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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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此案于同年11月20日即在天津破案。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经公安部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的鉴定,也完全证实这一点。可是,陈伯达咬定这是个大现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后台。
陈伯达接见专案人员时,气势汹汹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
专案人员随即按他们的指示,采取一系列指供、诱供等非法手段,甚至坐“喷气式”追逼所谓“后台”,于1968年12月追出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王震、廖承志等。诬陷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
审陈伯达的另一主要罪行,是关于1966年《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问题。
在开庭之前,陈伯达得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出他炮制《横扫》社论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时,就惊慌地说:“坏了,坏了,算这个账,把我杀头算了,枪毙我也不反对,可能也太便宜了。”
陈伯达在第三天法庭发言时,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从1970年10月18日软禁之日算起。1981年8月,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
政府为便于照料他的生活,批准他的儿子带着妻子和孩子从石家庄来北京,同陈伯达住在一座新楼的一套房间里,过着安定的晚年生活。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释放。
1989年9月20日中午,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时年85岁。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林家王室的覆灭(1)
周恩来:“‘9·13’事件不是偶然的”
京西宾馆,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多次举行高级干部会议的地方。1973年3月18日至5月18日。空军四届五次党委扩大会议也在这里举行。这次会议,是林彪叛逃以后,空军党委首次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
会议通过两个月“揭、批、查”,基本弄清楚了同反革命联合舰队有关联的人与事。笔者奉命采访会议,这对笔者了解林彪叛逃前后的情况,极为有益。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等参加了会议。
1973年5月15日,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同志汇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作会议总结。当穿着浅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周恩来的讲话,从夜里十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16日凌晨三点。他以超人的精力,智慧的哲理,深刻的分析,高昂清亮的声音,详细阐述着“9·13”事件的经过和教训,并且一再强调,在处理清查有关的人与事时,一定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笔者坐在主席台下的东侧,仔细地纪录了周总理的讲话。
周恩来说:“空军这次会议是一次搞好内部的会议。林彪抓空军搞了许多阴谋活动,主席一直注意着各种势态的发展,感觉到林彪的思想不对头。”
接着,周恩来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到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反党阴谋暴露,列举事实说明“主席还是在语重心长地教育他”。
周恩来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对主席更加仇恨了,用了很多恶毒的语言攻击毛主席。”
这时,他缓缓地从座位上站起,用炯炯目光,从右到左注视着全场,接着,他连续讲到毛泽东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和叶群、林立果等人的批评,以及批陈整风会期间,“挖墙脚、掺沙子”的紧急措施,并且谈到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搞“571”的罪恶活动。周恩来特别提到江腾蛟,说他是“空军的阴谋家,是摇羽毛扇的人物,是个小丑,是个像三国蒋干那样的人物”。
周恩来回忆到197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上观礼时的情况:“五一节晚上,林彪上去只呆了五分钟。过去每次去天安门,他都是紧跟,拿着语录,紧跟毛主席后面,从东到西,‘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这次他不跟了,对主席恨极了!”
“这天,他本来是不愿意来的,叶群哭着在他面前跪下,苦苦哀求:‘你要是不去,咱们一家人都得死了!’‘没有那么紧张,那么严重嘛。’林彪答应只来五分钟。”
周恩来说:“林彪对毛主席是仇恨的,他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只要有土壤,他就酝酿一次阴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林彪的叛逃是逐渐演变的、发展的。‘9·13’事件不是偶然的。”
周恩来又回忆到1971年9月13日凌晨1点钟,接到吴法宪报告时的情景:“吴法宪打电话问我,256号飞机,向蒙古方向飞了,要不要拦截?打不打?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全国人民的‘副统帅’,我怎么下这个命令?”
周恩来右手放在胸前,高高地举起左手,用犀利的目光扫过会场,问在场的空军高级指挥员们:“如果我下命令,你们打不打?除非毛主席直接给你们下命令,对你们说。当时也说不清楚呵!有些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责怪下级,叫下级负责不行!教训当然是有的,责备空军党委。空军党委八个常委,有四个是死党……有事情,空军党委比我们早知道,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两个一切’,林立果当作战部部长、空军办公室副主任等都不向中央报告,也不向总政治部备案。我就不知道这个名字,只知道他叫小老虎……”
谈到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严肃地说:“空军党委不仅犯了政治路线错误,而且也犯了组织路线错误,违背了党性。党委的职责,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不问一个为什么,就会上当。”
周恩来要求新成立的空军党委在清查林彪的人与事时,要实事求是,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周恩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林彪叛逃只带走两样东西,一件是讲用报告,一件是空军大院的第一号出入证。他的文件全部没有带走,什么都可以清查……”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扩大会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在空军的活动,系统地进行了清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林家王室的覆灭(2)
笔者在林彪住的毛家湾还看到一些物证,说明他怎样在“史无前例”的历史悲剧里,堕落成阴谋杀害伟大领袖的罪人!
这要从“老虎出洞”写起。
“老虎”出洞
林彪一家原来有五口人,林彪、叶群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林彪同前妻所生的大女儿小琳在动乱初起时,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一派红卫兵组织。叶群假借林彪名义,写了一封信,在社会上广为散布,宣布开除小琳的“家”籍。同林彪、叶群生活在一起的,只有女儿豆豆(林立衡)和儿子老虎(林立果)。
在林彪看来,这两个孩子,是他的一对“眼珠子”。当叶群向他建议,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孩子们自己去“闯闯”“锻炼锻炼”的时候,林彪想了想说:“放到空军,我放心。”
林彪竭力把儿子林立果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林立果1945年生人,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的学生。1967年3月参军时22岁。就是这个浓眉大眼,看来有点呆头呆脑的年轻人,后来变成了谋杀毛主席的反革命“联合舰队”“司令”了。
“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林立果入伍不到四个月,就由吴法宪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在他入党以前,已经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秘书了。
林立果以秘书为名,参与了军机大事。他不仅可以看到党内、军内的高级机密文件,而且参加“拉条子”,为林彪起草1967年在军以上干部会议的讲话。
林立果在林彪的授意下,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这篇由周宇驰、刘沛丰代为起草,经过陈伯达、关锋修改的文章,用通栏大标题,发表在1967年7月22日《解放军报》一版。《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立即转载,进一步为大张旗鼓地夺权吹响进军号。
林彪为了给儿子晋升做安排,1969年2月16日,直接写信给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空军党委处长刘沛丰,要他们“帮助”: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
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二月十六日”
吴法宪得到这个消息,并没有立刻理解这封信的用意。几个月后的一天,他应召来到林彪家里。林彪问。吴法宪:“林立果在你们空军不错吧?”
“很好,很受大家拥护。”吴法宪说:“他把你的指示,运用到空军,能经常传达你的意旨、指示,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彪说:“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想研究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作战训练问题。”林彪接着说:“我自己到空军部队的时间有限。因此我全靠老虎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这也是帮助你们搞好空军建设。”
林彪说:我的意见嘛,这样就能更好地了解空军的作战情况、战术问题,这样就能向你们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法宪连忙说:
“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信任空军,把儿子、女儿都放到空军。我一定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切指示,我完全拥护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仍兼空办副主任。林豆豆我们也准备提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彪说:“为培养她,这样也可以,边做边学嘛!”接着又说:“你要放心,我的儿子、女儿都在空军,他们都是为了扶植你这个司令员,他们不会挖你的墙脚,林豆豆在空军报社就没有写过空军的大字报……”
吴法宪亲笔供词说,他回到空军,立即向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副参谋长王飞传达了林彪的“指示”。10多天以后,1969年10月17日,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政治委员王辉球的名义,发布了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
第二天,18日下午,林立果随同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一同来到吴法宪办公室,由吴法宪亲自向林立果传达了任职命令,祝贺他的荣升。
吴法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