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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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领导的“永忠队”贴出“工作队靠边站”的大标语,写出《工作队十大罪状》的大字报。
11月4日,“永忠队”占领了工厂的广播台,宣布《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
涌进上海市的红卫兵,不断炮轰上海市委。蒯大富领导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派出“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四处活动,联络各系统的造反派,召开“上海工人串联经验交流会”。
“11月6日,国棉31厂黄金海到我厂通知说,有一个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他找了一部分工人,串联了上海机车修配厂、上钢三厂、良工阀门厂等十七八个单位,在上海华山路开会,叫我去听听。我带了四个人去,头头是我。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2)
会上,××分析上海市委曹荻秋讲话是修正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我同意××的观点。他提出工人应该组织起来,湖北、江苏已经组织起来了。接着,大家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主力军为什么不动呢?应该组织起来。
怎么组织?人少怎么办?先筹备领导人。在这些人中,我是唯一的党员……我是筹备组的负责人。”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王洪文还当场提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王洪文说,“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他又说:“我是党员,我是保卫干部。”这样,他就当上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
这个司令一“上班”,立即打砸抢。当晚,抢了上海八仙桥边大祥布店和金陵东路棉布批发部的红布和“四清”档案。
九日,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这天,来自各单位的造反派,乱哄哄地涌向市中心人民广场。会上相互对立的各派代表,你争我夺地辩论发言。万多人的会上,有人高喊,把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揪出来,勒令他到会上“接受批判”。
曹荻秋根据中央关于“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联”“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的指示,根据市委讨论的“不参加,不泼水,不支持”的决定,对秘书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消息传到会场,激起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不满,会上多次呼喊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
对这次大会,王洪文在13年后这样交待:
“这个大会开两个小时,实际开会半小时没有,两派就开始辩论,抢话筒的时间多。会上,还通过工总司的成立《宣言》。《宣言》是北京红卫兵起草的。当时,工人参加是少数,筹备工人组织,实际上是红卫兵的作用。《宣言》事先我不清楚,工总司还未成立,公章已出来了。”
王洪文说:“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打倒市委,夺权!”
宣言说:
“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夺权,向谁夺权?
向上海市委夺权,向市委书记曹荻秋夺权!
晚上九时多,王洪文煽动会场上留下的四五千群众,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王洪文当即领着扛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红旗的群众,喊着口号,走上街头,向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进发,冒着阵雨,深夜把市委包围起来,再三要求曹荻秋接见。
曹荻秋继续坚持“三不”,拒不接见。
聚集在马路上的群众一夜未眠,情绪更加激昂。王洪文为进一步扩大事态,鼓动大伙说:“我们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去!”
造反派群众齐声呼应。大伙立即举着红旗,迎着黎明的寒风,高呼:“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喧闹着向上海火车站涌进。
安亭事件
两千多人的造反派队伍,分别由潘国平、王洪文、王秀珍、张宝林带领,冲进上海北站,涌上了开往郑州的69次特别快车。他们高声朗读着毛主席的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口号声、语录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震荡着北站的上空。
10日黎明时,列车得到命令,开动了。
特别快车飞速前进。但是行至嘉定县的安亭车站,上海调度突然通知,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至上午8时17分,列车停在离安亭车站几公里的岔道上了。
上海市委得知“工总司”的造反派队伍,冲进车站、占据列车北上以后,对扩大的事态十分焦急。为了不使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扰乱首都的秩序,市委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打电话给在安亭的602次列车,劝告造反派回上海,有问题在上海解决。
当时,一部分头脑清醒过来的人主张:“还是回上海去解决!”但是,他们立即被激进的人斥为右倾,有的还煽动说:“一回上海,你们各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造反“司令”王洪文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认为还是要北上,并且提出要拦车北上!
正在这当儿,648次列车从上海开来了。王洪文带着一部分工人,走近铁道两侧,挥着帽子、衣服要求停车。司机以为发生了什么情况,马上急刹车。只在这时,很多人才跑到铁路道轨上,站的、坐的、躺的,黑压压一大片。
列车长走下列车,听说工人们要搭车北上,坚决拒绝。经过近两小时的谈判、交涉,648次列车又开动了。
一计不成,王洪文又施一计。他煽动大家:14次是京沪特别快车,拦14次快车!
14次特快12时刚到安亭,马上被造反派团团围住了。
沪宁线被卡断了,铁路大动脉被切断了。一列列的货车、客车停止运行,堵塞在安亭车站。
这件事,立即惊动了上海,惊动了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自称是“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接到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马上找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以两个人的名义,立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求:“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王洪文看了转来的中央电报。接着又收到许多沿线车站抗议切断铁路的电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等负责同志也赶来劝说他们回上海。不少造反派也劝王洪文,不要再蛮干。王洪文在内外重重压力下,被迫同意放行14次列车。切断了20多个小时的沪宁线终于恢复了通车。
14次列车放行了,可是,王洪文等一伙人,仍然坚持不肯离开安亭,扬言:“我们走路也要走到北京!”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3)
另一派工人造反派则主张回上海。正当争论不休的时候,陈伯达的又一封电报送到安亭车站。电报说:
“工人同志们,你们的行动,时时刻刻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工人阶级的大局……”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活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陈伯达的电报,给王洪文等造反派头目泼了冷水。为了稳定军心,王洪文同北京来的红卫兵头头等人立即商量,要造反队员继续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
对于震撼全国的安亭事件,王洪文在日后受审时曾这样交待:
“安亭事件和工总司的成立有联系。安亭事件对全国生产、政治、经济都造成很大损失。……如果不成立工总司就没有安亭事件。由于成立工总司才要求上海市委接见,上海市委不接见,就拦劫火车上访……”
“市委韩哲一第一个到安亭车站做工作,放了第一辆火车。当时大家坐在铁轨上,工作难做,要挟市委来人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韩哲一说,把火车放了,可以考虑你们北上。当拦第二辆火车时,就无力工作,我只好等市委商量,后来,市委没来人,经做工作,第二列火车也放了。张春桥去的时候,火车已放了……”张春桥从天而降
深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奉陈伯达之命,乘坐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穿过黑茫茫的夜空,向上海飞去。
12日凌晨,张春桥穿着一身草绿军装,在上海北郊军用机场走下飞机,解决安亭事件问题。
张春桥背着上海市委,首先同“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负责人联系。
此人是王洪文的谋士和战友。通过他的联系搭桥,张春桥认识了“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副司令潘国平,并同他们会谈。
12日上午,张春桥来到安亭火车站,站在一辆大卡车上,面向聚集在车站的两千多上海工人讲话。他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身份,公然宣布:“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12日下午,张春桥自安亭返回上海市内。
13日中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同志开碰头会,张春桥参加。会上,张春桥同意大家的一致意见:不能承认全市性跨行业组织,不承认拦截火车、中断铁路是革命行动。
碰头会上,曹荻秋当场给中央文革顾问陶铸挂电话,张春桥也接了电话。听了陶铸同志要支持上海市委的指示,不要承认跨行业组织。
但是,到了13日下午三时,张春桥突然违背中央指示,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同以潘国平为代表的“工总司”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五点要求”。这就是: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群众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
三、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做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勾结王洪文,王也由此入股,投靠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结成“四人帮”做了第一笔交易。
“四人帮”后来大肆吹嘘,称“安亭事件”是“巴黎公社起义”,是“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