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5-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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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小峰分四期共向鲁迅补交版税八千二百五十六元八角三分四厘。此后，李小峰基本能按时向鲁迅支付版税，领取印花，执行印书证制。（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及陈明远在《鲁迅一生挣多少钱》一文中，都说鲁迅向北新索回了二万余元版税，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有“至此旧欠俱讫”一句。）鲁迅清楚地懂得自己受法律保护的市民身份，因此，在最终寻求解决他和北新的版税交涉途径时，他毫不犹豫地诉诸法律。李书磊评价说：“（这）显示出了他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铢两必较的市民观念，并不羞于公开地为自己争夺金钱。这种市民观念可以看作是他市民身份的反映与折射。”（李书磊：《都市的迁徙》，51页）经过一九二九年与李小峰的版税交涉，鲁迅再不是那个对“关于交易的事，一向不在内”的准市民了。查阅此后他给李小峰的信函即可明显感到，在后来与出版商的交往中，他已极其从容老练。仅看他处理《两地书》出版事宜的几封信，就可知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市民。
　　早在《两地书》尚未编好之时，鲁迅即将之预约给上海天马书店，然后他给李小峰写了一封信（《全集》第12卷，134页）。在信中，他先诉了一通苦，说自己“实在亏空得可以”，又不好向北新多开口，于是将书信集预约给一家书店，支用了几百元版税。一开口即将李小峰逼于不利地位，说自己将书稿预约给天马书店是不得已的。然后，他又告诉李小峰：“此集现在虽未编成，自然更未交去，但取还的交涉，恐怕是很难的。”——他深知李小峰以《两地书》为奇货，必然极希望争得此书的出版发行权，于是又主动给李小峰以希望，但同时告诉他要争得此书的出版发行权也并不容易。最后，他对北新的经营状况发表了一番感慨，结句是：“但此后若有一定的较妥的办法（这并非指对于我的版税而言，是指书店本身），我的稿子自然也不至于送来送去了。”——以鲁迅和李小峰的长期合作关系，鲁迅的《两地书》按理应直接给李小峰出版，而鲁迅现在给了别人。在此情况下，就道义而言，鲁迅应处于被动，但他却能争得主动：一面热心地对北新的前景担心，一面责备北新害得自己把书稿送来送去，而括号中的话则颇有几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这真是一封水平极高的信。
　　李小峰果然着急，为《两地书》的出版事宜再三商之于鲁迅。鲁迅看时机成熟，于是回信（同上，137－138页）说：“书信集出版事，已与天马书店说过，已经活动，但尚未与十分定实。”一方面告知对方自己可以从天马书店撤稿，一方面又给自己留下余地。然后，他就自己与北新的合作态度申明了一番，谓双方“并非‘势利之交’”，至去年止，自己的书稿几乎都是交给北新出版的。最后，他以一副帮助北新度过难关的姿态说：“不过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北新正在困难中，我倘可以帮忙，自然仍不规避，但有几条，须先决见示——”他于是提出了《两地书》交由李小峰出版的四项条件，其中第二条是“因为编者的经济关系，版税须先付，但少取印花，卖一点，再来取一点，却无妨”。第四条则是他将来还得给另一作品给天马书店出版，因为他已经收了天马书店的版税而撤回了《两地书》的出版发行权。鲁迅已经完全取得主动，李小峰对他提的条件自然满口答应。
　　《两地书》印行两个月后，经李小峰提请商议，鲁迅又知情达理地做出了让步，答应此后加印《两地书》只预付一半版税，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另立景宋之帐，必须于节边算清余款；二，我如有需用现款，以稿件在别处设法的时候，北新不提出要印的要求。”（同上，189页）这三封信，可见鲁迅对人情的练达，而对于交易之事已多么得心应手——据我看，他其实原本就打算将《两地书》交李小峰出版发行，先预约给天马书店不过是为了取得在交易中的主动，使《两地书》得到应有的待遇和价钱。他成功地做到了这点，否则，他怎可能当年就收入《两地书》的版税一千一百二十五元？
　　事实上，鲁迅对自己的市民身份是有着自觉的认识的。在他的职业作家生涯中，他常常自称“小百姓”，这正是对其市民身份的确认。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靠卖文为生的，因此并不羞于承认自己的文学工作也是为了挣钱。比如，他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就对友人说：“近来为了吃饭问题，在写一部小说。”（《全集》第13卷，37页）他甚至于写文章为作家卖文辩护，将文人卖文和农民卖米、工人卖力、教授卖嘴、妓女卖淫并列起来，（《商贾的批评》，《全集》第5卷，562－563页）可见他对作为职业的文学活动认识是极深的。毕竟作家也要生活。
　　最后，需要澄清的是，职业作家市民化和市侩化不可混淆。对作家的市侩化，鲁迅曾予以描述和挞伐：“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的青皮，他们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织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全集》第13卷，426页）作家市侩化就是指这种作家“惟以”营私为能事，却丧失了其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义，丧失了富于精神价值和艺术魅力的艺术创造力的不良倾向。
　　鲁迅在实现作家职业化的过程中，也顺利而出色地完成了市民化，较好地实现了一个优秀市民的世俗价值，保证了他及其家人能过上小康生活，保证了他在诡谲纷繁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能坚持自由思想，独立写作。鲁迅在实现市民化的同时，作为作家，他所创造的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也筑就了那一代中国作家所可能筑就的最高丰碑。所以鲁迅毫无疑义地成为我国第一代市民化职业作家的杰出代表和典范。

　　“人是一切中最复杂的”

　　
　　——唐彛�《琐忆》的文体性质和社会影响新论
　　？　许锡强
　　坦白地说，虽然唐彛�的《琐忆》（编入旧版高中语文第二册，新版高中语文第一册）历来被当作回忆鲁迅的典范散文来教学，但我对此却常起幻灭之感，并且用鲁迅的话来说，这“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1〕本文的论题即由此而产生：文体性质——《琐忆》真是一篇回忆性文章吗？主题思想——《琐忆》对鲁迅性格的概括在多大程度上切合鲁迅自身？……但是，当然，对此进行探讨，重要的并不在于它的结论，而在于整个探讨过程本身：问题的产生，材料的提取，方法的运用，如此等等。
　　交往史实：一次宏观考察
　　《琐忆》全文给人的突出感觉，是只用高中语文教材“预习提示”中的“曾经和鲁迅有过一些接触”来说明其作者恐怕不见得妥当。虽然只是一个文学青年，但是，瞧！“我”却能当面臧否鲁迅的思想历程，一旦“气极”就能“去见鲁迅先生”，而当时对文学青年不仅“不敢随便谈笑”，而且“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2〕的鲁迅先生，和“我”相处时却是既幽默又风趣（如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因此，最保守地描述，他们的关系也应如唐彛�本人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三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座谈会上所说：
　　“我和鲁迅的关系并不像文艺界有些人那么密切。在鲁迅生前，我只和黎烈文一起去过他家一次；大多数是在内山书店、咖啡店、小吃店，还有杂志或者报纸副刊编辑请客吃饭组织稿子的时候。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和鲁迅第一次见面开始到鲁迅去世，三年间，会面二十次左右，最后一次去见他，不幸他已不能像平时那样谈笑了。”〔3〕
　　和在其他地方都用“和他的接触并不多”〔4〕诸如此类的模糊表述不同，唐彛�在此对他和鲁迅之间的交往的总的情况作了也许是惟一的一次确切表述，从而为我们进行考证提供了方便。
　　首先，唐彛�有没有“去过他家一次”？我们注意到鲁迅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七日致唐彛�的信：“我的住址还想不公开，这也并非不信任人，因为随时会客的例一开，那就时间不能自己支配，连看看书的工夫也不成片段了。而且目前已和先前不同，体力也不容许我谈天。”按，鲁迅自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直至逝世，也就是说，自和唐彛�第一次会面以来鲁迅在上海的住址并未发生变更；又，《推背集》一书已在鲁迅写这封信时由天马书店正式出版。所以，唐彛�在《琐忆》中叙述的鲁迅第七次谈话肯定不是在鲁迅家中，虽然那叙述文本的总体意蕴是指向在鲁迅家中。此后有没有“去过他家一次”呢？查《鲁迅日记》，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七日直至逝世，共有二十七次记及黎烈文，其中来访十六次，但都未提到唐彛�同来；这期间，《鲁迅日记》也有十二次记及唐彛�，说到信札往来和书籍赠送，而在信中则透露鲁迅将偶而看到的《推背集》书评都要剪下送给唐彛�，如此关注关切，怎么可能比这些更见重要的来访却反而忽略不载？
　　其次，“会面二十次左右”又怎样呢？以当时唐彛�的身份、鲁迅的状况以及他们的会面方式而论，唐彛�和鲁迅会面不可能没有其他人在场。这样，根据唐彛�自述，参考《鲁迅日记》的记载和旁人的回忆，他们的会面现在能够确切陈述的就只有如下几次：1。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黎烈文为《自由谈》组稿而在汉口路古益轩闽菜馆请客，和鲁迅同宴〔5〕；2。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林语堂为《人间世》创刊而在忆定盘路寓所请客，和鲁迅同宴且同车离去〔6〕；3。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生活书店《太白》创刊请客，和鲁迅同宴但不同室同席〔7〕；4。一九三六年春在某地不期而遇（这实际上也是模糊表述，但见于唐彛�同年11月15日在《作家》月刊第2卷第2期上发表的《记鲁迅先生》一文，想来不会“在记忆上产生某些疑似之处”〔8〕）。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写的《断片》一文中，唐彛�还说《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多次设宴聚会，他和鲁迅同在——但事实上，唐彛�就参加过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那一次宴会，并且那也是鲁迅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参加《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的宴请，因为在那次宴会之后不久，即当年五月九日，黎烈文即已被迫辞去《自由谈》编辑职务！
　　最后，还有一种重要的交往形式——书信往来。据《鲁迅日记》记载，唐彛�总共去信十二封，得鲁迅复信九封（按，实得十封，1936年6月3日的一封，系鲁迅口述，许广平代写，《鲁迅日记》失记；现存复信九封，失1936年3月31日复信）。正如唐彛�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三日致许广平信所言：“周先生给我的信，大概有十几次，但有些都是略谈几句，并无议论。”〔9〕总之，就书信来往而论，唐彛�和鲁迅的关系也不密切，而不是他自述的“并不像文艺界有些人那么密切”（因为这话意味着只是并非最密切而不是不密切或比较密切！）。
　　因此，这样一次宏观考察的结论就是：唐彛�自述“我和鲁迅的关系并不像文艺界有些人那么密切”，这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