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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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清清的候机坪上,站着三个老头:孙卫标、王知常、马家栋。附近的一辆中型吉普车里,却隐藏着扛着两挺机枪的亡命之徒。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舷梯,仿佛不是欢迎书记归来,而是准备一场火拼。
马天水移动着肥胖的身体,步下舷梯,徐景贤迈着碎步跑下来。王秀珍在空中摇了几下白手帕,然后问道:“那几位老头头怎么没见呀?”
孙卫标吞吞吐吐地回答:“他们,正在候机楼里,等候三位书记啊!”
王知常踮起脚往机舱张望,只见两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打扫卫生,手里拿的唯一“武器”是吸尘器。
马家栋说:“哪里有什么诱捕?神经病!见他妈鬼啦!”
他顺手打了一个手势,一伙余党头目,一窝蜂似的跑了出来,把三个书记团团围住,问长问短。
马天水对小兄弟们说:“下午三点,在东湖路宾馆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向各位传达精神。”
传达会准时召开。会场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卫森严。当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进门时,哨兵把肖木挡住,不准他进会场。
传达会仿佛变成了追悼会。一伙余党头目,哭得如丧考妣。
写作组头头王知常问施尚英、黄金海:“武装暴动准备得怎样?要想干还可以在四点以前大干一场,再晚就来不及了。”
施尚英、黄金海完全同意王知常的意见:立即打电话给上海民兵指挥部下命令,在四点三刻全市开始行动!
正在这时,马天水再次要求大家对中央决定表态。他扳着指头说:“两条原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都听清了没有?每个人都得表态,这么闷坐着不行。”
“老子表个态!”陈阿大一个箭步窜到前台,把手中的匕首往会议桌上一插,大喊大叫起来:“实话告诉你们吧,众位想不干也不行啦,上了船就甭想再下来,四点三刻一到,大上海就要大乱了,我们的民兵就要动手了!”
就在武装暴乱即将发生的时刻,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迅速传达到基层。党中央派出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彭冲三人工作组到达上海。许多工人民兵很快识破了“四人帮”余党的阴谋。久久被“四人帮”禁锢的上海工人阶级,火山爆发似地涌上街头。游行队伍的爆竹声、口号声、锣鼓声,像江海奔腾,响彻天地。
“打倒‘四人帮’!”
“坚决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定!”
南京路上,黄浦江边,到处红旗如画。这是人民在历史长河里又一次掀起的春潮。为党除奸,为国除害,千万上海市民拍手叫好!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阴谋掀起的反革命武装暴动,陷入人民愤怒的汪洋大海里!
上海的判决
历史是公正的,又是无情的。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末日的挣扎(6)
1980年12月31日上午,笔者参加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
这天,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法警押上法庭的时候,原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王秀珍、原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出庭作证,揭露了张春桥、王洪文等指使他们发动武装叛乱的经过。
王秀珍供认,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是和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长期经营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分不开的”。同时,她又交代,上海民兵发生暴乱,是肖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起了作用。张春桥说:“出修正主义在中央,要提高警惕,要经得起大的考验,要准备打仗。”王秀珍供认,我是照张春桥的话去干的,张春桥是不在场的指挥,张春桥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魁祸首。
王洪文曾多次对她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下令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
法庭审判员当即问王洪文,为什么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领导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王洪文回答说:“在成立民兵队伍时,张春桥就把这一任务交给由他们控制的‘工总司’去干,这实际上夺去了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权。”
王秀珍还证实说,王洪文1976年9月23日在电话中对她说:“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王秀珍说:“所以,‘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严重的考验时刻到了,就在上海策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审判员问王洪文:“你多次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打游击’,这些话的涵义是什么?”
王洪文回答:“‘修正主义’指的是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老干部(上台),所以一旦出现修正主义就上山打游击,是张春桥的思想。”
徐景贤出庭作证说,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了反革命指令。1976年9月23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话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斗争还有曲折,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准挂帅”。张春桥还说,上海“还有大的考验”,“要打仗”。
徐景贤还供认:“到了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候来到了。我根据张春桥9月28日‘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时间又过了两年。
1982年7月13日开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和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八名重要案犯,连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公开审判,有一万多群众参加旁听。在大量罪证面前,罪犯们不得不低下头来。
徐景贤供认:“我应该负策划和指挥的全部罪行。”当法警将徐景贤写下的策动武装叛乱的笔迹交给他辨认的时候,他连声说:“这是我的亲笔,是我的亲笔。”
徐景贤、王秀珍都供认:“上海武装暴乱我们是罪魁祸首”。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8月21日开庭宣判,判处徐景贤有期徒刑十八年,判处王秀珍有期徒刑十七年。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23日开庭宣判,判处陈阿大、马振龙有期徒刑十六年,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有期徒刑十五年,朱永嘉有期徒刑十四年。
陈阿大在他判刑的最后陈述时,预先写了六页纸。他说:
“十年动乱,我私心恶性膨胀,出于个人目的,为了往上爬,死心塌地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我对一伙小兄弟讲,只要大胆造反,不怕死就能当上头头,将来能当大官。我当时己窃取了市革委常委、市委列席常委的位子。为了实现这个野心,我就死心塌地干了!”
这个陈述,不仅是他个人的自白,而且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野心家、阴谋家、小爬虫的内心写照。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历史的审判(1)
1980年春,我再次来到了大别山的红安县。这一带从1927年就燃起革命火焰的山野,在长达数十年的斗争里,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了这里的土地。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看到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沉痛地说,林彪“四人帮”欠下的人民的血债,一定要清!一定要算!
一位70多岁的老赤卫队员,再三叮嘱记者,向国务院、党中央转告他们的心愿:公审江青,我们要在电视上看一看!
人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开庭时刻
1980年11月20日,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在北京正义路一号公安部礼堂,开庭审判了。
这是个历史性的日子,是用极大牺牲和痛苦换来的日子。
特别法庭庄严、肃穆,银灰色的帷幕正中,悬挂着巨大的国徽,右侧墙上,挂着一幅投影罪证材料用的白色长方形屏幕,身穿灰色制服的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和身穿黑色制服的特别法庭庭长、审判员,端坐在审判席上,审判席的两侧,坐着五位辩护律师和书记员,四名身着蓝色新制服的法警,威严地分列两旁。
下午三时,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了,耀眼的强光灯,把法庭照得通亮。记者在法庭的旁听席上,清楚地看到审判台下一米左右的地方,在竖立着一排灰白色的铁栏杆上,挂着一块写着“被告人”三个字的木牌,铁栏里摆着为被告人准备的10把铁椅。
下午三时三分,特别法庭庭长江华下令传被告到庭。
法庭开出传票,交法警去候审室带被告人。随即,被告由法警押着,从右侧门进入,穿过中间过道,一个个地被押上被告席。
顿时,灯光齐明,场内的电影摄影机、录像机、照相机的镜头,全部对向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把全国人民久久盼望的审判场景摄录了下来。
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终于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这起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被人称之为“超级审判”。从被告犯罪时的地位和权力看,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林彪,是写进“九大”党章的接班人;一个反革命集团头子是有特殊身份的人物,是“第一夫人”。
受审的16名主犯(包括已经死亡的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六人)中,有三人是共产党中央的副主席,五名是政治局常委,13名是政治局委员。
属于军界的首脑罪犯人物,包括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总政治部主任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四名正副参谋总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三名空军高级军官。他们还分别把持过总后勤部长、空军司令员、海军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务。
王洪文被第一个押上被告席。这个从上海滩一步登天的造反司令,面容憔悴,脸色发黄,穿身灰色衣服,两只眼睛机械地眨动着,木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有800多旁听席的法庭。几天前,他读完起诉书副本时,曾对审判员说:“起诉书列举的都是事实。”他表示开庭不需要辩护律师。
接着,被押上法庭的是十年浩劫的舆论总管姚文元。他光秃着脑袋,鼓出两只金鱼眼,哭丧着脸,发呆地望着审判员。这个“四人帮”的笔杆子,今日走上法庭也没忘记在上衣口袋里插上一支钢笔。他拿到起诉书的副本时,表示要委托律师出庭辩护。
江腾蛟,这个曾经组织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戴着黑边眼镜,穿着淡咖啡色上装,双手垂放在小腹上,神情恍惚地左右张望。
邱会作,神色阴沉,步履缓慢地走上法庭。他灰白的头发直立着,双手垂在背后。看了起诉书后,表示服罪说:“对我自己盖棺论定了,我成了一个罪人。”
吴法宪,这位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空军司令,穿身蓝制服,两道浓眉,一脸横肉,厚厚的嘴唇外翻着,低垂着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