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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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6日，毛泽东在他写大字报的第二天，指示秘书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火速来京。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下，林彪乘专机回到北京。　　　　
　　　　林彪一回北京，马上在8月8日晚接见中央文革成员。他宣布“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他说：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要使他们的威信扫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十六条》指出：这场革命的任务是：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要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在1964年《二十三条》中也曾明确提出过。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再次“把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向外公布了。　　　　
　　　　从信任、分歧到打倒　　　　
　　　　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种分歧，是经过逐渐演变而公开化的。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经历了信任、怀疑、警觉，到一棍子打死的几个时期。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第二次战役（2）

　　　　我熟悉的原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同志出狱后，曾在北京医院对笔者说：“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是有历史根源的”。　　　　
　　　　张子意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搞农民运动。1931年任中共湘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红六军政治部主任、参加过长征。1937年底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0年回国经新疆被反动军阀逮捕入狱。1946年后任中共晋绥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对党的历史十分熟悉。　　　　
　　　　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后来，这个讲演同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等，被列为《整风文献》。　　　　
　　　　在四五十年代，毛泽东多次赞扬并大力支持刘少奇的工作，并且在不同场合提出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称赞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的“正确的领导人物”，他说：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刘少奇同志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1945年4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做完整的概括和深刻的阐述。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一次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　　　　
　　　　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主张，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活动，诬蔑刘少奇有“圈圈”。毛泽东明确指出，刘少奇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要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政治报告。　　　　
　　　　1956年党的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副主席，名列四位副主席之首。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他在向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通报中国党的情况时，说他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赫鲁晓夫问：谁将接替呢？　　　　
　　　　毛泽东回答：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着，毛泽东扳起指头评价说：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加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和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　　　　
　　　　1958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再次在不同场合说过：我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1959年，毛泽东主席本人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我应该退到后台去了，让别人干。　　　　
　　　　经党中央讨论和毛泽东同意，1959年4月28日，刘少奇被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政治分歧，是随着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发展，逐步扩大起来的。　　　　
　　　　1958年毛泽东提倡的“大跃进”运动，历时三年，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1961年5月，刘少奇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湖南炭子冲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到灾难的严重情况。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议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　　　　
　　　　刘少奇认为，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他经过亲自调查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尽管如此说，他对刘少奇的话却很不满意。　　　　
　　　　林彪的讲话则是别有心意。他为骗取毛泽东的信任，掩盖真相，大肆吹捧说：“凡是按主席指示办事的，我们就胜利，革命就发展；凡是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遭受挫折，事业就会受到损失。”对最近几年由“大跃进”造成的困难，他说：“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林彪的弦外之音，就在掩盖毛泽东的错误。　　　　
　　　　这次会议，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作用，但对成绩和错误的估计上，中央领导核心仍存在着分歧。　　　　
　　　　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他发现我国财政存在严重的赤字，就提出当时是处于非常时期，应采取非常政策。他提议由陈云同志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同时，在政治上对1958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搞错的干部给以平反，对1959年反右倾受到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的同志，也大都平反了。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后来实践证明，他是不满意的。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是右了，刮了“翻案风”、“单干风”，带有资本主义复辟性质。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的“采取快、准备慢”的形势估计，批评为“黑暗风”。把邓子恢、陈云支持的“包产到户”，批评为“单干风”，把彭德怀要求重新审查历史问题，批判为“翻案风”。毛泽东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毛泽东的讲话，改变了会议原定的以经济工作为主，变成了以讨论阶级斗争为主。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关于运动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说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认为“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刘少奇不同意这个观点，特别是不同意“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他认为，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　　　　
　　　　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他联想到这次会议刚开始时，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出于好意，曾说过“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了”的话，产生了疑心。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议上大发脾气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　　　　
　　　　参加会议的同志，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一次公开冲突，十分关注。有几位同志找刘少奇谈话，劝说刘少奇应主动向毛泽东检讨，不应该在毛主席讲话时插话，并说，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第二次战役（3）

　　　　刘少奇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后来他还在中央政治局的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但是毛泽东仍然不满意。他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问题。”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对洛阳拖拉机厂的一个文件的批示中，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他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他说，“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住了问题”。　　　　
　　　　1970年12月18日，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坦率地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毛主席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看作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说，“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公开了党内领导核心的分歧。从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同志被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对这次会议，许多人想不通，思想上存有种种困惑和怀疑。连毛泽东在闭幕式讲话中也承认：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　　　　
　　　　1967年5月，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时又说：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　　　　
　　　　尽管思想不通，迫于形势和政治压力，一些人还是投了赞成票。会议批准通过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中央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对于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起了“前车之鉴”的示众作用。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即使有不同意见，也都不敢讲，只好随大流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增加到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