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疯了-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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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天，中年职员的工作特别不顺利，被上司恶狠狠地痛斥了一顿，他打电话回家，又被太太数落了一顿。
中年职员郁郁不欢，坐火车回家时，再度经过这个小镇，他看到了同样的景色和诱惑。
最终他跳了下去……
看完电影，罗武当即告诉谢双依：我要辞职，不再上下班，听那些无知的上司指挥。我得做自己的主人——否则，在“嫉妒与冷漠”中，我也会跳车的！
谢双依比电影里中年职员的妻子开明多了，她支持罗武的决定：“只要你觉得开心！”
就这样，罗武成了国内最早的自由撰稿人之一。他根据杂志的喜好和读者的胃口，写了许多纪实文章，什么家庭亲情，人生爱情，朋友友情等等，应有尽有。他还在好几家报刊开辟专栏，如《镜城早报》的“蔷薇野芒”就是其中之一。
罗武有时还编辑一些散文小品，如曾经流行一时的所谓“小女子”散文，就是在他这里“俏丽”出笼的。
有一天，当《镜城早报》的编辑告诉他，有个叫阿升的朋友找他时，罗武一下子竟激动起来。因为很少与老同学联系——他曾试图寻找张凌，并写了几篇小文追忆他们在大学的生活，但是没有得到张凌的消息，不知道是张凌忙于做生意没看到罗武的文章，还是他至今没有原谅罗武的行为。见到发福的阿升后，罗武很高兴，但他没有问及有关张凌及其他同学的消息。他想，既然生命就是对一段段往事遗忘的话，我又何必对昨日纠缠不休？
特别是罗武被拉进“性派对”的游戏时，他觉得找回了“做人”的感觉：以前的许多挣扎和努力都没有这样对自己的心灵造成彻底的颠覆和打碎。
既然人们可以这样生活，罗武觉得他完全有理由可以对昨天的“恶梦”说声“再见”了！
最让罗武感到“有收获”的是第一次与那个经验丰富的女人做爱，那感觉是他跟谢双依在一起时所从来没有激动过的——真是让人兴奋极了。
从此，罗武迷恋上“性派对”了。
谢双依问他在干什么，罗武就以自己在外面采访找借口。因为人回到了正常的状态了，他反而与谢双依也有了更多的性生活。
罗武认为：自由撰稿人让他找到了“肉体的自我”；“性派对”让他找到了“精神的自我”。
为了不让谢双依的盘问所困扰，罗武设法让妻子也参加了。这样以来，他与谢双依走到了同一条道德线上，无所谓人格的高低，也无所谓心灵的责备，大家彼此需要，互相尊重，共同经营好人生这一道难做的“盛宴”。
罗武尽量让自己不去想明天的事儿。因为，明天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说不定明天他就死了呢——比方，坐飞机失事、坐轮船翻船、或火车撞车或别的什么天灾人祸。报纸或电视上，每天都有不少人死亡，谁能保证他的名单就置于黑框之外？
既然生命是如此脆弱，他只要求好好过完每一天。哪怕这一天是在麻醉中度过的。
不是有人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吗？
罗武坦率地说：“‘性派对’就是我最好的安眠药！”
但是他又补充道：可是，这“安眠药”也不能经常吃。吃多了会伤身体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安眠药”只是在睡不好的时候吃，目的是为了睡好，是为了醒来后有更好的精神对待繁重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对我而言，参加性派对就是为了调节生活。我觉得这样很好。不用担心任何副作用。”罗武说完这句话后，将脸转向窗外。
窗外有一棵老树，树上有一个蛛网，网里有一只小蚊，小蚊在不停地呻吟，并且挣扎……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
屈乡楠的文件夹
罗武跟我聊天时，不停地使用手势。他的表达能力远不及他的写作能力。他常常试图表示一些新的观点，甚至带有一点学术气味，这是一些写家经常犯的毛病。
罗武自己也承认，在与女性派对时，他总是习惯于“讲”，而不善于“做”。女性朋友有时对他的“学者化”谈话颇为不满，认为他有掉书袋或炫弄学识之嫌。
不过，初次见面时，罗武给人的印象是开朗、坦率而又大方，我头一回看到他时，就一点也看不出他内心竟有一块发霉的阴影压迫他好长一段一时间。
通过谈话，我仍然感觉到，罗武有种“抑郁症”——“山女事件”给他的心灵造成的创伤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拜拜”了。不，恰恰相反，它像一条蛇，在他不经意的时候，在他快要忘记的时候，在他快要沉醉于某一境界的时候，它悄悄地爬了出来，然后，在他心尖上狠狠地咬一口。咬完就走。当罗武意识到这种疼痛时，它早已消失了。
罗武积极参加“性派对”，不断地用一种“行为”来反抗另一种“行为”——而后一种“行为”不过是历史的沉积，是看不见的，这正是“抑郁”的来源。
“抑郁症”在我国都市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它也是一种全球化的时髦病。
有报道称，到二零二零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杀手。
而在我国，“抑郁症”及自杀造成的损失之和已排在各种疾病的首位。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人群死亡的第一原因是自杀——而自杀的冲动许多时候就是来历不明的“抑郁症”引起的。我国目前每年有二十万人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占全球每年自杀者总数的五分之一。
特别是最近两年，青少年自杀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罗武表示，他不会自杀。他也不愿承认他患了“抑郁症”。他反而觉得眼下的状态很正常，他与谢双依的感情也很稳定，双方都在“性派对”行为中点燃欲望，放纵自己，并在一个陌生人的身体上打捞曾经有过的激情。
罗武说，“我派对，我写作，我自由——活着真好啊！”
尾声：燃烧的文明
“为了方便的婚姻”与“做自己的主人”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
一个“淫”字将“性”推到了“邪恶”之首的境地，一个“孝”字又像一个“紧箍咒”，使“性”的约束带上了双重的意蕴。
换言之，遵从了卫道士们所订立的“规约”，就是“善”的；服从他们，就是“孝”的。
否则就是不孝，就是“恶”的，就应该受到严惩的。
可是，是谁授权了卫道士们制订这些“规约”的？人们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手脚捆起来，交给他们去管理？人间的德行与天理究竟是如何交汇的？
不少人总喜欢沿用先秦儒家常谈的“天命”、“天道”来为此作辩护，其实，他们对这些字符的真正意义并不明了。
“天命”、“天道”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五行篇》解开了这个谜语。五行不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而是仁义礼智圣五项德目。其中仁义礼智在同一层个层次，只是善人的行为；圣居更高的层次，能够体认，以德性形于内始达到圣的层次。
善是人的层次，德是天的层次；德而内化，德而形于内，人遂得由仁义礼智的融通提升到天的层次。天是自然，也是超越界。经过四德的内化，人性超凡入圣回到天然，是以经过人心与天心的交汇，经过圣的境界，天命不是降予王者，不是降于周人，而是降在你我他每一个人的身上。
天命遂不是王者的使命，天命的意义平凡而超越，现时而永恒。
因此，饮食男女，要“成圣”很难，而作为普通人的“天命”和“天道”就是要活得自然，活得真实，活得内外“顺达通乐”。
但并不是说，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像存在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只要我想什么，我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所以就有意义。这种想法的危害在于，它直接导向虚无主义，对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自己的想法。
当今的中国现实，存在主义思想还大有市场，尤其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刺激下，这种思想以各种面目出现。
“性派对”是很容易归于其中之一翼的，但它却有着自己的精神走势和独特疆域。
应该看到，当着没有外力的抑制而犹能自律，这只有最高“心性修养”的人才能办得到。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人是当有外力抑制时，他就收敛些，当外力不存在时，他就放肆些。
“性派对”的行为者正是在这种既有外力（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又不想压抑自身的夹缝中生存，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诡异，以地下状态为主，而在实际行为中，他们又能十分放肆，越过一切传统藩蓠，将在办公室和公共场所压抑的心灵尽力伸展开来。
众所周知，婚姻、爱情和性这三件事，既是一回事，又是各不相干的三件事。
从婚姻的角度，从社会的约束的角度看，婚外恋是不道德的。但从爱情的角度上看，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是不道德的。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性派对”虽然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良方，但它是否提供了某些值得人们思考的东西呢？
董乐山先生说，中国有史以来的婚姻制度底下，绝大部分都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有的爱情是在结婚以后大家互相培养出来的——不是指腹为婚，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了民国时代还是需要介绍。今天的农村和不少城里人仍然需要这种“中介”。
外国人称这种婚姻叫“为了方便的婚姻”。
“嫁得好还是干得好”曾一度成为媒体争论的热点，但争来论去，还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客观事实却是：不少家庭变成了“维持会”——就是过去敌伪时期给日本人维持社会治安的伪政府，关系勉强维持下去，有儿有女，而且年龄大了，凑合着过算了。
中国九十年代以前离婚一直十分困难，而且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
尤其是文革期间，除非你的爱人是右派之类，感情不好要离婚简直不可能。不但组织上不同意，就是到了法院去，调解来调解去，五年十年就这么耗过去了，再到双方都白了头发再离掉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种半死不活的“耗生活”其实是违背“天命”和“天道”的，是“恶”的和“不孝”的。怪异的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却麻木得连个喷嚏都打不响。
这种触目惊心的事实甚至延续到了今天。据报道，目前中国一千对夫妻只有十三对是真正幸福的，而五百多对则是彼此冷漠。
还有一个在作家文人中进行的调查：十二个人，七个是因为外遇离了婚的，另外五个其中的二个正在进行婚外恋，还没发展到离婚，最后三个有过精神外遇，也就是有贼心没贼胆。
好像没有一个跟另一半是真正忠诚和相爱的。这个数字让人大吃一惊。
年轻的女性不禁会问：“我能保证我与他就是那千分之十三中的一对么？”
“性派对”行为者至少没有这个疑惑，他们不少是有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