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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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所用，不但非儒术而已，直积二千余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而犹谓不当变者，抑尝深思而审处上下古今一综计之乎？然以积乱二千余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而欲尽取周公之法之几经历代圣君贤相创述因革，衷诸至善，而后有此郁郁乎文之治，为两汉所可复而不复，而使一旦复于积重难返之时，则势亦有万万不能者。
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夫彼君主犹是耳目手足，非有两头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万万之众哉？则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如庄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田成子窃齐国，举仁义礼智之法而并窃之也。
在谭氏所生活的清末，此种专制主义制度已到了“无法”和“无情”的阶段，儒学的面纱已拉下，谎言与欺骗已不足恃，剩下来的惟有恐怖而已。专制制度的最恶毒之处，便在于其钳制人心。比起人身失去自由更可怕的，是人心失去自由。专制之制度可覆灭之，而自由之心灵的恢复则困难百倍。这一事实让谭嗣同不得不悲观。秦政之毒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沉淀下来，终于到了快要决痈之时刻。此乃黎明前夕之黑暗，虽然光明即将来临，但此刻却正是整个黑暗时代中最为黑暗的时刻。此乃病入膏肓的专制皇权之“回光返照”，但此最后的博杀却足以吞噬若干先知的生命。谭嗣同在写下这些悲凉的文字的时候，已然感觉到了自己终将不免——面对冷漠的长城，谭氏又是一个长歌当哭的“孟姜女”。
“孟姜女”的哭声在漫长的历史中只是二三异数而已，官修史书不是此哭声的“回音壁”。史官的作用在于维护帝国稳定，在此大原则之下他们认定“孟姜女”乃是 “不稳定因素”，竭尽所能将其从历史中剔除出去。然而，秦政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稳定”，因为专制制度本身的若干特质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超不稳定结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它成为自身的颠覆者。秦政将君权神圣化，并有“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为支撑，但始终无法克服这样一种原生的自杀性机制——它将权力绝对化于一人之身，任何人必有“人所无法避免的弱点”，此弱点稍一暴露，立即会为他最亲近者所乘，“有如一个巨大的机器的发动机里投下一颗小石块，转眼之间，便全部失灵，乃至破坏。并非这一颗小石块有这么大的破坏作用，而是它凭借了全副机器得以运转的中心，才有这么大的作用。” 公元一九一一年，肇始于武昌的一场小小的兵变，成为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垂死挣扎多年的满清帝国终于被它所彻底压垮。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君主专制政体至此划上了半个句号。这一结局，也许早在谭嗣同的预料之中吧。
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仁学》之中。《仁学》是在谭嗣同被难后数月之内，于一八九九年一月起，分别在上海出版的《亚东时报》与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陆续发表。“当时中国的读书人，除了顽钝不化的以外，可说没有不被他的慷慨义烈的精神所震撼的。” 谭嗣同刚过而立之年即死难，未及对《仁学》书稿进行打磨与拓展，其思想也不可能完全臻于“成熟”。加之他身处晚清新旧传统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交往之师友众多，他个人的思想也庞杂而多变。尽管如此，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前夕，谭嗣同敏感地触摸到了这一尚且微弱的脉搏，博采众家，酿出了自己深具批判力量的 “仁学”思想体系。
谭嗣同的死难证实了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传统“自我毁灭”之特性，维新变法亦无法使之起死回生，义和团运动之后清廷手忙脚乱的“新政”反倒大大加速了自身的灭亡。如徐复观所论：“两千年来的历史，政治家、思想家，只是在专制这架大机器之下，作补偏救弊之图。补救到要突破此一专制机器之时，便立刻被此一机器轧死。一切人民，只能围绕着这副机器，作互相纠缠的活动；纠缠到与此一机器直接冲突时，便立刻被这架机器轧死。这架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份、绝对化的权力为核心，以广大的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方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构造起来的。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溢出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这时中国社会停止不前的总根源。研究中国历史，不把握到这一大关键，我觉得很难对中国历史作出正确的理解。” 由是观之，谭嗣同乃是抱着与此一机器同归于尽之心赴死，他虽然英年早逝，但此一机器也终至崩溃，如钱穆所云：“复生身后，所谓冲决网罗之思潮，则演进无已。辛亥革命，君臣一伦终于毁灭，平等、自由之声浪日呼日高。凡《仁学》与《大同书》之所蕲向，方一一演出。”
——二零零五年二月初稿，六月改定
中学生之死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广东的“读友”的来信。写信的是一名高中复读生
，由于我在很多文章中都讨论到目前中国中学教育的弊端，他便以“亲历
者”的身份告诉我许多切身的感受。我重视这样的来信，写信的人都会掏
出心窝子来，告诉我许多被《人民日报》之类的“谎话大王”一层层地掩
盖起来的中国社会的真相。
信中写到：“在我们这里，复读一年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复读两年、
三年，甚至更长的都大有人在，作为一名‘高四’毕业生，我觉得我们的
压力是巨大的。这压力不单单来自于繁重的学习任务，更大的是来自于这
套制度为我们营造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氛围之中，每一双眼睛都在关注
著我们，父母、亲人、朋友，我们深知他们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才这样，
但每每这样想起，我就感到更大的压力。在其他人眼里，我们的前程，就
在于我们每次考试的成绩。成绩好的被英雄般看待，成绩差的却有天壤之
别的待遇。每当看到电视报纸对‘高考状元’的大量报道时，我都会立即
转移视线，为什么我们的主流媒体只会将‘状元’们大肆报道，而对那些
自杀的落榜生却只字不提？”
他接著写道：“二零零三年六月七日，就在高考前的第一天，浙江温
岭一名女考生在考完第一科语文后不久就跳楼自杀了，她无法查收如此巨
大的压力，终于以死宣告与高考制度的彻底决裂！这并非空谷回音，它每
年都在发生，在我身边就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我的一位同学，第一年考得
不好，复读一年还是落榜了，终于在第三年考上了一所普通高校，可就在
她入学不久，我就得知她精神失常的噩耗！余杰，你说过：那射向柔石、
瞿秋白和闻一多们的子弹并不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更可怕的是那股逼得
胡风、路翎变成疯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得‘看不见’的力量。
但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们的高三学生不都生活在这股力量的阴影之下
吗？！”
就在我阅读这封信的时候，新的一学期刚刚开学，我在网上看到几则
由于无钱交学费、无法继续上学，几个孩子走上自杀之路的消息。孩子们
“前赴后继”地死去，有的是因为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有的则是不能忍
受这套可怕的教育制度。他们的死亡无损于“帝国的伟大”，无损于中央
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矜持而高贵的微笑；
他们的死亡无损于教育部长陈至立跃升为国务委员，也无损于冠冕堂皇的
“义务教育”的法令。“小康社会”的繁荣图景遮盖了他们静悄悄的死亡
，而习惯于歌功颂德的记者们也不会把他们的死亡当作“新闻”。
有人说教育是当今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有人说中共
建政之后“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教育”。据报道，今年秋天，仅仅是宁夏省
的一个贫困县，有两万以上的适龄儿童失学。当地教育官员表示：“这些
孩子面临的不仅是失学问题，而且是吃饭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连饭也没
得吃。”当越来越多西部地区农民的孩子因为父母无力承担昂贵的学费而
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时，“三个代表”就成了一个荒唐而辛酸的笑话
。那些“自动”地成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的中共官僚们，哪
里会把这些学子的前途和幸福放在心上呢？他们在忙忽著贪污受贿，忙忽
著办理外国护照和海外帐户，忙忽著吃喝嫖赌种种事务。连扶贫款都会被
私吞，连希望工程的捐款都会被挪用，在这个权力崇拜的国度里，孩子当
然是被大人无偿牺牲掉的“无权者”。
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进入学校的孩子，也并不意味著就能“凭借教
育获得解放”。相反，他们长期背负著沉重的精神包袱，忍受谎言的熏陶
，还要承担升学的压力。在中共严格控制下的各级教育机构里面，许多教
师都把学生当作“工具”和“符号”──学生的考试成绩就是学生的“身
份证”，几组简单的数字比活生生的生命更为教育者们所看重。大部分教
师只关心学生的分数以及班级高考上线的人数，而不会关心学生心灵的成
长和精神的健全。于是，我们看到了湖北黄冈中学这样的“地狱学校”雨
后春笋般产生，尽管这所学校每年都把数百名毕业生送进重点大学，但学
子对母校却唯有噩梦般的回忆；于是，我们看到了“神童制造商”聂其文
被家长们奉为楷模，尽管他的儿子聂愿愿十五岁考上名牌大学、成为“少
年天才”，但孩子却对记者说：“恨不得将父亲杀死！”于是，悲剧屡屡
发生。中国的教育生产线生产出了无数的冷血动物和精神残疾者，他们拥
有名牌大学的学位，却不具备普通人的爱心和良知，他们中有在美国枪杀
导师的卢刚，也有用硫酸去伤害黑熊的刘海洋，还有贵州安顺因为不堪父
母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而将父母毒死的十五岁的双胞胎姐妹。
孩子们纷纷死去，或者四肉体的死亡，或者是精神的死亡。这是一个
我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我们对孩子的死亡熟视无睹的时候，我们民族还有
什么希望呢？然而，还是有御用学者滔滔不绝地谈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
是世纪”──我不知道，一个充斥著文盲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