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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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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罗瑞卿伸手要权问题,邓小平严肃而慎重地说:林彪同志说有,罗则说没有,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嘛。    
    对这次上海会议,郝治平回忆说:16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    
    对罗瑞卿问题,主席还说: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罗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使叶群、吴法宪慌了手脚。叶群立即指使吴法宪,要他逼迫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证明。    
    翟云英说,她当时满脑子都集中在刘亚楼的病上,根本没有听说过所谓“四条意见”,也没有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过“四个指头”。    
    吴法宪鉴于翟云英不肯为他写伪证,就对她下毒手。“文化大革命”开始,多次批斗翟云英,说她关键时刻不站在林彪一边,把她打成“反革命”。    
    “面对面的斗争”    
    上海会议对罗瑞卿问题,只“背对背”揭发,没有做出政治和组织结论。    
    作为上海会议的继续,1966年3月4日至4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由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对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3月12日,罗瑞卿作了第一次检讨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他坚决否认对他的诬蔑。他说:    
    “至于野心家、阴谋家,要篡军、篡党、篡国,同志们这样说是有理由的,但请党严格审查。我坚决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会做出公正结论的。”    
    这实际上,否定了对他所谓“野心家”的指责。他的检讨招来更猛烈的批判。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暴风雨前的闪击(6)

    从3月12日至16日,相继有35人发言。这些发言,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许多同志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夸大其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有的看风转舵,有的人身攻击,批判步步升级,给罗瑞卿戴上反党、反毛主席、“野心家”、“阴谋家”、“要篡军、篡党、篡国”等大帽子。    
    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要求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大区中央局及一些军区派人参加。到会人数由42人增至95人。    
    面对扑来的政治风暴,罗瑞卿要求核实材料,反对“凭猜测作结论”。这本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权利,但却被看作是“进行反扑,准备翻案”,完全剥夺了他申辩的自由。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不堪忍受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和诬陷,他宁可骨肉迸裂,也不向邪恶的权势低头,用他的死来抗争,来呼唤。他给夫人写了这样一张纸条: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将军写下这份绝命书,放在抽屉里,然后换上一套洁净的睡衣,轻手轻脚地踏上住地通往楼顶的楼梯。    
    3月18日,在战火里九死一生的将军,以他刚烈的性格,高度的自尊,昂着头,跳下楼,扑向大地,自戕……    
    但是,他没有死,他摔伤了左腿,死神又一次从他身旁晃了过去。    
    对此,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瑞卿同志确实以死抗争过。……在瑞卿同志看来,生命是宝贵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理想和信仰。”    
    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单独和联合发言86篇。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许多发言都是违心的,顺大流的。    
    作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的彭真同志,敢于顶歪风,仗义执言,为罗瑞卿伸张正义。    
    彭真要求大家,只讲站住脚的材料,凡是站不住脚的,无把握的材料,都不要讲。他说,绝不能使人感到讲过头了,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十分。    
    彭真针对会议表现的过激情绪,指出:现在愤慨的人,将来冷静下来后会后悔的。人在火头上的时候和冷静下来的时候不一样。    
    彭真在讨论工作小组就罗瑞卿问题向中央写报告时,尖锐地提出质疑:“这些结论,合乎不合乎事实,事实的根据够不够?”    
    历史证明彭真的预言是正确的,但他却无力扭转当时的局势。    
    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做出《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且加了按语。指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反对林彪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按照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中共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此以前,在上海会议时,罗瑞卿即已被调离军队总参谋长的职务,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林彪通过整倒罗瑞卿,扫清了夺权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增添了用造谣诬陷手段整人的又一恶劣事例。    
    心脏还在跳动    
    罗瑞卿及其老人、妻子和7个儿女共11口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残酷的折磨和迫害。罗瑞卿本人被关押了近7个年头。但是,他始终保持铮铮气节,从不向林彪、江青一伙的淫威屈服。    
    1966年12月24日这天,将军坐在柳条筐里被抬到北京工人体育馆里,同肖向荣、梁必业将军等一起接受红卫兵的批斗、示众。叶群化装成红卫兵,戴着大口罩,挤在19号看台上,观看着野蛮的血腥的批斗。    
    罗瑞卿被抬进会场。一滴滴血,从罗瑞卿受伤的左腿上,渗过柳条筐滴出来,从门口一直滴到主席台下边。将军不堪忍受侮辱,在喧天的狂叫中,他昂着头,挣扎着从筐子里站起来。筐子翻倒了,他高大的身躯,随着惨重地摔倒在地上。    
    正在这时,夫人郝治平也被撕扯着头发押来,站在他的旁边。她见到有两个人拿着照相机走来,不堪忍受这种侮辱,低着头不肯让他们拍照。    
    将军凛然地大喊一声:“抬起头来,让他们照!”两人眼睛里喷射怒火,仰起高昂的头颅……    
    林彪、江青一伙叫嚣医疗要为专案服务,一次次拖延对罗瑞卿左腿的治疗。1968年8月3日,吴法宪接到专案组关于罗瑞卿需要作手术的报告后,立即向叶群汇报。8月4日,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    
    “林彪不同意。到现在罗没有搞到什么材料,动了手术就不能审问了,现在不能动手术。”    
    吴法宪当即指示专案组:“对罗要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把手术推迟到秋凉进行。”    
    罗瑞卿被改为“郝少平”的假名,被推上手术台,锯断了胫骨,去掉了股骨头,造成了终身残疾。住院期间,“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仍一次次拉他去批斗。    
    病房变成了审讯室。专案组一次次审问他:“你是不是假党员”?“你要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    
    他再也按压不住心底的愤怒,提起尿壶向审讯者扔了过去。    
    1966年,在罗瑞卿初遭迫害的时候,罗瑞卿流着热泪对妻子说:    
    “长征时,我在一方面军当保卫局长。解放后,我当过公安部长。我长期做毛主席的保卫工作,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毛主席的老警卫员,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啊!”    
    1958年,毛泽东要在三峡附近下江游泳,罗瑞卿经过调查,发现那一段江面漩涡较多,劝阻主席不要在那里游泳。罗瑞卿为了使自己能够在毛主席游泳时紧随左右,亲自保证主席的安全,他竟以50岁的年纪,刻苦学会了游泳。当他把这件事向专案组说明时,却被他们斥之为“反攻倒算”。    
    罗瑞卿在生与死的搏斗中。忍受着数不清的磨难,忍受着锯掉腿的痛苦,以惊人的生命力,燃烧着生的希望,终于盼来了黎明。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8月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党中央任命罗瑞卿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以72岁高龄,以久病伤残之身,勇于肩负起秘书长的重任。他坐轮椅,扶手杖,下基层,到连队,下坑道,出现在普通战士之中。他豪迈地说:    
    “72岁我要当27岁来过,一条腿我也要做好我应该做的工作。”    
    1978年7月18日,罗瑞卿到联邦德国治腿。同年8月3日,被心肌梗死突然夺去生命。    
    英勇的无产阶级战士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奉献了一生!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1)

    迷雾里的北京    
    1965年初冬,飞扬的黄沙,污染的烟尘,在首都上空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特别使人感到不安的是政治空气的压力,越来越沉重了。小道消息传出了隆隆的雷声。    
    尽管江青一伙人“严格保密”,吴晗还是听到了风声,说有人要批判他五年前的剧本《海瑞罢官》。他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走进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向他诉说:我听到一些风声,说有人要批判我,正在积极准备着。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彭真严肃地说:吴晗同志,你是共产党员,你应该相信组织,不要听小道消息。你的工作,总理、小平和我,都是清楚的嘛。你要是有了问题,我这个市长就是总后台,一切责任我来负。放心吧,老吴,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不要杞人忧天嘛!    
    吴晗说:我听说这次搞我,是有来头的!    
    彭真激动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喜欢踩着别人往上爬,想靠批名家出名,捞资本。你不要理他们,脚正不怕鞋歪嘛!    
    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这位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战士,是山西省曲沃县人,是山西党组织的创建人。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里,他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协助刘少奇领导了北京的“12·9”学生运动。抗战爆发后,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为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到延安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参加与领导了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1945年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被派往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北京解放后,他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达17年,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彭真的肺腑之言,使吴晗十分感动。    
    彭真送走吴晗以后,处理了一天的工作,晚上,又把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线》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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