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疯了-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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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周山岭一气之下，提前结束学业（他的博士是过了一年后才去答辩的），带着“吃手指”的恶梦回到中国，并顺利地在深圳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做着高级管理工作。
“吃手指”的阴影一直影响着他以后的整个生活，它让周山岭感到，这个世界不但是危机四伏，简直是杀机四起了。
有时他也感到滑稽：自己天天被危机所困，现在却要来为人们做“保险”。他连自己都“保险”不了，又怎么去“保险”别人？
比方，当你在饭团里吃到白糊糊的手指时，你还指望有人来给你“保险”吗？
第五章 危机四伏
屈乡楠文件夹
周山岭在跟我说他自己的故事时，眼睛不时往别的地方看，那种警觉的样子让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他坦率地告诉我，在跟桂妞结婚前，他开始担心自己的“根”也像那饭团里的手指一样被什么机器一“恍惚”就连把带蒂地被切断。
根据我有限的医学知识，我感到周山岭已经患有一种急性惊恐病征，因为这种病症总是担心自己的“阳具”会缩入人的体内去。这种病在古代某些知识分子或者宦官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它是由于中国残酷的阉割之惩罚所引起的。
医学上有人将这种病叫作“癔症性分离状态”，患者与自己总是情绪冲突，处于急性焦虑状态。
这是一种都市“职业病”，是心理疾病之一种。
据报道，心理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已列居首位，这是社会快速发展和各种压力所造成的“身体不适症”。
它表明：今天的人们重新把自己当作了整个社会机器中的一个小小的“零件”——为了生存，为了不被高速运转的社会所淘汰，甘心情愿地，诚惶诚恐地把自己定位为社会机器的一个部件：“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小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推动他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
为了逃避这种嘈杂，为了对抗“阳具”退回身体内，周山岭们就试图希望靠“性”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其根据便是：“不用则退”或“不用则废”。
周山岭在跟我谈话中没有隐讳这一点。他说，打自从跟桂妞结婚后，他的心情好多了，情绪也稳定多了，因为桂妞是那种一见就让人撞出“火花”的女人。
在桂妞的怀里燃烧，他感到很宁静。但这种燃烧对他整个身体而言，还远远不够。所以，他还要从别的女人那里得到新的燃烧。每一次“性派对”，都让他感到脱下了一层壳状物，轻松多了。
他说，他从不干“召妓”的勾当，即使在美国最压抑的时候也是这样。但他并不想将自己的身体禁锢在地牢里。
“那样做太不人道。”
周山岭说到这里，大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快就选择了要在艾菲尔铁塔上向桂妞求婚？
周山岭笑着回答说，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是有一团火在燃烧，我知道那是什么。而它并不经常出现的。不，不是不经常出现，而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是我晚一点，不抓住这个机会，那么，我就失去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他还说，有些人一生中可以有无数次恋爱，可对我而言：没有，一次都不可能有。最多就是那一瞬间。这一点，我在国内读大学时，就已经感悟到了。当时，我去图书馆，常常要经过一家小小照相馆，那玻璃门上就用红笔写上：“美的一瞬，一瞬的美”，心想，说得真好啊。
“真正的美其实只有一瞬！”周山岭以不容分辩的口吻结束了这一场谈话。
但就在我回到房间时，我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根椐中国官方数字，河南省一个村庄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感染了爱滋病毒。到去年底，中国境内已发现八十五万爱滋病感染者，但据联合国爱滋病防治行动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到去年底，中国至少已有一百五十人口感染了爱滋病毒。
我正要去跟周山岭说说这条小消息，却看见自由撰稿人罗武穿着松松跨跨的裤子，大大咧咧地向我走来了……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
“杀子”的“汉文化”或自毁的“孝道”（1）
罗武参加“性派对”时，总喜欢跟他的女搭裆讲述一个“孝道”的故事，而且他总是说得很认真，让女的也感受到他对这种“孝道”的不满和反抗。然后，他就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某种理论上的依据似的。
但是，有时，女的对他讲的故事不感兴趣，只是要跟他MAKELOVE（做爱），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罗武便觉得对方没情调，当然，他不会把这种想法表达出来。毕竟只有一夜的机会，大家在一起就是缘份，至于其它的，没有共同的语言，不说也罢。
罗武觉得他参加“性派对”就是对传统中国“孝道”文化的一种反叛。他和妻子谢双依决定不要小孩——这是最犯忌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但罗武和谢双依不管这些，只要两人世界。双方的父母都健在，但并不对他们尽太多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他们自己也早早地从家庭里分开了，亲情对他俩而言，并不强烈。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快乐！”罗武不停地强调。
这种神经质似的重复本身就反映他内心其实也很矛盾，他不过是不断地重复同一话、同一的行为甚至同一的语气或姿势来证明自己的对传统的某些东西的不耐烦，或者是试图要忘记什么——那些曾经对他的心灵构成伤害的东西。
温尼、桂妞以及其他的女性都听过对罗武讲述的关于“虞舜孝敬”的故事。每一个女人听了后，都觉得罗武对历史很有一套，但私下里有时一谈起，才发现罗武讲述了同一个故事。
当然，这样的故事是百讲不厌的。
罗武常常坐在床沿上，对躺在床上的女性慢条斯理地讲述道——
虞舜出身低贱，幼年丧母，父亲瞽瞍是一个盲人——因为“瞽瞍”这两个字很生辟，罗武经常用一条小纸条将这两个字写出来，并重重地念一遍，有时女方也会跟着念一遍。罗武衣兜里总是有一些小纸条和至少一支笔的。罗武接着说，年轻时，舜是有名的孝子。父亲却只知宠爱后妻和后妻的子女，对舜很坏，并经常打骂舜。
后母还想杀死他，她带来的孩子更是常常欺负他。
但舜还是一片真心孝敬父母，爱护弟妹。
尧帝听说舜的孝名后，很想考验他是否能够任胜继位权，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又叫自己的九个儿子和舜生活在一起。
尧帝还封给舜的官职，以考验他的才干。
虽然做了尧的女婿，舜在家中的处境并没有改变——罗武有时就借机发泄一下对当今社会当官的不满。
女人有时烦，就要他讲快点。
罗武就笑笑，继续讲，说舜的家人竟然想害死他。
一次，他们叫舜帮助修理谷仓，等到舜登上仓顶时，却撒梯放火，想烧死他；又有一次，他们叫舜帮助淘井，等舜下去后，他们却投石填土，想活埋他；还有一次，他们请舜喝酒，想等他喝醉后杀死他。
但在妻子们的帮助下，舜每次都死里逃生。
罗武引用孟子的话说，舜明白自己在家庭中悲惨甚至危险的处境，每次家人设计要他的命时，他明知凶多吉少，妻子也劝他不要去，但他还是去了。
这是为了一种孝道，舜别无选择。
讲到这里，罗武会习惯性地对女方对这种孝道的看法。女方一般说不出所以然，罗武也无所谓，自己发一通感慨，并引伸出其他的故事。罗武说，中国民间流传许多这种行孝杀子的故事。
在《二十四孝》中有一个“为母埋儿”的故事：“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子不敢违巨。巨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可夺。”
这种文言文由罗武读出来，使人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女人大多听不明白，罗武便又得细细地解释一遍。
罗武还说，遇到饥荒年月，“杀子”的事更加普遍。
“杀子”在中国人集体经验中是很突出的一件事。也许有人说由于物质不足的原因，但为什么不杀老人？
罗武自问自答道：正是“孝道”将“杀子”的“汉文化”合理化了。
因为，按照儒家标准，舜是孝的典范，“为母埋儿”中的郭巨想是也是孝道。但他的行为却是对儿子的生命的构成威胁。
“父母杀子”与“子女为父母作牺牲”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在艰苦的环境下，子女就更不能让父母因为自己而受苦。子女应该为父母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将外在的文化要求内化为自觉的行动。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
“杀子”的“汉文化”或自毁的“孝道”（2）
在民间传说中，有许多这种故事，情节越残酷，自毁性越大，越受到称赞。
罗武越说越激动。
比方，在《二十四孝》中，一个八岁的孩子为了防止蚊子咬他的父母，甘愿让蚊子咬他自己。又比方，孝子王祥受后母虐待，但当后母想吃鱼时，他却“卧冰求鱼”。
再比方，一个孝子听从医生的指示，尝父亲的粪便，以判断父亲的病情，当得知老父病危时，他祈求上天让他去替死。
等等，等等。
罗武断然道：行孝意味着维护父亲的权威地位。舜得不到家人善意的理解而是敌意的拒绝。可正是敌意的拒绝突出了孝行的伟大。
行孝意味着子女的一切行动都要为父母的幸福着想。
一方面，子女应该努力争取生活上的成功，以给家庭带来荣耀。
另一方面，在特定条件下，孝子要违背父母的意愿，如果这种不违背就会造成对父母不好的后果的话。
比方，舜的父亲想杀他，但他一次次逃走，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就会使他的父亲更不配当父亲。
罗武又引用孔子的话说，当父亲发怒要打人时，孝子应该保证自己的身体少受伤害。
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
如果父亲对子女体罚太厉害，也有违父慈的伦理，所以，躲开父亲的体罚是有利于父亲的形象的。
由此可见，孝道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行孝的结果有时并非天伦之乐，而是人间悲剧。“孝道”是以权威主义道德观为特征的社会化模式的主要基础，其负面的结果是造成个人情感与角色行为相分离而可能造成父子关系中出现情感疏远、紧张和敌对等问题。
绝对的父母权威造成中国儿童情感上暴戾、与父亲疏远，害怕权威人物，面对权威指示采取沉默、否定或消极抵抗的行为。
肉体上的“杀子”表现在各种激烈的“自毁”行为，而内在的思想控制因为扼杀了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