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1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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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又有背景恒星作参照,相对来说这项研究比较容易,而太阳一天只移动大约一度,又无恒星直接参照,观测远为困难,所以张子信的研究工作,其难度要大得多。月行迟疾的发现导致定朔法的提出,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导致定气法的提出,这对历法改革,特别是对日月合朔的计算和日月交食的预报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张子信还发现了五星运动的不均匀性和视差对交食的影响。他的三大发现在历法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并很快被具体应用到刘孝孙历、皇极历、大业历等历法中去。
第五节历法的进步三国时蜀汉一直沿用后汉《四分历》,吴用《乾象历》,曹魏于景初元年(237)颁用《景初历》。晋改《景初历》为《泰始历》继续使用,后秦使用姜岌《三纪历》,北凉用赵■《元始历》。南朝刘宋于元嘉二十二年(445)颁用何承天《元嘉历》,南齐《建元历》实为《元嘉历》。梁天监九年(510)改用祖冲之《大明历》,陈继续使用到南朝亡。北魏自颁的历法有李业兴为主编制的《正光历》,东魏时用过李业兴新编《兴和历》,北齐颁用《天保历》,北周颁用过《天和历》和《大象历》。
在以上提到的历法中,刘洪的《乾象历》以引进月行迟疾为其创新,在计算日月交食时,用月亮的实际运动位置代替平均位置;杨伟的《景初历》也论述了月离运动不均匀,提出了求日食食限的方法;赵■的《元始历》改变了一直使用的十九年七闰法,提出章岁600 年设置221 个闰月的新闰周,但其中最好的历法当数《元嘉历》和《大明历》。
何承天(370—447),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曾任刘宋衡阳内史、著作左郎、太子率更令领国子博士、御史中丞等。少时曾随舅父徐广学习天文历算。徐广坚持对日月五星的观测长达40 年,他去世后,何承天又坚持观测40 年,积前后80 年的实测资料而编《元嘉历》,可见该历有较好的观测基础。《元嘉历》的改革和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利用日月食确定日度,这个方法是后秦姜岌发明的,何承天加以应用和推广,成为后世历法普遍采用的方法;根据实测中星和历史资料,推得岁差每百年差一度,改进了虞喜的岁差值,元嘉历采用回归年长度为365。2467 日,优于汉代以来颁用过的各种历法;特别是何承天创用定朔算法,使朔望与月球实际位置相符,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据记载,何承天还创立了调日法的算法,在数学史上和历法计算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祖冲之《大明历》的主要成就是:肯定“冬至所在,岁岁微差”,是第一部将岁差引入历法的创新历法,并为后世历家所遵循。祖冲之经实测定出当时冬至点已移到斗十五度,,经与后秦姜岌的观测值比较,发现不到百年冬至点已移动了二度,因而定岁差为45 年11 月差一度。他也认为十九年七闰不够精密,应该采用新闰周。他提出的新闰周是391 年144 闰,根据这一闰周推算出的交点月长为27。21223 日,与今测值27。21222 日只差十万分之一日;推算出的近点月为27。554688 日,与今测值27。554550 日相差不到十万分之十四日。大明历定回归年长为365。2428 日,与今测值只差万之六日,朔望月长为29。53059 日。《大明历》采用的其他一些数据也都是当时最好的数据。祖冲之于大明六年(462)上书刘宋政府献上《大明历》,但因遭到宠臣戴法兴的反对而未能颁行。他逝世后,他的儿子祖暅又于梁天监三年(504)和天监八年、九年三次上书,要求采用《大明历》。经实测检验新历为密,这部当时最好的历法终于在天监九年(510)正式颁用,实现了祖冲之的遗愿。, 所以有“天周岁终”的说法。虞喜发现冬至点每岁都西移一小段距离,则太阳在黄道上经过一年到达下一个冬至点,需要再运行一小段距离才能回到原出发点,于是一周天就不等于一岁了。第六节宇宙论有关天地结构的讨论在南北朝时代也是相当活跃的。汉代之前基本上有三家,就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南北朝时期又提出三种看法:“昕天论”、“穹天论”和“安天论”。前二种在历史上影响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安天论”。它的作者就是发现岁差的虞喜。“安天论”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宣夜说提出的观点难以接受,产生了一些误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杞人忧天的故事。
东晋张湛为之作注的《列子·天瑞》篇载,有一位杞国人听到宣夜说认为日月星辰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就害怕天会掉下来,而地也会崩坏,于是,终日寝食不安,身无所寄。懂事的人解释说,日月星辰是积气所致,不会掉下来,即使掉下来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地是积块而成,到处都塞满了,人们仅仅在地上行走,怎么也踩不坏的。这则故事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天地的一种看法。虞喜的“安天论”发展了宣夜说的宇宙无限思想,认为天高没有边际,地深无法勘测,天在上有安定的形态,地在下有静止的实体,天地彼此覆盖,形象相似,天圆地方的说法是不对的。日月星辰各自运行,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就象江海有潮汐,万物有行止一样(见《晋书·天文志》)。除了上述看法,还有一派可称作“浑盖合一”派。北齐的信都芳和南朝梁代的崔灵恩都属这一派,他们认为浑天和盖天是一致的,只是一个仰观,一个俯观,观测角度不同而已。浑天说和盖天说是人们对天地结构的不同阶段或不同角度的认识,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各种学说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以取得对自然现象的深入认识。但是,采取掩饰矛盾的作法甚至迁就错误的观点,将两种对立的看法。勉强地合而为一,则是不正确的。
第二十五章物理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物理学中,虽然总的说来没有取得如先秦和秦汉时期那样多的丰硕成果,但在力学、声学、光学、电和磁学等知识方面,仍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新的进展。
第一节力学知识力系的平衡三国时期,人们已研究了系统的力的平衡问题。魏明帝(226—230)时关于凌云台的修造和倾倒情况是很突出的例子。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载:“凌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木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①这一段话是说,在建造凌云台之前,预先做出精密的设计,建台时又“先称平众木轻重”,这样建成的楼台,便“无锱铢相负”,因而尽管高台常随风摇动,但仍保持了力系的平衡而不致倾倒。后来魏明帝令用大材扶持,反而使楼台颓坏。当时的人就议论说,此台之所以颓坏,是由于“轻重力偏”所引起的后果。这一事例反映了我国当时建筑师的高超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已具有较高的力系平衡的知识。
辘轳的新用途除了用辘轳打水或提举重物外,魏时还以辘轳举人。《世说新语》载:“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子孙无复学书。”梁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曰:“韦诞字仲将,京兆杜陵人,太仆端子。有文学,善属辞,以光禄大夫卒。”又引卫桓《四体书势》曰:“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凌霄观,误先订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①《世说新语》说韦诞是“登梯题之”,而《四体书势》则谓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看来后者或较可信。因匾额高于地面达二十五丈,安梯登梯都相当困难。
水浮力的巧妙利用在先秦、秦汉造舟技术以及浮囊渡江等知识的基础上,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舟量物”的好办法。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曹冲称象的故事。《三国志·邓哀王冲传》载:“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致,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用可分解称量的重物(如一堆石头)代替不可分解的巨象,在船的吃水线(水痕)相同的情况下,算出巨象的重量,这确是巧妙的办法。近人陈寅恪认为,曹冲称象的故事系佛教故事流传中国后比附而成的①,季羡林亦持此说①,这或许有可能。中印文化交流甚早,公元前242① 《隋书·律历志》。
① 刘义庆:《新语世说》卷五《巧艺·第二十一》。
① 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五《巧艺·第二十一》。
① 《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157—161 页。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18 人曾携带梵本经籍到过咸阳。至少在公元前1 世纪印度佛教已由克什米尔传入于阗②。但是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二载:“予按《符子》曰:‘朔又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坟,足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桥即大衡器)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乃知以舟量物,此燕昭王时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邓哀王也。”燕昭王于公元前311—前279年在位,此时佛教故事或未传入中国,那么浮舟量豕之事可说是中国之发明。然而《符子》原书已佚,且系汉晋时人追叙春秋遗事,难以为据。不过,以舟量物之事不论是否由印度传入(抑或由中国传至印度),从《三国志》所载,可知我国魏晋时期已经拥有利用水浮力称量重物的知识了。
除以舟量物外,水浮力还广泛利用于农事选种上。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将种前二十许日开出,水洮(浮秕去,则无莠),即晒令燥,种之。”③又说:“地既熟,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①水浮法选种虽初见于《齐民要术》,但其渊源应当更早。
对大气压力和浮力的进一步认识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关尹子》载:“瓶有二窍,以水实之,倒泻,闭一则水不下,盖不升则不降;井虽千仞,汲之水上,盖不降则不升。”②这是一个关于大气压力的实验。所谓不升不降或不降不升之说,即是人们从实验中得出的经验知识。当瓶倒覆之时,二孔之中,只有其一孔进入空气,另一孔才可出水;若闭其一孔,即不让空气进入瓶内(不升),则另一孔的孔面就会被空气所阻,水也不会流出(不降)。井筒汲水,气从筒外降至井之水面,则水可从筒汲上;若气不降(例如井盖严密封闭,空气无由出入),则井水亦不被汲上(不升)。当时人们虽没有明确的“大气压力”的概念,但业已知道空气具有阻遏水的流动的能力,或者说具有浮托水孔中的水的能力。魏晋时期人们还利用空气的反作用力制成飞行器具。葛洪(284—363)
在《抱朴子》中说:“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