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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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篇第20节 偏安一隅，守岛待变（2）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而此时，解放军正准备渡海攻台。原本毫无联系的两件事，被美国右翼政客和军方鹰派看作是中国政府执行苏联战略方案。他们认为北边失去南朝鲜，南边失去台湾，则危及美国的太平洋防线。因此，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议案，号召联合国成员国援助南朝鲜。同时，杜鲁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作为保护台湾的姿态。然而美国的保护是以攫取其战略利益为条件的。美国提出“台澎地位未定论”。美国向台湾方面提出将向台湾海峡派出第七舰队，是视台湾海峡为归属未定海域，而不是帮助“中华民国政府协防台湾”。与此同时，美国要求台湾当局承认“台湾中立化”，即美国一方面用优势海军力量遏制中国政府武力解放台湾，但另一方面也要求台湾当局停止对大陆的军事袭击。这都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由于迫切需要美国的庇护，不得不呑下“苦果”。１９５４年，经过艰难的谈判，美国和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标志美台军事同盟正式形成，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美国保护台湾的权利与义务。蒋介石非常看重这来之不易的结果。通过国民党“大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一封信，信称：“条约不仅使两国民众在其抗击共产党侵略中的联结更为紧密，而且将激发千百万珍视自由的亚洲民众之信心。”
其次，改造国民党以求生存。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迫使蒋介石进行反思，他除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外，还从国民党自身进行深究，他说：“戡乱的失败，是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一般党员对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所以，他认为，要重新控制国民党，要使其成为“反攻大陆”的根本，必须彻底加以改造，并重建国民党组织。
经过精心谋划，１９５０年７月，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依照这个方案对国民党进行改造。一是整顿国民党组织，重新建立了基层组织，改造了领导机构。二是强化组织纪律和开展党内教育训练。三是拓展党的构成成分。《改造纲要》规定：“本党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为广大蔻民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他爱国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至１９５２年８月，工农分子在国民党内的比重已达到４９．３１％，高中以上的知识分子占２９．７７％，２５岁以下的青年占３５．２９％。这样，国民党台的社会基础得到扩大。四是削弱国民党内非蒋派别的力量。在“改造”活动中，蒋介石“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人事上的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其子蒋经国经过调整进入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国民党内长期掌握实权的大老被排除领导层，以至被迫离开台湾。
再次，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与振兴台湾经济。实施所谓的“土地改革”，以促进家业生产的改善，这是一项一举多得的举措。国民党从日本手中接受对台湾的主权后，接管了大批“公地”。台湾省政府将这些公地放租，直接租给农民。１９５１年５月，台湾当局又颁布《台湾省放领土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将“国有”和“省有”耕地的所有权转移给农民。１９５２年，“立法院”通过“实施耕地者有其田法”，征购地主的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并鼓励地主以留下土地自耕，到１９５３年底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迅速恢复；在农村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台湾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控制通货膨胀，稳定财经，是又一条重要的经济举措。１９４９年，台湾当局决定实行币制改革，确立新台币的主导地位。配合币制改革，加强了对黄金的管理，以高利率吸储，加强外汇管理，压缩财政支出，争取美国的援助，基本控制通货膨胀。再实施恢复和发展台湾工业的措施。在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后，从１９５３年起，开始实施经济“四年计划”。这一系列经济举措，不仅台湾经济摆脱困境，而且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评析：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居然能起死回生，颇费了一番心思。首先，他在经营台湾上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谋划。随着蒋介石在大陆失败难以挽救，经营台湾之事便很自然地与寻找退路紧紧联在一起，并周密地谋划和实施。一方面，他安排心腹陈诚与儿子蒋经国搭档，掌握台湾党政军大权；另一方面，把大陆国库蓄存的大量美金钞、黄金、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５亿元上下”的资金运往台湾，蒋介石的这一盗窃似的资金转移，不仅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准备足了养命钱，而且为后来振兴台湾的经济奠定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其次，寻找机会，获得美国保护。本来，在１９５０年以前，美国政府曾想放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讲，朝鲜战争的爆发，为蒋介石寻求美国的保护提供了机遇。蒋介石从中找到求生的空隙。从某种意义上讲，朝鲜战争烟幕的掩护，使蒋介石逃过一大劫。
再次，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党的改造，使僵死的国民党获得新生，国民党的性质实际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时他完成了国民党权力再分配，为蒋经国接班打下基础，巩固了蒋家党的统治地位。在经济上，一系列经济举措的实施不仅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且也催化了台湾中产阶级的逐步崛起，使得蒋介石在台湾的政权获得新的阶级基础。而寻求美国保护，虽然使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安全，但是，从长远利益讲，尤其是从民族和国家利益看，这无疑是引狼入室，为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设置了最大障碍，这未必又是蒋介石愿意看到的。从这个意义讲，这是一个败笔。
博篇第21节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1）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说明知某种事办不成或者某种行为不会有好的结果，而非要去做。这是鲁莽和愚蠢之举。但如果明知办不成，却因要达到其他目的而去为，这应另当别论。蒋介石搞的“反攻大陆”，则属于后者。
事例：
自从败退台湾第一天起，蒋介石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陆”。１９５０年，在“总统”复职典礼上，他慷慨陈词，叫嚷不久就要打回大陆去。
１９５０年４月，蒋介石在台北《对台湾省常务会议特颁训词》中说：“今日我们要完成反共抗俄的使命，首先要整顿本党组织”。蒋介石一直在寻找机会把反攻大陆的口号付诸于实际行动，朝鲜战争的爆发给蒋打了兴奋剂，他认为“机会来啦！”希望依靠美国的军号力量挑起世界大战，进而达到重新统治中国的目的。于是，急忙谋划，制定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的战略计划，幻想利用朝鲜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依赖美国的支持，武力“反攻大陆”，卷土重来。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作了各项准备。首先加强“军事管制”，早在１９４９年５月，国民党在即将退到台湾前夕，由台湾省政府与台湾警备司令部联合颁布了《台湾地区紧急令》，宣布台湾处于“战时动员状态”。这个“戒严令”，一直实行了近３８年，创世界历史上戒严时间之长的最高记录。
台湾当局，在军事戒严时期，还制定了一系列特别法，进一步加强反共和剥夺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根据戒严令和特别法，台湾的军、警、特人员，经常对索然无辜人员进行搜查，逮捕和杀害。在军事上，加紧备战，并组织“反共游击军”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共和党领袖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在美国国内反战舆论压力下，他到朝鲜战争视察，希望在远东寻求“光荣停战”的办法。为使美国在停战条件中多一份筹码，艾森豪威尔决定取消“台湾中立化”的政策，鼓励国民党军向大陆东南沿海骚扰。国民党方面受到美国新任总统的鼓励，受到很大鼓舞。１９５３年２月，蒋介石发表声明，称艾森豪威尔“此一决定，无论其在政治与军事上以及在国际道义上而言，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的举措。”此后，国民党对大陆的军事骚扰活动大规模升级。１９５３年７月，蒋军出动１万多人，由美国顾问筹划和指挥，在海军配合下，空袭东山岛。
蒋介石积极响应艾森豪威尔的策略向大陆进攻，希望通过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把美国拖下水，使美国直接对解放军作战，进而达到他卷土重来的目的。然而，形势的发展与蒋的愿望相反。美国与中朝联军代表在板门店谈判，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不仅朝鲜战争结束，而且美国在台湾海峡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更不用说创造什么“奇迹”。美国之所以鼓劲让蒋介石从东南沿海攻击大陆，不过是想借国民党这张牌，尽可能在谈判中多得到点东西而已。停战后的美国当然不可能再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了。蒋介石更感到“反攻”无望，但自己讲的“５年完成”，毕竟已夸了海口，轻易放弃不但会遭人嘲笑，而且更严重的是会动摇人心。
１９５６年，蒋介石在再次当选“总统”后，激励自己不忘这一使命，他鼓励自己说：“我今年已经７０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又说：“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１９５７年，国民党在台湾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民党的中心任务是“反攻大陆”、“光复国土”、完成“革命”大计。国民党“参谋长”王叔铭在军事报告中则提出“军事反攻”是“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重点包括：“一、继续促进大陆革命运动，策应军事反攻；二、加紧战地政务准备，发挥总体作战效能；三、提高军人待遇，改善军人生活，加强社会敬军风气；四、鼓励青年从军，充沛三军战力；五、扩大学术研究，发展国防科学；六、加强与盟邦军事合作，增进反攻力量”。国民党每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内容就是继续坚持反共立志，鼓吹反攻大陆，拒绝与中国共产党谈判。
为了激发台湾军民响应“反攻大陆”的热情，蒋介石把台湾比作“莒”，要效法田单，以小莒而成就“复国”之志。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下专门刻了四个大字“毌忘在莒”，其目的在于激励大家，奋发图强，齐心协力，以实现“光复大陆”。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鼓噪，美国对其成功并不怎么相信。蒋介石自己对“反攻大陆”结果也十分清楚。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越来越强大，“反攻大陆”更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他要增加别人的信心，其实他的激情也渐渐冷落下来，早在５０年代，蒋介石实际上从心底已经放弃了“反攻大陆”计划，其政策重点开始转到岛内，实施经济建设的“四年计划”，企望将台湾建设成为“复兴”基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策略较之以前冷静、理性了许多。据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真正“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