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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1-历史的坏脾气-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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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的学堂系统,主要是面向社会的,它一方面通过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大学和各种专门学校,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也只能通过学校的途径来生产。学校教育,其结构只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政府一家操办。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学堂所体现的品格,与科举制恰恰是相反的,实际上不能用新式的学校体制来取代科举制。然而,在新政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幅十分怪异的图画,无论改革的推行者,还是原来依附在科举制金字塔上的读书人,其中大多数人的意中,学堂变成了科举当之无愧的替代物。一边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那些学堂的优秀毕业生(留学生)以相应的贡生、举人和进士头衔,以至于冒出了“牙科进士”、“农科举人”这样不伦不类的名目。一边则是全国的读书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

  这种比附,极大地消解了这场教育改革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下层的阻力。在科举时代,秀才每三年考一次,各省的名额有限,从少的753人(贵州)到多的2845人(直隶)不等。太平天国变乱之后虽然有所增加,但最多的也不过加了几百个(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每次考试,县、府、院三场大考,不考糊了也得脱层皮。中个举人就更难,有的地方一个县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个举人。别个不讲,单说以译介西学闻名的严复,自打英国回国以后就张罗考举人,一连考了几十年也没考上。现在可好了,只要有点钱,似乎就可以实现过去难以实现的科场梦了。所以,童生们一窝蜂地涌进了小学,秀才们则进了中学,举人、进士则张罗着进大学或者出国留学(当然也有明白人“越级”)。大家突然之间,都升了一级。

  改革的阻力虽然消解了,但农村社会却因此而陷入了混乱。以私塾为代表的旧式乡村教育,遭遇了灭顶之灾,而因私塾垮台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毫无疑义,私塾赖以存在的导向是科举制,没有了科举制,私塾存在的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教育改革如此快地推行,不仅私塾在导向上迅速丧失,而且逐渐地不仅拉走了私塾的学生,也拉走了私塾的教师。从此以后,私塾教育一落千丈,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在那个时候,私塾教育是一种相当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个房子,有张桌子,再有个三家村学究就可以开办(学生用的桌椅都可以让他们自带)。农民家的男孩子,只要还有口饭吃,往往都会被家长送到私塾里去学两年,认识几个字,因为费用极低,一点米,一条干肉(标准的束)或是别的什么都可以(事实上,农村里的教书先生仅靠教书是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的,他们往往还要种地糊口)。农村的私塾虽然有许多层次,乡绅的家塾师资和条件都比较好,强宗大族的族学,条件也不错,但更普及的却往往是那些根本不起眼的,由三家村学究主持的乡塾。事实上,那时农村的私塾教育,至少是那些最低档最普及的私塾,其功能和导向存在相当程度的分离。私塾的功能当然首先是把个别的农村孩子教成读书人,其中只有极个别中的极个别分子可能进入科举的程序;但是其次,或者说主要的功能则是教众多的农家子弟认识几个字,有的还教一点珠算,好让他们能记个账、看懂文契和官府的文告。除了这两种显而易见的功能外,私塾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种功能,这第三种功能是与传统农村的生活状况紧密相连的。我们都说,传统的农村是一个礼俗社会,礼俗既是农村日常活动,也是农村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但是,无论是婚丧嫁娶的各种礼仪,还是年节庆典的各色风俗活动,都离不开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参与其间,既要主持喊礼,又要从事各种文字事务。显然,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都要靠私塾这种旧教育,新学堂是不沾边的。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对生活并没有特别紧要的关系。实际则不然,农村人不仅日常调解和叙事话语要依赖它,而且乡村组织的活动,农村人的风俗行为,没了它也无法正常运转。

  新政教育改革的结果,不仅是吸走了乡村的精英(新教育与旧教育不同,需要师资和设备,学堂办得好的,只能在城市。改革的暗示非常清楚,只有走出去,才会有出息,走得越远,出息越大,最好是到欧美留学),而且无可挽回地毁掉了乡村的教育。

  问题是,尽管新政的改革力度不能说不大,虽然说先进的中国人学西方也学了几十年,洋也进来了几十年(主要是洋教士),但当时的中国农村,却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农村。有的地方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是牛耕人种,跟西方人没有来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传统的农村,没了传统的读书人,就等于没有了乡村文化的灵魂。而没有了私塾,传统的读书人也就没了传承的渠道,终有一天会有油尽灯枯的时候。其实,用不着等到那一天,自新政以后,农村的社会生态就已经开始被破坏了。这种破坏,并不止于旧教育毁去,新教育不来,而是农村礼俗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的紊乱。农村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调节机制,无法完成固有的循环和运转。民国以来,虽然乡村的风俗还在延续,但灵魂却已丧失,日见零乱和无文。乡村的组织,从宗族到乡社,无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的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化变革的深渊。1930年代许多有志之士从事的乡村改良试验,往往从乡学的建设入手,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只是,他们的努力无法使这个已经扭曲变形而且残破的乡村世界复原。

  几千年来,中国经历过多次的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也经历过无数次的战乱和破坏。农村总是保持着自己的弹性,往往能够很快地从破坏中恢复,在变化中适应,其强大的组织力和整合力,不能不归功于乡村世界独特的文化状态,那种大传统小传统水乳交融的结构,那耕读难分的传统,那生生不息的礼俗传承。在中国农村,绅士和农夫没有截然不可逾越的界线,上层文化也难以离开下层文化而独自生存,反之亦然。中国的现代化也许是必然的,但这种大规模异质文化输入背景下的现代化,似乎必定要导致中国乡村文化的破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属性是城市,而东方则是乡村,城市必然要吞噬乡村。

  新政已经过去了将近百年,但当年教育改革的过程却并没有因江山的易代而中止它的步伐。西式的教育,从开始的不伦不类逐渐变得有模有样。但是教育的每一次进步,往往都以损害农村为代价。

  也许,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消灭农民,像美国一样,只有农场主,没有农民。可是,在中国,行得通吗? 






 
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
  自从2002年我在《书城》上介绍了湖南平江的私塾之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大小媒体蜂拥而至,据说相关的讨论会也开了几次。出于中国传媒可以理解的习性,所有的相关报道都好像是身处第一现场的独家报道,所有的议论都出于自己的独家发现。在这个小小的热闹中,大家对平江私塾的论说,自然是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视私塾为“落后的教育形式”的言论固然令我不喜,对私塾一味地颂扬同样也使人胃口不爽。令我想不到的是,2003年年底,我在香港访学的时候,一位到平江做节目的中央台记者电话告诉我,平江最后一个私塾随着岁末一块儿关门了。回来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位记者做的短片,向世人宣告:中国从孔夫子开始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私塾教育,终于落幕了。

  其实,平江最后一所私塾的关门,并不是中国私塾教育的终结。这个终结原本要早得多,大体是在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时装入棺材;1922年白话文被定为官方教材之后,钉上棺盖;及到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已经入土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发现的东西,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环境下的残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生物体上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已经等于消亡了。平江私塾的最后消失,虽然比我的预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汹涌到来的现代化浪潮中,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平江的山乡也是正在消亡中的农村。在我调查的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平江农村使私塾赖以残存的文化环境正在逐步被破坏,成年人长年到广东打工的越来越多,当年的一位受访者在赠给我几首诗之后,就来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与此同时,人们的礼俗需要也在向时尚“进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没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压制的态度,私塾也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尽管如此,平江私塾的发现,对于中国的学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平江私塾的存在,事实上揭示了西方所谓的大渠道教育(学校教育)跟农村日常生活以及民俗环境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虽然理论上有官学和私学之分,但真正起教育作用的只有私学。官学设在城里不说,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学活动,官学对于农村社会的意义只是通过其学生(生员)体现的。对于农民来说,进了官学就等于跨进了科举的门槛,官学实际上等于是古代社会选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是由各种名目的私学实现的,其中,私塾是最常见和普通的部分。在接触平江私塾之前,我一直认为,由于戏曲说唱等小渠道教育,农民喜闻乐见,有寓教于娱的作用,所以理应是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角;农民的意识构成,主要来源于这些说说唱唱的东西;所以,对于农村而言,小渠道教育的价值理应更重要。因此,在我论述传统农村教育的时候,给了小渠道更多的笔墨,对于乡村的学校,只是一带而过。然而,平江的私塾纠正了我的偏颇。

  中国的农村,事实上是个礼俗的社会,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人生礼仪活动,实际上构成了农村日常生活的骨架。对于局外人来说,婚丧嫁娶、拜寿上坟、年节祭祀,无非是些繁复的仪式和吃喝热闹。但处在传统农村环境中的人,如果离开了这种仪式,日常生活就没有了灵魂,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没有了意义。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农民离不开礼仪活动,可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这些礼仪活动程序之繁复,讲究之复杂,又是普通农民所无法掌握的。所以,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道德知识的传授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传授礼仪,即平江人所谓的“学应酬”。学生不仅要跟老师学习各种礼仪活动的仪式程序,还要跟随老师掺和婚丧嫁娶,现场实习主持仪式(主礼)。所以,传统的礼仪从内容到形式的传承,事实上是通过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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