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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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1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接着，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要求“抽出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从此，在全国全面展开“支左”工作。全国先后有280万人民解放军，背着背包，先后离开军营，浩浩荡荡，公开地、大规模地进入陌生的国家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农村和大、中、小各类学校中去了。　　　　
　　　　至1970年底，当时参加“支左”的解放军约有40余万人。其中担任县和相当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有4．9万余人（其中干部4．8万人）。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到“三支两军”在全国的规模！　　　　
　　　　与此同时，全国开展了“向解放军学习”的活动。广大群众把解放军看作“最亲爱”的人，看作“最突出政治”的人，看作党和政府的代表，热烈欢迎。　　　　
　　　　随着解放军“支左”的脚步声，伴着林彪一伙的号令，鼓吹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当时风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人人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处处都闻语录声”。用《毛主席语录》制作的标语，更是遍布城乡。用各种材料制作的毛泽东像章，男女老幼人人佩戴，成为最时尚的装饰。　　　　
　　　　个人迷信达到狂热的程度。风靡全国的“表忠心”、“红海洋”，以及跳“忠字舞”等花样繁多的活动，漫天飞舞的所谓“一言一行让毛主席放心，一举一动让毛主席满意”的形式主义，给人民带来精神的桎梏。许多机关每日上下班前要列队站立在毛泽东画像前，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天天用”，逢会必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有的还在行进的火车上，也要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支左”变成支派　　　　
　　　　“支左”的目的是什么？一位“支左”的高级指挥员曾告诉笔者：“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许多省市造反派都是在解放军全力支持下进行夺权的。　　　　
　　　　“支左”，即支持左派。可是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呢？怎样正确的划分成百成千的群众组织中的“左派”和“右派”呢？这是各部队“支左”中最先遇到的问题，也是最棘手最困难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没有明确指出“左派”的标准，许多部队开始都支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劳动模范多的、拥护军队的一派。而这一派，往往因为“造反精神”不强，被对立面的一派称为“保守派”。那些所谓“造反精神”强，敢冲、敢斗、敢闯的则被视为“革命派”，即“左派”。开初，许多军区都因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所谓“方向路线”错误而受到批判。　　　　
　　　　夺权中，许多部队和军事机关受到造反派冲击。为稳定军队，稳定形势，在决定“支左”的同时，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八条》，规定“不得擅离职守”、“不许冲击”、“不许抓人”等等，但各地都没有执行。因为既要全面夺权，就不可能“坚守岗位”、“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事实上，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当作敌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军队，在毛泽东最新指示下达后，改变了“软弱可欺”的形象。但是，由于认识不统一，造成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多次引起支左部队和造反派之间尖锐对立和冲突，发生了一系列震动全国的事件。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认为《青海日报》社掌权的“8·18红卫兵战斗队”是反动组织，宣布取缔后，接着又实行武装包围。他们按照“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2月23日这天，竟然采取错误行动开枪打死群众169人，打伤178人。这次武装镇压群众的“赵永夫事件”，后来被林彪定性为“带枪的刘邓路线”，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被隔离审查十年，“8·18”则被宣布为革命群众组织。　　　　
　　　　继这个震惊全国的武装镇压群众的事件之后，28日又发生了青铜峡流血事件，打死打伤群众100多人。　　　　
　　　　四川也发生类似的事件。四川大学“8·26战斗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连续冲击军区机关，提出要“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2月17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批发了致造反兵团的公开信，并用飞机在全省散发，不但得不到呼应，造反派反而加紧了对军区的围攻。成都军区在退避三舍之后，也抓了许多人。这样矛盾更加尖锐了。5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认“8·26战斗团”等是“革命群众组织”。可是两大派的矛盾并未由此解决。围绕着“革”与“保”的分歧，大规模的武斗相继在中江、泸州等地爆发，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　　　　
　　　　为统一“支左”认识，排除“支左”中的混乱，中央军委于1967年3月在北京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会上，林彪再次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吹捧红卫兵是捉拿牛鬼蛇神的“天兵天将”，而对于“三支两军”中遇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仍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两条命令　　　　
　　　　4月6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修改批准，发布强调爱民的“十条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概不追究”，“要正确对待群众”，“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等等。一些曾被军队支持的组织，对十条表示不理解，认为这是给反军派打气。尽管如此，十条命令还是缓和了军队和群众组织的矛盾。许多“支左”部队按照毛泽东“拥军爱民”的指示，进行自我检讨，转变“支左”方向，“掉转屁股”，受到造反派群众的欢迎。　　　　
　　　　毛泽东说：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枪杆子下的“革命”（2）

　　　　政治风云的“反复”、突变和“走向反面”，使许多“支左”人员感到困惑。许多地方的“支左”工作，在“转弯”中陷入自相矛盾的混乱状态。四川、广东、福建、河南等省市的“支左”部队，相继发表声明，否定前一阶段的“支左”工作。这样，正如毛泽东说，弄得“支左”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　　　　
　　　　许多“支左”部队支一派，压一派，卷入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纠纷，“支左”又变成了支派。驻山东省的人民解放军，在青岛夺权以后，一开始并没有支持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却支持了另一派群众组织。后来，康生直接插手山东，王效禹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山东“支左”部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支左”部队被迫公开检讨。　　　　
　　　　“支左”的同时，全国几乎所有的工矿、交通、铁路、航空以及报社、广播等机关都普遍实行了军事管制，用军事管制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有些军事机关甚至也被实行了军事管制。例如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许多军事院校都曾经实行过军事管制。　　　　
　　　　9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在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地区后回到北京。中央报刊相继传达了他的最新指示：两派“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10月7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党、政、军的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的会议。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管党、政、军。又说，军管的时间不能太长，要过渡到“三结合”。　　　　
　　　　所谓“三结合”，即在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这种以军人为主体的“三结合”，从党中央的最高权力决策机关，一直延伸到党政机关的基层组织。军队的权力，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达到了最高峰。　　　　
　　　　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2名是军人，超过半数。　　　　
　　　　在各省市，至1968年9月，全国有2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上将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韦国清等军队干部，分别担任20个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军队干部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全国军队干部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一、二把手的，达5193人。　　　　
　　　　这说明军队已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各地区领导权，不仅直接领导了各地的运动，而且介入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各方面。军队“支左”人员成为“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的实际执行者。在那些日子里，军装成为荣耀的标志，权威的象征。　　　　
　　　　鉴于各省市党政机构陆续恢复工作，1972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支左”部队撤出地方工作，“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在历时五年的风浪里，“三支两军”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在极其复杂的困难情况下，为稳定局势、缓和紧张混乱的局面，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保护老干部，做了大量工作，减少了许多损失。对支撑全国大局，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支左”工作也带来不少“消极的后果”。一位长期参加“支左”的同志，深情地对笔者说：我们都是握枪杆子的，我们对干地方工作和群众组织都是很陌生的。尽管我们也曾进行拥政爱民工作，但在整体上，军与民是过着两种生活。“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声令下，我们都投入了“支左”。我们既缺乏地方工作经验，也不了解“支左”单位的历史和现状，实际工作遇到许多新问题，一件件都迫使我们这些新的当权者来表态。盲人骑马，不能不犯错误啊。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间的纠纷和对立，伤害了一些干部和群众。有些支左人员作风霸道，骄气傲气十足，有的还滥用职权，违法乱纪，在革命的口号下，“瞎指挥”，干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