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谁是林昭”在北大成为“真问题”的时候，当言说林昭依然是“禁忌”的时候，电视屏幕上就只能飞舞着弓琳和倪萍那“忠党爱国”的泪花。林昭的同窗好友张元勋在《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写道：“她说出了发自内心的痛苦：‘我有受骗的感觉！’她的话是涌自最纯正的心灵的真实、痛苦之声！她终于凭着一颗高贵的良心、诗人的良心、智者与学者的良心走了下去，她那孱弱的身体经受了人世间最最残酷的酷刑、折磨与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辉的三十六年的人生！
从那个黑夜，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那个黑夜，她开始义无反顾地背起了那命运的十字架，毫无反悔地走上一条穷途。十一年后，她终于被密杀、灭尸。
死，这或许是她在当时已经思及的事，但如此惨死却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人们发现，林昭在监狱里的遭遇，比起江姐在国民监狱里的遭遇来，不知道要悲惨多少倍。
我想追问的是：故作天真无瑕状的弓琳小姐，假如知道了林昭的遭遇，会不会更热爱她呢？
光环与丑闻
我在“关天茶舍”的网络论坛上读到一篇署名周秋鹏的、题为《光环与丑闻》的短文。同一天的报纸上有两则截然不同的新闻：一条是北大女生弓琳交了一万多元的党费，另一条是一名在北京某洗浴中心卖淫的女子，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赤身裸体地往外逃跑。前面一则新闻的主人公被记者写得金光灿烂，后面一则新闻的主人公则遭到了无情的嘲弄。
对此，作者若有所感地写道：“首先我觉得她们在我眼里是相同的。她们两个都是人，都是父母生的，都有居民身份证，也都有生存的权利和自己的尊严。借用《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一句话，叫‘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两个平等的人，都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那就是挣钱。她们在挣钱的方式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用自己的身体，给别人提供服务。当然在名称上稍微有点区别：那个女生做的，叫形象代理；那个女子做的，叫卖淫。但在本质上都是用自己的身体为别人提供服务。结果也差不多，她们都用自己的身体挣到了钱。然后，她们挣到钱的用途，那女生是用来交党费，那卖淫女是用来养家糊口。我看也没什么区别。至少我无法分出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借用那个女生的说法，都是属于‘很私人化的事情’。”将北大女生弓琳与妓女放在一起，既非故意贬低弓琳，也非刻意抬高妓女。这是一种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少有的宽广的人道主义立场。
然而，两人却拥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一个人像凤凰一样珍贵，一个人像泥土一样卑微。作者接着写道：“那个女生的举动被新华社宣传，然后又受到各个重大媒体的报道，成了一个热点人物。面对记者的采访，她神采飞扬、轻松自在地谈着自己身上有两大光环，一个是北大学生，一个是十八岁入党，当然现在又做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然又要多个更大的光环了。而那个卖淫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在正在用自己的身体为别人服务的时候，警察冲了进来。在那些五大三粗的警察面前，她没有来得及穿上衣服，可能也没有机会穿衣服，怀着极度的恐惧与羞耻，这个年轻女子赤身裸体地往外逃跑，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警察的抓捕，但她被更多的警察拦住了，而且她的举动也上了媒体的社会新闻专栏。作为一个靠卖淫为生的人，身上的丑闻肯定比那个女生的光环多，现在又做了这么一个举动，还上了报纸，自然又要多个更大的丑闻了。”两个年龄相近的女孩，却有着天壤之别的人生，真是发人深省。最后，作者用一种平静后面蕴藏着闪电雷鸣的笔调写道：“我在为这两个年轻女子进行比较的时候，始终保持着平静的心态。尽量不让自己的文字带有任何情绪的色彩。但是我的脑子里也总是在出现一个画面，就是那个孤立无援的卖淫女，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赤身裸体地往外逃跑的样子，她的处境是那么的绝望与窘迫，是那么的恐惧与羞耻，我总是忍不住为她心痛，为她流泪。”
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光环”与“丑闻”倒置的“反义社会”。我们歌颂着那些卑鄙的人物，我们凌辱着那些可怜的灵魂。我们把小丑当榜样，我们把圣徒当笑料。没有多少人关心那位裸体狂奔的女子的命运，却有无数双羡慕的眼睛盯着弓琳灿烂的笑容。我们学会了以一种跟良知对立的方式来优哉游哉地生存，或者干脆就将良心悬置起来。
英国学者巴特勒在《盖世太保史》中分析了纳粹时期的民众心理：“许多德国人擅长所谓‘内心迁移’，把自己真正的思想埋藏在心里，而同时采取服从、驯服的形式。这就产生了纳粹政权理想的效果，即以最低限度的政治监督高效率地控制社会。……在这种形势下，居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很快便不仅不再持有不同的思想，而且开始支持政权，与政府的目标保持一致并服从它地要求。顺从要比反对容易。岂止容易，甚至还会有奖励。”
当说谎成为生存的前提的时候，当认同罪恶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的时候，“吃人”便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巴特勒所描述的不仅仅是希特勒德国，这也恰恰是今日中国的生动写照，也是弓琳缴纳党费的内在动因——林昭因为说出真话而惨死，于是人们在林昭的尸体前面止步；弓琳因为主动配合作为导演的“老大哥”（奥威尔《一九八四》）演出了一出声情并茂的好戏而飞黄腾达，于是人们便在这条道路上蜂拥而上。林昭被掩盖在幕后，而弓琳则出现在聚光灯的中央。
林昭和弓琳都是我北大的校友、中文系的系友。照片上，她们是如许的美丽——林昭的美丽既是外表的美丽，更是灵魂的美丽，这种美丽是黑暗中的光，从天上来的光，照亮最为难熬的夜半时分；而弓琳那张漂亮的脸蛋，远远不足以遮盖她内心的虚伪和肮脏，她没有杀人，但是她为这巨大的人肉的宴席添柴加火、端茶送水，她的手上也就染上了洗不去的血迹。
我写下了这篇文字，也写下了对林昭的敬仰和对弓琳的鄙视，同时还写下了我对北大精神的理解与呼唤。
——2002年8月16日
“斯大林”与“莫扎特”
雅科夫列夫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概括为两种人物的对立，这两类人物都以各自的方式创造着历史。一类是斯大林式的人物，另一类是莫扎特式的人物。
在这里，“斯大林”既是指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又是指一个庞大的、复杂的象征符号。“斯大林”代表着人类恶的、贪婪的、凶残的一面，他是最恶劣的“流氓无产者”中的“英雄”。这类人是真、善、美的敌人，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被永久地钉在耻辱柱上，而某些人依然还在享受着愚民的崇拜——雅科夫列夫呼吁，这样的状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在雅科夫列夫的笔下，善于伪装的斯大林露出了他狰狞的面目——这个面目是自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来逐渐清晰起来的：“斯大林是职业掘墓人。他个性暴戾，是最奸诈的恶棍。他是布尔什维主义制度最明显的代表人物，是耍诡计、搞恐怖活动的能手，是封建主义国家镇压制度的创始人。这种制度造成的神志不清如此深刻、如此损坏一切和吞食一切，以至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对这个杀害千百万人的凶手顶礼膜拜。他对国家实力和精神潜力的衰竭、对千百万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雅科夫列夫对俄罗斯当下斯大林主义的死灰复燃保持高度的警惕，他特意强调：“斯大林主义反人民罪行的规模大得无比。斯大林杀死的共产党人比世界上所有法西斯独裁者杀死的加起来还多，提醒这一点对当今斯大林分子布尔什维克是有益的。”
而屹立在另外一座山峰上的是“莫扎特”。这里所说的“莫扎特”，与其说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人类辉煌的文化遗产的创造者，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向度、一种道德操守，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说：“莫扎特精神——这是人身上最光彩夺目最珍贵的品质。世间万物——从野人亲手点燃的篝火到计算机，从车轮到宇宙站——都是莫扎特式的人、天才和知识分子创造的。”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普希金以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别尔嘉耶夫、曼德尔斯塔姆、肖斯塔科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他们都可以归入“莫扎特”的精神序列之中。他们是俄罗斯的骄傲，他们是俄罗斯的光明。
在过去的八十年里，“斯大林”们在俄罗斯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他们执掌了权柄，决定着他人（包括“莫扎特”们）的生死。斯大林主义吓破了许多人的胆，也迷糊了许多人的眼睛。雅科夫列夫指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一个每一个人的良心问题，是一种衡量责任心和心理完整性的尺度。”答案不需要经过周密的演算才能够得出来：“斯大林不简单是历史上几百个暴君中的又一个暴君，他建立了暴政体制、全面镇压个人和社会的体制。但是斯大林主义不仅是靠流血、而且是靠神话来维持的。”
神话之一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历史教科书上说：正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才翻身做了主人，“从此站了起来”。在经济建设上，俄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国，斯大林死后卫星也上了天。这一切似乎头头是道。但是，雅科夫列夫追问道：这一切是靠什么手段获得的呢？“原来，靠的是几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靠的是消灭农民，靠的是奴隶集中营，靠的是河流、森林的毁灭。”
神话之二是“斯大林领导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对此，雅科夫列夫的质问同样是有力的：难道离开独裁者人民就不能取胜吗？为什么发动进攻的希特勒只损失了五百万人，而苏联人进行防御、战斗在自己的领土上却死亡了三千万人？正是因为斯大林发起的清洗运动杀害了军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指挥官，才导致战争初期苏联军队的溃败。作为一名曾经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并终身残疾的士兵，雅科夫列夫的结论是确凿的：“全体人民高度紧张、英雄气概和忘我精神的结果实质上被人掠夺去了，被人利用来神话篡夺胜利的权力体制了。”
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丑角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关于苏联政坛上最后一具僵尸契尔年科，雅科夫列夫写道：“契尔年科是我们这个制度即将覆灭及毫无生命力和完全不合格的最耀眼的信号。他在事业上毫无作为，他最喜爱的是读劳动群众的来信。我不敢说他是位‘眼睛里充满着布尔什维克热情’的有坚定信念的活动家。他多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保住权力的手段，当然这也是习惯促成的。”契尔年科之流的平庸人物之所以成为最高领袖，得益于苏联平庸的干部选拔制度。安插在上层的人相当一部分是目光短浅、见风使舵，然而“政治可靠”的人物。雅科夫列夫充满嘲讽地写道：“较有远见的党的活动家们懂得，新‘领袖’的荒唐可笑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制度全面结构性崩溃的反映。荒诞剧院继续上演自己的戏，但导演的无能越来越明显。”这一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