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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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9点25分，总指挥部发出命令，天安门广场灯光全部熄灭了。过了三分钟，电灯又全部亮了。　　　　
　　　　耀眼的灯光下，隐蔽在广场四周的上万工人民兵和警察，抡着两三尺长的木棒、警棍、皮带，黑压压一大片，一齐向广场冲了过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自南北两个方向，向广场中心合围。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清明起春潮（6）

　　　　打手们的狂叫声，受害群众的惨叫声，受伤者的呻吟声，震撼着黑漆漆的夜空。刚刚洒满悼念周总理热泪的广场方砖上，又凝上了革命人民的鲜血。　　　　
　　　　请听听受害者的控诉吧！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一名共产党员说：　　　　
　　　　“我正在纪念碑南侧抄诗，看见有人追打四散的群众。我心想不好，赶紧收起笔记本，绕到纪念碑北侧。只见北面也涌来许多人。我急忙跑下台阶。想冲出包围圈，但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舞着棍棒劈头盖脑打来。猛然一脚，我被踢到在地，十多个人围着我，连打带踢，直打得我头晕目眩，不能动弹。等到我慢慢清醒了一些，才感觉还有一个人压着我的腿，胳膊旁边还躺着一个人。不远处传来有人挨打的惨叫声。我想你们打我们手无寸铁的群众，算什么能耐？后来，他们发现我抄诗的本子，便把我连夜押到监狱。”　　　　
　　　　北京第二汽车公司一名工人控诉说：　　　　
　　　　“我看着四五个人追打一个青年，其中一个照着那青年的后脑勺狠狠地击了一棒，那青年一声惨叫，倒在地上。我跑到广场东南角，只见一些人从纪念碑那里走来，恐吓驱赶群众。有一个还叫着：‘革命的同志快离开广场，反革命的留在广场……’我气愤地说：‘好！我们走，我们是革命的，留下的可是反革命的。’那个人大喊：‘抓住他！’其他几个人冲过来，拳头、皮鞋照我头部、胸部、腹部猛烈袭来。我被打倒在地，扣子被扯掉，外衣、衬衣被撕破，裤子也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们连踢带打，把我拖到纪念碑下。一个人过来搜我的身，还用皮鞋猛踢我的脸，踢得我口鼻流血，休克过去。等我醒来，只见一个人用皮鞋把我流在纪念碑上的血迹擦掉。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被押到中山公园，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几个小时。后来，我被关进牢房。”　　　　
　　　　北京牛街房管所一名干部说：　　　　
　　　　“我看他们打群众，就骑着车子往东行。刚骑到纪念碑东侧的那排旗杆下，就被包抄过来的人挡住了。一个警察一把拉住我的车后架喊道：‘你往哪跑？’我连忙说：‘我是过路的。’话音刚落，他抡起皮带朝我头上打来。皮带上的铁扣打破我的头，血立刻喷了出来，绿军帽也被打破了一个大口子。我立刻摔倒了。这时，十几个人围了上来，用木棒、皮带朝我身上乱打一顿。我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两次，想和他们分辩，但他们不准我说话，反而打得更狠了，边打边骂：‘让你们闹事，打死你这个王八蛋！’一直打得我动不了，才把我从地上揪起来，往纪念碑押送。”　　　　
　　　　北京市第二服务公司修建队一名架子工说：　　　　
　　　　“我下班后到纪念碑看诗。正看时，纪念碑被包围了。十来个人一下围了上来打我，打得我头流着血，两腿站不住。我想，我看诗犯了什么罪？索性两手护住头，让他们打。一个人说，别打死了，就用皮带绑我……我明明是带工具下班，他们硬说我是拿凶器的暴徒，多么卑鄙啊！随后就给我带上铐子，押进监狱。”　　　　
　　　　这天晚上，388名革命群众就这样在白色恐怖里被抓走了。　　　　
　　　　9点45分，血腥镇压结束了。广场上留下了一摊摊血迹。　　　　
　　　　深夜11时，上百个干警来到广场，自北向南，一字排开，用水和墩布清洗地上的血迹。　　　　
　　　　地上的血迹干了，可是留在人民心灵上的血迹是永远擦不干的。　　　　
　　　　墨写的谎言　　　　
　　　　4月6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民兵拿起武器的情况。11时，毛泽东在政治局的天安门情况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7日上午7时，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说：“你和写天安门广场情况的记者马上到人民大会堂来，带着那几期刊登广场事件的《情况汇编》来。”　　　　
　　　　总编辑等人到了大会堂，姚文元一见面就鼓励说：“大好事，大好事！”要求他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一篇公开报道！”　　　　
　　　　中午时分，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有关人员人带到东大厅，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见面。　　　　
　　　　王洪文赞扬说：“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得意洋洋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四人帮”欣喜若狂，饮酒欢宴。　　　　
　　　　乘着酒兴，张春桥杀气腾腾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姚文元接着说：“有的坏家伙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是要为邓小平树碑立传。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　　　　
　　　　酒足饭饱之后，总编辑带着记者去改编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报道了。　　　　
　　　　姚文元亲自督战，再次指示：“春桥不是说了吗？这些家伙就是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事件的头子纳吉。要把这些话写进去。还要把《情况汇编》反映的‘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心大快’这些话写进去，这样更有力量！”　　　　
　　　　为了争取时间，姚文元一再叮咛：“要快，写好一页送一页回去排印，用我的警卫车去送稿子。”　　　　
　　　　就这样，从上午8时到下午掌灯时分，一篇颠倒是非，制造大冤案的黑文，匆匆写好了。　　　　
　　　　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11名政治局委员出席的会议，专门讨论审查这篇新闻。会上，姚文元读一段，讨论一段，由王洪文秘书肖木执笔修改。　　　　
　　　　张春桥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就像匈牙利事件差不多，反革命事件，背后有人支持，邓小平就是总后台。他像纳吉一样的人物，在稿件里要写出来。”　　　　
　　　　王洪文又说：“这次事件中，首都民兵起了很大作用，应该写几笔。”　　　　
　　　　肖木写上了。　　　　
　　　　张春桥还说：“在开头的地方，应该写上是在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上，是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是在毛主席检阅群众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反革命事件。”　　　　
　　　　肖木照写上去了。　　　　
　　　　当姚文元念到烧房子的那一段时，张春桥说：“应该改为这伙坏蛋烧人民解放军的军营，全国人民一听就会愤慨！”　　　　
　　　　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报道，是根据4月1日到6日，人民日报记者突击采写的10多期《情况汇编》改写的。这些情况完全是按照“四人帮”事前定的调子，精心挑选炮制，再送姚文元修改审定印发中央的。　　　　
　　　　姚文元看了4月3日《情况汇编》中提到一条“我们想念周总理，我们怀念杨开慧”的标语，马上加了一句批语：“这同外地煽动性反动口号完全一样。”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清明起春潮（7）

　　　　《情况汇编》清样里登了一青年工人写的《倡议书》，揭露“四人帮”“说共产主义空话”，“穿着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姚文元把《倡议书》全文删去，诬蔑作者“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姚文元还将101厂写的“碧血再开革命花”的诗句加上一句：“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姚文元一伙在炮制《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新闻时，都是“要鲜明地标出邓小平”，凡是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新闻、评论、文章，都把什么“邓纳吉”，“谣言公司总经理”，“总根子”等等，加在邓小平的头上。　　　　
　　　　姚文元一伙还精心编写了一本所谓纳吉的资料。　　　　
　　　　张春桥批道：“要讲他们如何复辟，如同还乡团一样摧毁劳动人民。”　　　　
　　　　江青批道：“纳吉等人利用了匈牙利人民对裴多菲的怀念，别有用心地利用了裴多菲俱乐部，搞反革命叛乱活动”，影射攻击邓小平。　　　　
　　　　1976年4月8日，这篇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联合署名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新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发表。文中将手无寸铁的群众写成是“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的暴徒；把千万人传抄吟诵的革命诗篇，说成是“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等等。　　　　
　　　　姚文元还把原稿引用的诗句“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后边，加上他的观点：“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他还把诗中“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硬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联系在一起。　　　　
　　　　5月16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发表《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等黑文，胡说什么：“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　　　　
　　　　姚文元在修改这篇文章时，亲笔写上“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接着，他们相继发表《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等文章，狂热地宣传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认为：党内有走资派，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是整个资产阶级主体。江青一伙特别强调：邓小平被打倒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走资派还在走”。他们不仅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整倒“一层人”，即正在台上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迟群几次讲话提出：“有一层人势力很顽固”，要特别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一级盯一级”，“一级一级往上盯”，“一直盯到中央政治局”。　　　　
　　　　歪曲事实真相，制造谣言的《情况汇编》，深得“四人帮”赞赏。姚文元说：“这个小报《情况汇编》，有时比百万张报的作用大。”　　　　
　　　　张春桥也夸奖说：“你们提供了很重要的情况，我们很高兴，新闻工作有新的经验，好好总结。”　　　　
　　　　但是，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4月8日，《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发表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强烈抗议。1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一位署名“一名现场的工人民兵”的信。信封上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里装着的《人民日报》4月8日一、二版报页上，用蓝墨水在报纸上写着：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操纵《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引起群众气愤予以反击，你们胡说八道说指向毛主席！”“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周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了人，真理能封锁得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