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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1-历史的坏脾气-第27章

小说: 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1-历史的坏脾气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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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们说绅士阶层是历代王朝的支柱,但每当大厦将倾之际,他们总是比别人更早地弃树而去,将目光只盯在自己的地方范围之内。晚清时节当然也不例外,只是晚清的绅士们自以为手头多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他们手中的求新事业。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此还不甚了了,但他们相信那是已经被西方证明具有魅力的东西。

  这也许就是紫金的乡绅钟荣山,毫不犹豫地选择庇护学生和对抗防营的深层背景。

  当然,紫金事件能够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些。在这个事件中,乡绅钟荣山之所以采取断然对抗的手段,还不仅仅只由于他的势高力大,还可能由于防营触犯了其绅士地位决定的某种忌讳,而这种忌讳,在传统社会里是为全社会所认可的。事实上,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存在着很明显地将学堂比附于科举的社会意识。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而当时的朝廷也确实将优秀的大、中、小学毕业生,分别授予进士、举人、贡生的荣誉衔。所以,学堂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被人看成是学宫(过去秀才名义上读书的所在)的替代,对于紫金这种只有一所学堂的小县,恐怕这种比附意识就更强烈。而过去的学宫恰是一块立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轿马”的下马石的“禁地”,漫说大兵们不能进去造次,就是朝廷命官去了也得规规矩矩的。在钟荣山气壮如牛的背后,很有可能具有这样的意识背景。只是这种旧的意识存留,在此时恰好起到了保护新学生和新事业的作用。

  从另一个方面,在普遍具有“学堂神圣”意识的情况下,几个大兵居然敢上门抓人,也说明自湘淮军兴起以来,武人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晚清之前,漫说一个小小的哨官,就是正二品的总兵,也不敢对县政插半句嘴,更不敢随便靠近学宫半步。在这次事件中,一介芝麻大的哨官,居然敢当着知县的面与乡绅对骂,而且虽然知县偏袒乡绅,但毕竟不能真的让防营出钱破费。看来,大兵们手中的枪杆子还是有份量的。这里,虽然有富国强兵国策的拉动,国人鼓吹纠正重文轻武风习被染,更多地却是王朝末世,文治秩序崩塌的必然结果。用不了几年,到袁世凯当政时,中国就进入武人跋扈的时代,新军(包括北洋军)演变成了大军阀,各地大大小小防营则转化成割据一方的土军阀;地方势力的代表则再一次发生转换,由绅士主导变成了军阀主导,或者说如学者陈志让所云,历史进入了军绅时代。如果那个哨官能知晓他们日后的命运,那么这件事情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地了结。

  历史总是乐意跟人开玩笑,在辛亥前后,巡防营是支在历史书上声名不佳的军队,因为他们往往更乐于忠于清廷,与革命党人作对。而大家对于新军则颇多溢美,因为在革命中他们往往扮演了起义中坚的角色。其实,在那个当口,巡防营响应革命的也不少,而新军也有忠于清朝的。只不过,当时前者是从绿营变过来的,人猥、枪次、饷也低,而后者则是效法洋人编练的西式军队,饷高、械良、人也精神,在人们的观感上就有了凤鸭之别。加上在革命前后新军倾向革命的多一点,而巡防营倾向清廷的多一点,自然巡防营就遗臭万年了。其实,在革命以后,凤鸭之别的新军和巡防营却殊途同归,都演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当年洋气十足的新军将领,也轻车熟路地干起抽大烟、讨小老婆的勾当,做起了一省或者数县的土皇帝。

  俗话说,一叶知秋。即使在今天,即使是广东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金这个小地方,但是发生在辛亥革命前这个僻地小县的一件小事,实际上已经预兆了即将来临的大变动。 






 
《新生》事件与日本的逻辑
  前一阵,因亚洲杯中日决赛日本队遭到中国球迷大嘘,日本传出了要求中国修改教科书的声音,认为教科书里抗日战争的内容诸如“南京大屠杀”、“万人坑”,是一种“反日教育”,应该删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有点耳熟,哦,想起来了,原来上个世纪30年代,自“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中国人经常会被日本政府告知,要求中国政府取缔“反日宣传”和“反日教育”。其中,发生在1935年的“《新生》事件”,就是此类中日交涉的“杰作”。

  1935年5月4日,上海的《新生》周刊发表了一篇署名易水的文章《闲话皇帝》,在提及日本天皇的时候,稍有不恭之词。第二天,上海的日文报纸马上作出反应,说是《新生》侮辱了天皇。在上海的日本浪人马上上街游行,一通打砸,不少商家的玻璃橱窗倒了霉。紧接着,日本驻上海领事向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向日本谢罪,严惩有关责任人,停止一切形式的反日宣传。而日本的国内,更是一片甚嚣尘上的“惩戒支那”的声音。自以为处在“剿共”关键时刻的国民党政府,此时表现得身段柔软而卑躬,不仅强令《新生》停刊,将《新生》的老板杜重远交付法庭审判,判刑14个月,而且撤消了让《闲话皇帝》漏网过关的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新生》事件”。

  事情过去了将近70年,世界变了,中国更是大变了,但是惟独日本有那么一些人却依旧是老样子。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的作者)说日本人的特性之一是特别在意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其实这不算是日本人的什么独特之处。大概但凡是人,都希望别人说自己好,不说或者当面不说自家的短处、坏事和糗事。东方人可能比其他地方的人对此更在意一点,西方所谓比较注意面子而已。可是,自甲午(1894年)以来的日本,实际上是在不停顿地干坏事,却又不停地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的方式不许被加害者说他们,这里已经不是面子问题,而是超级的强横霸道了。因为强盗抢劫杀人之后,一般不会在意被害亲属的抨击和叫骂,更不会出面制止这种苦主的可怜举动,但是当年的日本却能做出来。自甲午以来,每当中国局势稍有好转,日本就会有点动作。辛亥革命后好容易政局稳定了,人家出来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让袁世凯政权失去合法性;国民党政权取代北洋政府,好容易进入清亡后第二个稳定期,人家来了个“九·一八事变”,让亡国的危险始终压在本该大规模建设的国民政府头上,占了东北还不够,再占热河,再侵绥远和冀东,进而整个华北,害得平津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放不下。欺负人欺负到这个份上了,还不许人家叫,一叫他们就抗议,就要“惩戒”。按他们的逻辑,他们在中国干的所有坏事,杀人放火抢东西占土地,都是中国人反日遭到的“惩戒”,属于他们的“自卫行动”。

  日本战败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种超级强盗逻辑其实并没有真的在日本消失。只是现在没有条件像当年那样为所欲为了,只好把过去做过的所有坏事全不认账,不仅自己不认账,也不许受害人声张,否则就是反日教育,反日宣传。

  当然,造成日本右翼有如此底气,张扬这种逻辑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毕竟很长时间以来,日本是给予中国最多援助的西方(泛意的)国家,有着那么多的低息贷款和技术转让。只是,日本人也许没有想过,虽然借了钱,帮了忙,但在历史责任问题上遮遮掩掩,半吞半吐,硬是对灭绝人性的化学战、细菌战等战争伤害置之不理,对慰安妇、强制劳工问题视而不见,拒绝道歉,拒绝赔偿。如此作为,无论借出多少钱,恐怕也难以让昔日的受害国老百姓对他们心存感激。

  也许,有人会说,在日本持这种逻辑的,只是少数的右翼。不错,在靖国神社穿着“皇军”的军装,扛着三八枪游行的,开了放着最大音量喇叭的宣传车穿行街市的,在国会接二连三“失言”的国会议员,是少数的右翼分子。不过,沉默的大多数却对这种张扬的右翼言论和行为,表现出了太多的容忍甚至欣赏,以至于政客为了选票的缘故,时常要“失言”和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点在邻居伤口上撒盐的事情。其实,在近代日本崛起的大多数时间里,狂热的军国主义者都是少数,只是少数的能量却日见其大,最后挟持了沉默的多数,使他们最终也变得疯狂起来。条件是,只要多数对少数的狂热缺乏足够的警觉,甚至在境遇欠佳的时候还对此表示某种程度的欣赏。

  只是,世界毕竟已经变了,即使是一肚皮强盗逻辑,想要再次挟持大多数也不大可能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情势了。日本右翼张狂的结果,其实最终伤害的还是日本自己,使其通往正常国家的道路变得更加崎岖。 






 
警惕“儿戏战争观”的重现
  早听说电影《小兵张嘎》改编成电视剧了,只是鄙人一向对所谓的“名著”改编印象不好,所以并没有注意。这几天看书看累了,打开电视,手里拿着遥控板,一通胡摁,居然瞥见此剧正在“热播”,忍不住多看了一会儿。发现原来在那里,战争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儿童游戏,比当年的“嘎子”更进了一层:嘎子和胖墩们,出入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就跟到他们二姨家串门一样,连票都不用买。

  出于宣传革命英雄主义的需要,在过去相当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电影战争题材占了绝大部分;而战争片无论拍得好坏,调子都差不多相近,无论是歼灭战的大场面,还是游击战的冷枪冷炮,敌人总是一片片地倒下,我军纵然死上一个也难。其效果,在小孩子看来是这样的:打仗好玩。文革时期享有豁免权,得以跟八个样板戏一起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特别典型,而文革时期遭到禁映的《小兵张嘎》也是如此,虽然此剧老少咸宜,尤其受小观众的喜爱(本人就是其中一个)。那年月,由于受这种战争片的影响,跟我上下岁数的少年们,对于战争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和喜爱。1969年“珍宝岛事件”期间,我们自觉自愿,没黑没夜地挖地道,只是我们那里地下水位太高,地道没等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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