才能 （如盛宣怀和严信厚），利用政府的购货、官僚
④
的庇护以及国家的资金来自办企业。 正在服官的人也愿意携带子弟和亲友
走这条道路。袁世凯的幕僚周学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情况后来发展
到不再局限于通商口岸。在内地最富饶的省份也是如此，甚至某些县城的某
个体致官吏也许就会开办一家砖瓦厂。1912年江苏省拥有工人二十五名以上
的工厂共三百八十六家，其中二百六十三家就是在上海以外；九十五家有限
公司中的五十一家也把总公司设在上海以外。⑤
商人、文人巨子和官僚开始联合起来开办新式资本主义企业。在商人
中，买办的唯我独尊的地位开始动摇。这时洋员也进一步熟悉了中国的习
惯，洋行亦越来越想绕过买办直接同对方打交道，从而排除了对买办的需
要。随着中西贸易的倍蓰增加，中国雇员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渐降低。他
② 参见杨懋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第296—315 页。
③ 参见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此书叙述了长江下游的革命派。关于湖南的
革命派，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6、928、934—943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7 页。
③ 江苏省行政公署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5 篇第52、55、58 页。
④ 邵循正： 《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载《北京市历史学会第一第二届年会论文选辑》，
第258—280 页。
⑤ 数字是根据《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 篇第2—51 页和第5 篇第39、69 页上所开列的名字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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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丧失了权力的基础，变成了单纯的执行代理人。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会社
首先取消买办职位；1907年横滨正金银行继起效法。越来越多的买办都在利
用从洋行所得的利润开办独立的中国企业。相反，那些独立的商人或“民族
资本家”，却经常向外国人借贷，或把工厂卖给外国人。私人企业或资本同
官办企业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许多官办企业经营的资本中较大的一部
分是私商投资的。而且一位官员投资于官办企业，能说这与投资于私人企业
不同而认为他不是资本家吗（见第八章）？官僚是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和个人
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们的态度多半取决于这项事业经营的结果。如果经
营失败，他们就把自己的失败转嫁于其他股东，而不是自己去偿还政府贷
款；如果有红利可分（在1900至1911年期间经常分红），官僚们总是认为
他们投了资，利润都应归己。最后，甚至在经营方面，由于官僚们越来越多
地亲自插手而不是托付给商人管理，官方企业就更象私人企业了，因为私人
企业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资产和官方扶助。利用官方势力的企业的特点是规
模大，而不是经营的性质。毫无疑问，官僚们与新的经济活动更有力的结合，
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发展。
在二十世纪之初，从传统的上流社会还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个
社会阶层无以名之，但是当时文献提到的“绅商”几乎都是指它。绅商既可
指官员和文士，也可指商人，这是两个不同的并列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