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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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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启口,实际上见不得“真的人”。
  中国人历来相信“不知者不为罪”,难道对不知道(无意之中)做下的事也值得忏悔吗?狂人的回答是:是的,否则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永远是“集体无意识”。忏悔、反省或发狂是第一性的,“知道”或自知之明只是结果;人的心灵永远是个有待认识的谜,而不是当下即能“返身而诚”地把握的本心或本性(“性本善”)。甚至儿童(“赤子”)即已有犯罪的萌芽,只是尚未自知罢了。
  而这里的忏悔,并不是道德化的“悔过自新”(“吾日三省吾身”),不是要清除自身的“精神污染”(“洗脸洗澡”),即不是通过“检讨”来自辩和辩诬、标榜“本心”的纯洁而恢复良好的自我感觉;而是先有了“他们要吃我”、“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的感受;再察觉“他们一伙里面,也会自吃”,发现没有年代的满本道德历史都写着“吃人”两个字;最后觉悟到自己也在吃人,认识到自己原本(本心)就是有罪的:这浑浑噩噩中以“爱”和“恨”为名目的罪孽,与生俱来,与命同在;而“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于是突然间,实在忍不住了,决定亲自发狂,即使人们“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也不顾了,索性“以疯作邪”,以更深更真切地体验自己的罪,并在极度恐惧中骤然迸发出“一不做,二不休”的疯狂勇气:说破大哥的吃人隐情,诅咒赵贵翁陈老五和人们狗们都是青面獠牙的吃人一伙,揭发母亲明明知道还伤心还是要吃,呻吟地说出自己也在吃……而且偏要说“从真心改起!……”在发作中,狂人的愤怒、强韧和羞愧、脆弱纠缠一团,勇气和罪疚难解难分,倾力冲动而颓然沮丧,不屈不挠而又无地自容,“天理”和人欲、面子和反叛、善和恶狭路相逢,而目标无法确定,他就在“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之中把这发狂当作自己的生存之道。他现在知道了,要进入反省就必须“大病”,要忏悔就要发狂,好像是故意犯罪,以便有机会忏悔一样,必须拖着这病体挣扎作恶并承担自己的恶,不让人们按住自己的口,偏要说破隐情。而从此以后,再不可能有良好的自我感,只有“黑暗的心”。
  可见,这种忏悔基于一种求生的本能,复仇的欲望。而这种自戕性质的复仇,是复仇者将自己分裂为二(见《野草》):使两者“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旷野,在四面是敌中却“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使得蚂蚁式的看客们无聊和干枯到失了生趣,就这样完成了“无血的大戮”,而让自己去钉十字架。
  狂人就是敞开了自身、解剖着自己、沉酣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抒发着大痛楚大悲悯的鲁迅。是他的热烈的生命激情,是他在长期压抑、苦闷、焦虑和挣扎反抗中的突然的爆发,是他这结晶了的沉重的悲哀和愤怒之火,使正常的看客和论者们以为是他在发疯,而根本不知道自己们在昏睡。而他在呐喊中不单发现了中国是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还发现这铁屋子就在自身之内,发现了自己一方面要反抗传统势力的外在压迫,另方面又背负着传统势力的内在压迫的矛盾,体验到作为“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无法彻底根除自己身上的传统劣根性的痛苦。
  是的,在这无声的铁屋子里,只有发狂才能够触及灵魂,只有在疯狂中“自啮其身”,才能够揭示出事情真相。而这一场疯狂,自始至终发生在“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的家庭之内,表明家庭是窝里斗的基本单位,家族和亲情是吃人的基础:人们的全部传统道德观念的根基和价值依据,最终都可追溯到生物性的血缘关系。
  然而,这位狂人,当他以对现实的清醒理解和对道德底蕴的透彻把握、以他绝望中的执拗和表演性的顽强,与一般人的愚弱麻木作了鲜明的对比之后,当他倾泻了热烈而冷隽挺峭的语句、敞露了他那蓬勃的生命和饱满的血液、并显示出他独特的严厉表情之后,他却一改狂热而响亮的令自己着迷的音调,仿佛实在是无可奈何,屈服于人们,把目光转向常人,而陷入困惑之中了: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这诚然也还是一声呐喊,却不再发狂而恢复了正常,而主要是面向“他们一伙”的倾诉了。这“救救孩子”的口号虽然真挚感人,却是空洞无力,而且无法落实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甘愿做一世牺牲;像一匹疲牛一样忍受还自视为“废物”,又甘心为张家耕地李家挨磨随便让人挤奶甚至被人宰割,这样自暴自弃的烂忠厚,连自己都救不出,又何能救孩子?孩子长大若成为又一条任人宰割的牛,便不能说已经得救;但要不被任意宰割,首先又得有不让人宰割的榜样,否则拿什么去救孩子?——然而,狂人(在发过狂之后)这种投奔集体的合群的自欺心态,却正是这道德文化的必然。
  要反抗吃人的道德,就只能继续发狂,不让他们给自己治病,也不让他们安生,亦即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要活着不死,要“早愈”和“赴某地候补”,就只能回避事情真相,靠遗忘或忍从来敷衍苟延。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鲁迅站在“五四”的前列,作为反传统文化的急先锋呐喊之后,却又不得不陷入长期彷徨的原因。
  鲁迅是不加入“与人奋斗”的革命队伍,不信任阿Q党或“做戏的虚无党”的;在他看来,在国民道德不能改变、个体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下,任何外在斗争都没有什么意义。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他“梦见”和自己的坟墓对立,想从墓碣文中读出某种答案,搞清自己的“本味”,但终于还是无法回答,“离开”了。
  鲁迅之所以凭着数量不多的作品而高踞于中国文坛的峰巅,就是因为他努力探索“本味”,他的深刻的文化心理批判,首先是针对着自身的传统毒素,落实在自我否定之上的。自我否定(“向死存在”)是能动的自我创造过程;人只有在疯狂般死里求生的途中,才有可能“走近鲁迅”。
  现实中的鲁迅先生,是德高望重、光明磊落、最讲诚信的厚道人,而贯彻在《狂人日记》里的却始终是压抑和窒息,他就在阴森恐怖氛围中出场,按“自害的脾气”亲自担任精神变态者,将最敏感、最羞于启口的事(“吃人”)来大声叫喊,表达自己对“真的人”的向往并最大限度地承担起自己的罪,将自己驱赶到骚动不安的黑暗中,揭示出自己沉沦在地狱深处的真相。“他于是亲临地狱,坐在中央,遍身发大光辉,照见一切鬼众”,以他的“反狱的绝叫”造成醉心的大乐,“且去寻找野兽和恶鬼”,而终于,“是地狱门上也竖了人类的旌旗”!(《失掉的好地狱》)
  显然,这地狱是他创造的,私人的地狱。他在这地狱里活着,将世俗的肮脏、猥亵和超世的神性的悲悯、将大恶心和大无畏揉为一体,让病痛直接发声,就像那只“也是从茅厕里爬出”却“蓦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其实都是蛆虫!’”——像那奇迹般的蛆虫一样(见《论语一年》)。蛆虫本来是无声的;而现在这位,竟卑微而顽强地喊出了自己的名字,就成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了。这呐喊企图在广大蛆虫中挑起矛盾,启动自审的机制;可惜没得到什么响应,因为所有的蛆虫都怯懦着,不敢相信奇迹。
  人们责怪鲁迅偏狭和刻毒好斗,把人比作猴子、狗、垃圾、苍蝇、蛆甚至比作“大便和毛毛虫”,而且“一个都不宽恕”;但没有人理解他对这整个道德体系的反抗和诅咒正是他对民族(也是对人类)的爱的方式。其实,针对整体的大恨也就是爱。正因为爱,他才能“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他才会“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华盖集》)。因为爱,他才执守着灵魂上“人我所加的伤”,他对这铁屋子的“真的愤怒”才会导向憎恶自己和“自啮其身”,促成内在的灵魂撕裂。而昏睡的人们意识不到,见不到真的人,超不过自然(“天人合一”)的争斗,没有个体意志,没有自由的声音:这和没有语言能力的猴子等等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语言是人的界限的真正标志;而失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问题。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面对致命的自身矛盾,在巨大的精神张力逼迫下发明语言,对千古不变的吃人原则和平淡麻木作了一次强烈的冲撞,显示了他作为奴隶、苟活者、“求乞者”的“摩罗诗力”,以及作为“枭蛇鬼怪”和战士、作为孤魂野鬼和民族英雄的内在统一。
  《狂人日记》是鲁迅自我解剖的开端。从自我意识出发而透视到道德吃人的狂人,体验了这道德的超稳定的僵固强大、吃人事业的不容置辩和“天经地义”,感受到自己面对传统势力时的软弱、退让、和必然的屈服。而他的硬骨头精神,就在于他处在矛盾中的倔强和坚韧的透彻态度。《狂人日记》发表后三年,他“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终于“言归正传”,以阿Q的名义进一步深入自我解剖,公布了他之所以不因疯狂而病殁、而混了过去、而“欣然活着”的秘方: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是探讨国民灵魂的经典。一九二五年鲁迅在为俄译本《阿Q正传》作的序中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他是通过从精神悲剧(“精神胜利法”)到“恋爱的悲剧”(“我和你困觉”)再到生存悲剧(“革命”)的层层挖掘,来展示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悲剧情境的。而几十年来,人们以为鲁迅只是写了某个不争气的“贫下中农”,或口头上承认他写出了“民族劣根性”,但没有人把阿Q理解为鲁迅对自己沉痛的自我解剖,没有人理解鲁迅以自身为标本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而由于他这样把种族和遗传(“娘老子教的”)的特征“著之竹帛”,把国民劣根性当作他创造个体人格的艺术材料,这实在太不合国情,触动了人们潜意识里的矛盾,引发了人们的恐惧和仇恨,因此一时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作家和文人,合力地围剿他,要踏灭他。人们先是打他的头,吐他,后来则是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将钉着他的十字架,悬在虚空中。而人们虽然热衷于“启蒙和救亡”或革命,却再没有人“发狂”;人们都害怕对吃人道德的致命的研究。再到后来,道德全面“优胜”而“战无不胜”,一切研究的想法都被道德专政及时地消灭干净了。
  今天,阿Q精神更成为时髦,人们以阿Q的方式对待阿Q精神,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已成为人们调侃的对象。人们普遍把野蛮当作潇洒,玩深刻,扮残酷,炫耀腐朽,满足于自身的孱弱,吃人的事自然更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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