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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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分配的土地是国有土地和荒地。因此,大族豪强虽然不赞成均田,但也没有酿成风波。
其次是实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
在实行均田制的过程中,荫附户的问题非常突出,北魏“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①,大批农民继续控制在大族豪强的手里,均田制将进行不下去,国家通过均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也会落空。于是,在均田制实行的次年,即太和十年(486)初,内秘书令李冲上疏,首倡实行三长制和与三长制并行的新租调制。李冲说:“应该效五《邦计部·田制门》径改。
② 《魏书·李孝伯传兄子安世附传》。
③ 《魏书·公孙表传孙邃附传》。
④ 《魏书·公孙表传孙邃附传》。
① 《魏书·李冲传》。
法古制,五家设一个邻长,五邻设一个里长,五里设一个党长,选取乡里中能干谨慎的人担任。邻长免一人征戍,里长免二人,党长免三人。三年没有过失就升一等。百姓租调:一夫一妇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尚未婚娶的男女,四人缴纳一夫一妇的租调,从事耕织生产的奴婢,八口相当未婚娶者四人的租调,耕牛二十头相当于奴婢八口。生产麻布的地区,以布代帛。”冯太后一面读奏疏,一面叫好。
冯太后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建立三长制问题。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反对三长制,他们说:“李冲要求设立三长,目的在统一法令。他的意见似乎可用,其实难以实行。”郑羲甚至说:“如果不相信臣的话,可以试行,等待失败以后,就可以知道臣说得不错。”太尉拓跋丕支持改革,他说:“臣以为如果实行三长制,于公于私都有好处的。”多数人对实行新制虽然没有异议,但认为在课调期间去清理户口,新旧未分,容易引起民众不满,不如过了秋天,等到冬闲季节进行为好。这时,李冲说:“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趁发调建立三长,百姓只知道设立三长、清查户口的麻烦,而看不到徭役公平、赋税减轻的好处,才会产生不满情绪。所以,趁课调期间实行新制,让百姓知道赋税公平了,他们既能理解,又得到好处,实行起来就容易了。”著作郎傅思益反对新租调制,他说:“九品征调的办法实行已久,一旦轻率变更,恐怕要引起骚动。”
冯太后倾听和比较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后,果断地说:“建立三长制,课调有固定的数量,赋税也有固定的分额。苞荫户可以分离出来,投机取巧的人也受到限制。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实行呢!”
这年二月,冯太后下诏说:“很早以来,各州户口不实,包藏隐瞒,损公肥私。富强者绰绰有余,贫弱者不足糊口,然而赋税一样,没有轻重的差别;力役也一样,没有多少的不同。虽然规定九品之制,但不论土地肥瘠;虽然规定均输办法,但不别蚕织之乡。今革除旧制,实行新法,建立里、党。各地州牧太守,务必告喻百姓,使大家知道去烦就简的必要。”她还派遣官吏到各地核实户口,建立新的户籍。豪强大族抵制和反对实行三长制,但慑于北魏强大的中央集权,并不敢轻举妄动。多数农民拥护新制度,新制度使他们得以摆脱豪强的控制,多少减轻了负担。三长制的优越性很快显示出来,“于是海内安之”①。
再次是实行俸禄制,打击贪官污吏。
北魏早期的统治者以掠夺战争为事,官吏参与掳掠,接受赏赐,而没有俸禄。这种落后的制度一直沿袭下来,致使贪官成群,贪污成风,吏治败坏。虽然后来的统治者再三整顿吏治,但收效甚微。太和九年(485),冯太后制定俸禄制度,并规定实行俸禄制度以后,贪赃满一匹者处以死罪。
太和十三年(489),雍州刺史、南安王拓跋桢和怀朔镇大将、汝阴王拓跋天赐因贪污受贿受到弹劾,许多王公大臣都替他们说情。冯太后气愤地说:“他们不遵奉法度,贪赃聚敛,按照他们所犯论罪,应当处死。你们大家以为应该保护亲人废弃法令,还是应该大义灭亲维护法令呢?”后来二王虽没有被处死,但也受到削除官爵、禁锢终身的处罚。直到冯太后死后,孝文帝才重新起用拓跋桢。
此外,冯太后还主持制定了一些汉化政策。她重视儒家教育,最早在地① 《魏书·食货志》。
方上设立乡学,每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以后大郡增置助教二人,学生增加到一百人;小郡学生也增加到八十人。她尊崇孔子,下诏祭祀孔庙,封孔子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她废止鲜卑族的原始巫术,又严令禁止鲜卑同姓通婚的落后习俗。这些,都可以说是孝文帝后来推行汉化政策的先声。
治事苛严,厉行节俭冯太后对孝文帝管教很严,她要求孝文帝身旁的内侍十天内要汇报一次孝文帝的表现,不汇报则加以责罚。有的内侍搬弄是非,因此孝文帝每每挨打,有时被杖责几十下,虽然受了委屈,也默不作声。冯太后还曾经有意废孝文而另立咸阳王禧,因拓跋丕、穆泰、李冲等人固谏才作罢。“自太后临朝专政,孝文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①。即使孝文帝一天天长大了,也是如此。孝文不参决干预大政,而冯太后常常独断,事情办了也不告诉孝文一声。这固然与冯太后对孝文严苛管教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孝文对祖母心悦诚服,衷心钦佩,因为孝文帝后来完全忠实地继承了冯太后的事业,继承了冯太后制定的政策。
冯太后以女主临朝,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她不能不对可能动摇其地位的人实行严厉制裁,直至诛戮。因此,她是严苛的。她还利用宦官和受宠者来加强集权统治,给他们很大权力,很厚的赏赐,但即使对这些人,她“亦无所纵”,所以他们中大多数比较规矩,并无大的过失。冯太后用人颇具政治眼光,她宠幸李冲,更器重李冲的见识才干,当时的政治措施,制度兴革,多有李冲的擘划。她给游明根、高闾特殊礼遇,是因为这两人“儒老学业”①,博综经史。
在封建统治者中间,冯太后还是比较朴素的,她不喜欢金银饰物,穿的衣服,用的被褥都是一些素色的缯帛而已。她吃饭的小桌子,只有一尺宽,饭菜数量比过去少了十分之八。她生前预先对自己的丧葬作了安排,一切从俭,坟墓不过三十步,内室一丈见方,棺椁很普通,不用随葬器物,甚至一般的素帐、陶瓷也不要。后来坟墓、内室扩大一倍,是孝文擅改的。
冯太后不愧是北魏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杰出人物,她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成了北魏封建化道路上的里程碑,而且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北史·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① 《魏书·游明根传》。
第十八章宋武帝、梁武帝、侯景第一节宋武帝①宋武帝刘裕(363—422),刘宋王朝的创立者。在位时间仅短短的两年。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先祖是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市),后来迁居到京口(江苏镇江市)。据说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壬交的后代。《宋书·武帝本纪》还十分详尽地列举了他家族显赫的世系表,不过这里面的可信程度怎样,尚待考证。刘裕幼年时,家境已十分贫困。他年轻时,干的是被人瞧不起的力气活,有时还出门做些小买卖,赚钱养家糊口。由于家境贫寒,也常受人欺负。当时,京口有一家姓刁的大族,因为有钱有势,鱼肉乡里,被称为“京口之蠹”。有一次,刘裕与刁家的人赌博,结果输了,刘裕还不起赌债,竟被刁家缚在马桩上,受尽了耻辱。
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当上了开国皇帝,所以有人将此称为“寒人掌权”。
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刘裕虽然出身贫寒,却“有大志”,当然也是时代为他创造了机遇。他生活的东晋时代,政治十分腐败和昏暗。终于引发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孙恩、卢循起义。这时,刘裕正在东晋将领刘牢之军中。
起义爆发后,刘牢之奉命前去镇压。刘裕此时已因有勇有谋受到刘牢之的赏识。刘裕在交战中善于用计。安帝隆安五年时(401)刘裕率部与起义军相持于海盐城。当时,刘裕守城,兵力薄弱,起义军则人多势强。刘裕见此情景,心生一计。他选了数百精壮人员组成了敢死队,一律脱去甲胄,手执武器。鼓噪而出。起义军一时没有戒备,又不知刘裕真实意图,纷纷撤离,并在混乱中损失了大帅姚盛。就这样刘裕又得以苟延残喘了几天。最后刘裕怕相持太久,就又想了个计谋。一天深夜,他下令部下偃旗匿众,装出撤离的态式。第二天一大早,就让几个老弱病残登城上镇守。起义军不知刘裕底细,就向刘裕部下打听刘裕情况。部下故意回答说:“刘将军已趁黑夜逃出城了。”起义军不知其中有诈,纷纷登城。刘裕趁其不备,率精锐猛击登城起义军,结果起义军受损惨重。由此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刘裕虽然有勇有谋,又死心塌地地效忠东晋统治者。但他毕竟出身寒微,因此要想在门阀士族把持仕途的东晋时代崭露头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孙恩起义军败退海岛后,东晋统治者仍不放心,害怕他会东山再起,于是任命谢琰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率徐州部众,镇守东土。谢琰是东晋著名大族,孝武帝马司曜时宰相谢安的儿子。淝水之战中,他因有“军国才用”,出为辅国将军,以精卒八千,和其从兄谢玄一道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望蔡公。朝廷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谁知谢琰“及至郡,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晋书·谢安传》)。将帅们都进谏说“强贼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扬仁风,开其自新之路。”谢琰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苻坚百万,尚送死淮南,况孙恩奔衄归海,何能复出,若其复至,正是天不养国贼,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书·武帝本纪》,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令速就戮耳。”(同上)众人见他执意不听,也就不再进言了。谁知后来孙恩果然又重振旗鼓,一时间声势浩大。起义军战浃口,入余姚,破上虞,进及邢浦,离山阴北只有三十五里之遥。谢琰这才慌忙派参军刘牢之攻打孙恩。不久上党太守张虔硕也战败,起义军越战越勇,琰部下不能阻挡,谢琰只好亲自出战,大败,被自己部下张猛害死。谢琰的失败意味着东晋士族已无力控制局面。从此,北府兵权尽入刘牢之、刘裕这些原来被人瞧不起的寒族出身的武将手中。显赫一时的王谢家族的势力就日渐衰落了。
谢琰死后,东晋又任命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刘牢之自己屯驻上虞,派刘裕戍守句章(今浙江慈溪境)以抗拒起义军。
隆安五年(401)六月,孙恩从海上复出,直奔丹徒,这时起义军已有十余万众。刘牢之命令刘裕前去阻击,刘裕日夜兼程,与起义军大战于蒜山。刘裕战胜,孙恩只好返回船上,转攻建康。孙恩因楼船高大,又是逆风行驶,速度无法加快,走了很多天才赶到白石。孙恩这时听说刘牢之已赶至京口,朝廷已严加防备,料想不易取胜,只好转奔郁洲(今连云港市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