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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禅宗与道家-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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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鹏,起飞到南溟,便是循督脉(脊髓神经)上行,到了泥洹官(顶门),打通任督脉的境界。其实,庄子引用这个寓言故事的本身,是极力说明天地万物,都是一息变化的气化作用,讲述这个宇宙万物的物化道理。天地万。物的互变,是道家学术科学而哲学的中心思想,因为天地万物的生命,相互生灭变化而存在,如梦样的依存,只是大家都醉生梦死而不觉醒,是最可悲可笑的事实。后来五代道家的谭峭,著了一本《化书》,列举许多可靠或不可靠的资料,便是引申说明这个道理,牵涉太多,恕不一一分析讨论。总之,庄子这个寓言故事的重心,首先提出“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三句话,便是极力说明气相与物化的功能,但要注意,当时古代所说的这个物字,决不是近代和现代物质或物理的观念;那个时候物字的意义,是很笼统地用它代表一种东西的意思,如果因为道家或老、庄思想中,经常提到物字,便做为等同近代或现代“唯物”观念的物字来看,那就会犯了削足适履的毛病。

  现在为了尽量简捷地讲,《庄子》的《逍遥游》,便是代表庄子道家思想,要求适性解脱的提纲,并且以此观念来看《庄子》内七篇,又是一套整体的学术思想:第一篇《逍遥游》,是讲人生最高、最究竟的境界。第二篇《齐物论》,是说明天地万物与人生在现象界中,本来就是不齐(不平等),如要得解脱逍遥的极果,必须先要齐物(平等)。现象界中的万物万象,又如何可齐呢?只有修养达到与天地精神合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与本体并存,才能有真正的平等,成为齐天大圣了。第三篇的《养生主》,是从第一二篇的逍遥。齐物而来,如果真能物我齐一,才是懂得养生,真正懂得物吾一齐而养生适性,才可处于人间世而无闷无忧,善于用世而不被世用,而乐其天年,因此才有第四篇的《人间世》。从此到达内养的道德充沛,符合于天机的自然,才有第五篇的《德充符》。我们借用庄子的理论,这五篇联起来,这便是“内圣”之学的完成。然后第六篇的《大宗师》,是说明有“内圣”的成就,才能出为“外王”,便是真正够得上资格的大宗师。由此用行舍藏,做为帝王师而以道自处,故有第七篇《应帝王》作为总结论了。只因庄子的文学,汪洋富丽,引证论述中的物理世事,无一而不宝贵,无一而不成为专题,所以读者便被他引述陈列的种种,先迷住了眼目,忽略他内七篇的条贯系统,不把它融会贯通起来,不过,这也是我的一得之见,不足为训。只为讲述之便。略一申说,以供大家研究的注意而已。

  3.《庄子》外篇的风规

  至于《庄子》的外篇、杂篇等二十六篇,或真或假,或是原著,或为后人的附托,暂时不去说它。总之,它的外篇,虽然仍秉庄子介乎人世出世之间,解脱逍遥的学术思想而出发,但大体上都是讲的用世之学,而且嬉笑怒骂,或动或默,无一而不含有至理。后世的纵横家,以及政治、军事,文韬武略等谋略机权之学,与其说渊源于老子思想,毋宁说都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为多,只是大家都不说穿,把所有的罪过,一律向老子头上一套,未免诬陷之至。自从庄子的著作,有了内外篇分类的雏形以后,后世道家的著作,也孝仿照《庄子》的成例,以专言内养道术的著作为内篇,讲论其他外用的学术思想为外篇,《淮南子》是如此,《抱朴子》也是如此。而最奇妙的,凡是道家著作的思想,以及道家的人物,都是喜欢谈兵,而且也善于谈兵,等于战国时期的道家,都带有纵横家、法家(政治)的浓厚气氛,是同样有趣的问题,留待以后补充。

  4.《庄子》内篇养生学与方大神仙的因缘

  大凡时衰世乱的时期,社会人心,受到时代环境的刺激,必然会走向颓废,讲究现实,贪图一时的享受而找刺激;或者逃避现实,倾向神秘,自寻理想境界的出现。这两条路,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变乱中共通的趋势,前者属于现实享受主义,后者属于逃避现实主义,如果从广义来讲,乱世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超过这两种范围的。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方士”学术思想的勃兴,与南方老、庄摄生养生思想的开展,也当然具有这种时代背景的因素,虽不尽然,而势所难免。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战国时期,庄子、孟子等人,多多少少,都受到“方士”养神、养气等学说的影响,尤其以庄子为更甚,庄子所有学说的哲学基础,几乎完全由于这种精神而出发,现在归纳内七篇中,有关养生学与神人的学说,举例以作说明:

  关于养神、养气的原则,他在《逍遥游》中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与孟子的养浩然之气,直养而无害的观念,确有南腔北调,殊途同归之妙。他在《养生主》中,又说:“缘督(督脉)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同于“方士”修炼精气而成内丹的方法与观念,完全一致。他在《人间世》中,借用孔子与颜回的对话作寓言,又提出养心的心斋方法与原则,如说:“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颜回曰:目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口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矣,吾语若。若能人游其樊,而无感其名,人则鸣,不人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绝迹易,无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地难以伪。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羲、几遽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庄子》这一节的心斋论,是与他“坐忘论”的方法与原则互通,与“缘督以为经”等养气之论,又是另一面目的方法。

  他在《大宗师》里,又提出外生死的理论,惜用南伯子葵与女偶的问答说:“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学耶?”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人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摆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这与他在《庄帝王》中所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以及列举列子之师壶子“衡气机”的养气理论,都是他对于养生方法的多种发挥。

  《庄子》的全书与《老子》一样,它的主旨,在于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完成一个人生的最高目的,老子的摄生,庄子的养生,种种理论与方法,都只是摄养的过程,并非最高的目的;他的最高目的与最终的境界,是完成超世间,超物累的神人、真人、至人的标准。老子所谓善摄生的人,与庄子所谓的藐姑射之仙之,便是他们所立的榜样,这便是道家与孔子、孟子系统以下儒家观念的不同之处。以孔、孟做代表周、秦之际的儒家思想,是为完成现实人生,建立伦常的规范,以安定现实世间为目的,超越宇宙以外的事情,便置而不论了,“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因此,老、庄的学术思想,他所牵涉到的种种见解,无论是属于形而上道,或形而下人事物理等理论,都是他的余情逸兴,并非就是他的主题,正如庄子所说:“是其尘垢批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但是,无论为老、庄,或孔、孟,他们在那个时代中,对于社会人群,与人间世现实的世事,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是想建立长治久安,达到天下太平的局面。孔、孟以仁义为教化,老、庄以道德为要求。孔、孟的仁与义,老、庄的道与德,并非是他们的发明或创造,实际上,都同是上古传统的观念,不过各人所取用的名辞和意义,别有异同的含义而已。老、庄的驳斥仁义与圣人,不是否认孔、孟所说的仁义与圣人,是骂当时一般挂羊头,卖狗肉,借仁义与圣人之道而逞私欲的人们。老、庄所谓圣人、神人、真人、至人的境界,必须要人人自觉自立,完成最高的道德标准,然后自成仁义道德,却不自居于仁义道德的名缰利锁之中,因此和光同尘,藏垢纳污以超越道德,而终其天年。尤其庄子提出的至人与真人,意义更加明显。他认为人能做到那种标准,才够得上说这个人是做到人生的极至了,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做一个人,也可以叫他为圣人,或神人,相反的意义,便不算是人了。

  总之,在春秋、战国时期,自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以次,在道家而言道家,当时北方一带,黄河南北的学术思想,与南方一带,以楚国为代表的道家,如老、庄的思想,或多或少,都受到“方士”养生学术思想的影响,那是有凭有据,不必力求否认的事实。后世儒者,师心自用,想要建立一个师道庄严的权威,独霸儒家的天下,便有是此非彼,建立门庭道统的观念,如与孔、孟、老、庄的态度一比较,简直是“坚儒”之见,非常可笑。我们要知道,老、庄、孔、孟所走的途径,是秉承三代以上君师不分的传统精神。因时移世易,王道衰竭,所以他们都以师道而自处,讲述王者师的学问,后世懦者,虽然号称宗奉孔、孟,事实上,品德、学识、才气,都无法与孔、孟相提并论。,所谓自称孔、孟之徒,宣扬圣人之道的,无非是阿世的所好尚,传经习书,口诵圣人之言,做为脐身仕途的工具;充其量,德行学识稍好的,做到王佐之能,如司马迁所说:“人主以徘优言之”,已经足以流传千古,为后学之所景仰了。所以对于道家,如老、庄之徒的出格高人,当然只好拿出孔子所谓“异端”一辞,加以排除异己的心理,痛加讨伐了。至于介于老、庄之间的列子的学术思想,为了时间不够,暂且裁一而不谈。但要研究道家对于理论物理的形而上的本体论,以列子的思想比较具体而有系统,后人有怀疑《列子》是伪书,是魏、晋人的假托,我觉得未必尽然,因为魏、晋时代的学者,对于学术思想,除了坐以守成,加上文学境界的渲染以外,并无如此才能。

  (三)战国时期阴阳家与方士的声势

  我们为了尽量紧凑扼要,除了稍加说明周、秦之际为举世所公认有关道家学术思想的大家,如老、庄以外,其他只好不加详论,但对于阴阳家与方士,必须略为提出,以供参考。我们要知道,战国时期的时代背景,无论为个人或诸侯的邦国,上上下下,都是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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