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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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
12月11日下午两点，罗瑞卿夫妇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的子爵号专机从昆明到达上海。在飞机上，罗瑞卿一直伏身在地图上办公，直到秘书喊他，才知道上海到了。
罗瑞卿同夫人郝治平在虹桥机场走下飞机，发现前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郝治平告诉笔者说：这天，吴法宪一改往日奴颜婢膝的模样，满是横肉的脸孔，冷若冰霜，罗瑞卿感到有点异样。往日，吴法宪见到罗瑞卿，总是低头哈腰，毕恭毕敬，连开汽车门、穿大衣、脱大衣这些小事都做。
过去，吴法宪曾肉麻地对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说：“苏联人把斯大林称作他们的父亲。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作父亲。”
吴法宪，今日怎么改变了面孔呢？
罗瑞卿夫妇怀着满腔疑虑，被安排到建国西路618号，后来是波兰领事馆的小院里。周围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将军失去了自由。
〖BT2〗将军失去自由
1980年11月6日上午，郝治平同志沉痛地回忆着这段往事，详细谈到上海会议前后的情景。这位16岁投身革命的“三八式”老干部，长得端庄、白净、漂亮、大方，谈起丈夫受的摧残，禁不住热泪淌流。她对笔者说：
“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失去了自由，连续八年过着惨遭磨难的生活……”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暴风雨前的闪击（2）
罗瑞卿被勒令交待问题。当天，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找他谈话。周恩来总理说罗是没有罪的，是林彪揭发罗的问题。林彪揭发，今年二月罗让刘亚楼转告叶群，提出逼林彪下台的四点意见。这四条意见，叶群在这次会上做了揭发……
罗瑞卿头上像被人打了一闷棍，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让他交待反林彪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谈话后，当妻子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罗瑞卿流着泪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是知道的……
罗瑞卿整夜没有合眼。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林彪呢？罗对郝治平说：这几年，我为了工作，也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有些事情直接请示了毛主席或军委其他副主席。对此，他是多疑的，也是不满的，但这说不出口。其次，我和贺龙同志打交道，他怀疑我和贺龙有什么暗中活动。在林彪看来，我不应该“超”过他去请示主席，不向他直接汇报工作，引起他的嫉妒忌恨。
1959年，林彪推荐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长后，曾对罗瑞卿说，我的身体不好，又不常在北京，你有事情可以直接向毛主席和其他军委副主席汇报请示工作，可以不经过我而直接去向党中央请示。
但是，当罗瑞卿真的这样做了的时候，林彪却又不满意了，断然下了整掉罗瑞卿的决心。
郝治平说：林彪为什么要整掉罗瑞卿？正像后来罗瑞卿所说：“就因为我不听林彪那一套，我这个位置成了他篡党夺权的绊脚石。他压了我几次没压过来，就下了狠心，要整掉我。”
罗瑞卿1906年出生于四川南充，早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事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由党中央派到苏区，参加工农红军，历任红军大队长，纵队、师和军政治委员。1932年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观音岩战斗中，被敌人打伤了腮部，自称是“摸了一回阎王爷的鼻子”，“死”而复生，身负重伤，仍继续指挥作战。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罗瑞卿相继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为保卫党中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6年起，任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为党培育了大批治党治军的人才。
1939年他率领部分抗大学员深入敌后。1940年，任八路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在艰苦的岁月里，转战太行山区。抗战胜利后，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面对面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尖锐的复杂的斗争。
解放战争期间，罗瑞卿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十九兵团政治委员，参加解放平津等重要战役。
建国后，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59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等职。
邓小平代表党评价罗瑞卿说：“罗瑞卿同志是为人民所热爱、为敌人所惧怕的祖国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忠诚保卫者。”
但是，像罗瑞卿这样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也难于逃脱劫难的袭击。尽管他是上海会议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却被抛在上海会议之外，像一头猛狮囚禁在铁栏里。
诬陷的迷惘
1965年夏天，林彪、叶群在一部分人中散布谣言，诬陷罗瑞卿“有野心”，“有事不跟林彪商量”，“不向林彪请示”，“正在组织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蛊惑人心，煽动要“注意罗长子”，对他要“提高警惕”。
毛泽东听信林彪的谣言诬陷，加深了对罗瑞卿的不满，甚至政治上怀疑罗瑞卿会“搞政变”，而这正合乎毛泽东“中央要出修正主义”的论断。因之，他没有同中央其他同志商量，断然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总参作战部一位副部长给林彪写信，编造诬陷罗瑞卿的材料。信中说：
〖HTK〗“1962年5月到今年7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笔者按：指罗瑞卿）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做法不对头，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特别是你提出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取了两面手法，搞了些伪装。……直到今年7、8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月3日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一个心怀叵测的人。他不仅骄傲懒散，根本瞧不起军委常委的其他同志，而且对你有反感，竟然还想在文中造成和你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你的形势。”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暴风雨前的闪击（3）
在苏州养病的林彪接到诬告信后，于1965年11月30日，立即要叶群带着这位副部长、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人写的9件揭发罗瑞卿的材料，乘吴法宪派的飞机到杭州，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情况。
林彪在信中写到：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叶群回到苏州，向林彪汇报杭州之行后，还谈到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关于折中主义的批语，说这既是对1965年11月18日林彪来信的答复，又是对叶群到杭州汇报的书面答复。毛泽东信中说的“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指的正是罗瑞卿。
深刻的分歧
罗瑞卿是林彪的老部下，长期并肩战斗。长征中，林彪任红军一军团长时，罗瑞卿是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林彪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任抗大教育长、副校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提议调罗瑞卿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两人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曾经有过较好的感情。
罗瑞卿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勇于斗争：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他那高大强健的体魄，惊人的精力，出色的工作，深受上下级的爱戴。林彪曾经期望借助罗瑞卿的才华和魄力，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对他又拉又打。
但是，罗瑞卿是个正派人。他坚持原则，不信鬼，不信邪，不看林彪眼色行事，两人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起初林彪对罗瑞卿越过他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工作，心里不满意，但又不说出口。这些年来，他因身体不好，经常外出养病，不在北京。后来，他发现罗瑞卿与贺龙元帅关系不错，进一步对罗瑞卿产生了猜忌。
罗瑞卿对叶群这个被称为“浑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十分看不惯。50年代部队评军衔，叶群伸手要评大校。罗瑞卿没买她的账，认为她在军队没多做工作，因此，只给她评为上校。叶群对此一直怀恨在心。
林彪提倡“突出政治”，实际上就是突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突出阶级斗争，突出主观意志，是毛泽东倡导的左的“政治挂帅”的新发展。1965年11月，林彪在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作指示时说：“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林彪的这些过分赞誉毛泽东的话，在一个时期内，深得毛泽东的喜欢。他多次表扬林彪，认为林彪提倡的“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说，那时“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在毛泽东鼓励支持下，“突出政治”像狂风似的刮遍全国。是否突出政治，不仅成了辨别提拔干部的标志，也成了打倒所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棍子。
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遭到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同志的反对。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说：
“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
罗瑞卿对“突出政治”，搞个人崇拜也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65年6月，在讨论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再版所写的前言时，罗瑞卿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提出不同意见。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罗瑞卿说：“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讲，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
实践证明，罗瑞卿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在1966年7月也说，今后不要再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这类提法了。
罗瑞卿积极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倡导和组织群众性的练兵运动。1964年开展“大比武”，同林彪制造军政对立、取消军事技术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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