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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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出真诚和信任……
那次达赖喇嘛接见的记者之一就是后来编写《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一书的曹长青。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流亡者中最坚定的西藏独立支持者。正如达赖喇嘛自己所说，他“始终以极大的关注、希望和期待注视着中国政治的演变” ，他把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将发生苏联那样的变化。如果那时中国民主派上台执政，今天播下的种子就会结出果实。理论上，这种期望符合逻辑。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后的共产主义专制堡垒，肯定挡不住席卷世界的民主化大潮，终要变化。然而中国民主化之日，是否就会发生苏联解体的情况，成为西藏自由之时呢？中国与苏联有两处很大的不同。第一处不同在于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在苏联总人口中只占50％多一点，而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国总人口中占到了93％；第二处不同在于俄罗斯的领土占苏联领土的76％，而汉人主要聚居区只占中国领土的40％左右。从这两处不同可以看出，根据民族划分的国家解体，对于俄罗斯人和汉人，意义是不同的。50％的人口获得76％的领土，与93％的人口只剩40％的领土，二者对解体的态度可能完全不一样。而没有主体民族的赞同或至少是默许，一个国家的和平解体就不太可能。固然，问题不会极端到一个西藏的分离将带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全跟着要求自治，但是至少新疆和内蒙古会提出同样要求。它们和西藏的情况差不多，只给西藏特殊地位是说不过去的。而这三个地区的总面积超过五百万平方公里，已经是中国领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那么，面对中国人口爆炸、空间拥挤、资源匮乏的状态，哪一个中国当权者敢于放弃一半的领土呢？即使那时中国已经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93％的汉人选票对掌权者的作用肯定更大。有人会说，达赖喇嘛已经宣布了他的“中间道路”，并没有要求西藏彻底独立，中国民运人士答应西藏方面的，也只是“邦联式的联邦”，而非独立。未来对新疆和内蒙古，顶多也是实行“邦联式的联邦”，那50％的领土，还属于中国联邦。也许以达赖喇嘛的人格，说话是算数的。问题是，人格是不可以寄托国家前途的。法国记者董尼德在采访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时，专门就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有过一段谈话。
一点疑问也没有，丹增曲嘉认为斯特拉斯堡的演说是最能够说服中国人坐下来一起商谈的建议。然后呢？这是不是走向完全独立的跳扳呢？达赖喇嘛的弟弟搔着头一言不语地看着我。很明显地，他是在斟酌他可以说些什么而不会给西藏的外交带来困扰。经过一段考虑后，他决定了。他说：“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马可仕被赶出菲律宾一样，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我们是为世代着想，为着后代子孙着想。自治将是个起步。”
连达赖喇嘛的弟弟都把“中间道路”当作临时对付谈判的缓兵之计，最终西藏还是要走向完全的独立，可知其他西藏人更是会这样想。即使达赖喇嘛本人是真诚的，他能否左右未来的发展，以及在他身后，西藏人将怎样做，他已经是无法控制的了。以严家其与阿沛·晋美达成的共识——联邦实行二十年后，由西藏公民投票决定西藏去留──为例，严家其对结果这样预期：“你（中国）做好了，西藏就留在大家庭里。” 这只不过是想象中的愿望。所谓的民族自决从来都存在一个被谁主导的问题，主导者只能是其民族精英。前面已经讲过，独立可以使民族精英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精英对独立的热衷总是高于普通百姓，而百姓又往往被精英所操纵，那种自决的结果其实不难想见。严家其所说的“做好了”是什么？除非是源源不断的巨额财政供养，别的好和不好都没有共同标准。而那时要供养的就不是西藏一家，否则新疆和内蒙古也会认为你没有做好，闹着要和你分家。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是被屡屡验证的规律。即使中国民主派未来上台，可能也会改变现在对西藏的态度。就像当年中共也曾许诺给少数民族以联邦地位一样。一旦从反对派成为执政者，“道德”就退居次后，国家利益则理所当然上升为第一位。何况还有人给他们描绘了这样的前景：
假如中国民主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允许西藏独立，那么中国将爆发一场新的“五四”运动，数亿汉人将上街示威指斥民主政府卖国，军队则将打着“顺应民意”与“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旗号发动政变，立足未稳的民主政府就会顷刻垮台。
而民主派若再食言，结果将使藏人积怨更深，西藏问题从此更难解决。
4、中共再施铁腕
自八十年代后期，拉萨发生街头反抗运动并导致当局在拉萨实行军事戒严之后，北京的治藏政策开始向强硬方向转变。到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强硬路线和具体部署。但是其毫无顾忌地使用铁腕和高压，是在1995年达赖喇嘛抢先认定班禅转世灵童之后。北京一直把班禅当做对抗达赖的武器。十世班禅的猝死本已是它意想不到的损失。对共产党的文化而言，指认灵童和任命官员同一道理，既然谁任命的官员就听谁的，那么要想让转世班禅将来继续服从自己，就必须保证其出于自己的指认，而不能让他人──尤其不能让达赖──插手。所以从一开始，北京就在转世问题上只字不提达赖喇嘛，尽管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达赖和班禅在彼此的转世上需要介入。达赖喇嘛表示协助寻访灵童的意愿遭到北京的拒绝；达赖喇嘛也曾通过中国驻印度使馆邀请负责寻访灵童的札什伦布主持到印度与他共商大计，同样没有得到北京批准。但是北京没有想到，正是它信任的班禅灵童主持人恰扎活佛将一切情况都暗中通报达赖，使达赖得以完全符合宗教仪轨地在灵童候选人中挑出最佳人选，抢先公布于世。北京感觉自己成为被愚弄的对象，在世界面前蒙受了羞辱。它的愤怒反应是另起炉灶，重新确定三名候选人进行掣签，“选”出它指定的班禅活佛（被藏人称为“汉班禅”），而把达赖喇嘛指认的班禅灵童根敦·却吉尼玛秘密软禁，将恰扎活佛判刑入狱。对此，达赖喇嘛谴责中共：“一个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一个视转世灵童制度为荒谬、迷信的政府却在告诉我们如何去寻找，寻找的步骤应如何，谁应该批准……这种做法是根本蔑视西藏人民的传统和习俗。” 1996年2月19日（藏历新年），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用他所指认的班禅根敦·却吉尼玛的巨型照片，为他举行了坐床仪式。至此，西藏出现两个班禅并存的局面。从战术上，达赖喇嘛抢先指认班禅灵童是一个胜利，即使中共又搞出一个班禅，至少有一个班禅已经产生于达赖，相当一部分效忠班禅的藏族僧人和百姓也会随“达赖的班禅”分化出来，成为中共的敌人。不过这个胜利的代价是中共的彻底敌对。中共在西藏自治区地位最高的藏人官员热地在内部讲话中对达赖指认班禅灵童之事这样定性：
这次达赖公开与我们摊牌，是在班禅转世工作关键阶段企图孤注一掷，拼死与我们争夺班禅转世工作的领导权和灵童最终认定权，最终达到与我们争夺人心，争夺群众，争夺寺庙领导权，以此来搞乱西藏，分裂祖国，这是这场斗争的焦点。我们与达赖集团围绕班禅转世问题进行的这场斗争，决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长期以来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继续，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是随着反分裂斗争的不断深入，我们与达赖集团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一场白刃战……
热地的最终结论是：
达赖及其追随者由于其阶级本性所决定，他们妄图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不能对他抱任何幻想。
这个结论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共将改变以往对达赖“留有余地”的态度，不再考虑与达赖交往或谈判。这应该被视为“灵童”事件导致的中共西藏政策一个转折性变化。对中共来讲，虽然强行另立了一个班禅，但在藏人心目中其宗教合法性十分可疑。不少藏人宁愿对着“达赖的班禅”──根敦·却吉尼玛的照片进行膜拜，也不愿意去拜能看见真人的“汉班禅”；当局为“汉班禅”的产生在拉萨七大寺庙举行布施──即给所有僧人发钱，一多半僧人拒绝领取，同时那些僧人还拒绝为“汉班禅”坐床举行佛事活动；西藏各寺庙几乎全部拒绝摆放“汉班禅”的画像或照片，当局到处发行的“汉班禅”像没有人买，而根敦·却吉尼玛的照片却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外走私进西藏，受到藏人广泛欢迎。原本属班禅喇嘛管辖的后藏地区，历史上一直有“亲汉”倾向，这次也与北京对立。后藏首府日喀则因为社会不稳定甚至导致宵禁，札什伦布寺也因发生了僧人抗议闹事而被当局关闭了好几个月，一些僧人遭到拘捕。反抗中共的恐怖活动开始在西藏出现。尽管达赖喇嘛一直劝告他的追随者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斗争，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爆炸事件。拉萨的进藏公路通车纪念碑最先被炸，炸弹威力不大，只破坏了纪念碑表面，但影响很大。随后被炸的有自治区人大副主任的住宅和藏北一个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活佛的住宅，还有商店，甚至炸了中共西藏党委会的大门和昌都县党委的大门。一时西藏风声鹤唳，气氛紧张。据说中共安全机关还阻止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破坏计划，其中包括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年典礼之际，炸掉北京代表团必经之路的隧洞和桥梁，并且在拉萨煽动抗议示威。在国际上，北京也因为干涉班禅转世遭到广泛批评。中国总理李鹏被画成戴着喇嘛鸡冠帽骑着牦牛在西藏高原上寻找灵童的漫画形象。欧洲议会、澳大利亚议院、法国议会两院都通过决议支持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把六岁的根敦·却吉尼玛列为世界年龄最小的“政治犯”。北京以多疑的眼光看待世界，西藏问题似乎已经成为西方遏制中国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它不相信西方挂在口头上的“人权”之说，因为即使在西藏人权状态更糟的时候，西方也曾与中国有过最好的蜜月期，那时西方并没有把西藏当回事。可是现在，仅1994年一年，西方就有五个国家的议会形成了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十国的议会讨论了西藏问题，还有五国议会成立了支持西藏流亡者的组织 。美国把给西藏流亡政府的津贴从每年250万美元提高到750万美元，并且在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访问美国之际，宣布设置具有官方性质的“西藏协调员”，负责与西藏流亡政府的联系。在中共心目中，达赖的活动能量完全随西方与中国的关系而变化。在西方需要利用中国牵制苏联的年代，他们对达赖的支持少，达赖就掀不起风浪，当西方以中国为遏止对象以后，达赖就猖狂起来。按一位中共安全官员的话说：“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跟达赖的斗争，实质上是跟美国与西方阵营的斗争。斗争将是长期的，何时结束不取决于我们，甚至也不取决于达赖，而是取决于美国和西方。”北京认为，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以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