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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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文学等方面的短文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在史学领域内，短文还　
寥寥。不少作者，总觉得万字以上的文章才有分量。　
　　　　　其实，文章的长短和学术价值并不成正比。一篇文章，如果拖沓、臃肿、　
新意不多，或全无新意，虽长而学术价值并不高；相反，如果要言不烦，精　
光毕露，虽短而学术价值并不低。　
　　　　　中国古代的史论都不长。贾谊的《过秦论》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经验，　
上、中、下三篇加起来不过二千二百余字。苏洵的《六国论》分析齐、楚、　
韩、魏等国的外交失策，为宋王朝处理对外关系提供殷鉴，全文五百四十余　
字。王安石的　《读孟尝君传》是一篇翻案文章，它一反陈说，对一向以“得　
士”著称的孟尝君提出了新看法，全文仅九十字。钱大昕的《答问》第十诠　
释　《元史》中“投下”二字，旁征博引，勾勒了契丹、蒙古时期一种特殊的　
社会组织形态，全文五百余字。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有名的　
史论集，其中的章篇大都在一二千字以至三四千字之间。　
　　　　　当然，时代前进了，史学发展了，文章写得长一点是必要的。人们不应　
该笼统地反对长文。有些刊物，规定稿件不得超过万字，这不一定妥当。还　
是应该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当长则长，当短则短。现在的问题在于：是不　
是所有的文章都要写得那样长？史学家们于写作长而充实的文章之外，是不　
是应该予短文以更多的重视。　
　　　　　我觉得，要提倡短文，首先要提倡几种精神：　
　　　　　为读者着想。人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需要读的东西又太多。把文章　
写短，使读者在较少的时间内得到较大的收益，不仅功德无量，而且，其乐　
为何如！　
　　　　　唯陈言之务去。一篇文章，总要为读者提供新东西，对历史研究有推进，　
否则，宁可不写。有了可以奉献给读者的新东西了，还要力求简洁明快地将　
它表现出来。别人讲过的话不说或少说，习见的材料少引或不引，人们熟知　
的历史过程尽量从略，决不将自己的一两点心得淹没在大量的陈言或浮言之　
中。　
　　　　　摒弃八股。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写论文，而论文又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和　
套路，似乎不那么写就不像个样子，结果，并非必要的话说了不少，写者为　
难，读者受苦。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不拘一格，可以写短的决不拖长，能　
以札记、随笔说清楚的决不写成论文，那末，该能节省多少笔墨！　
　　　　　写短文并不易。一篇有分量的短文，往往需要作者有深湛的学识和才力。　
既熟知问题的肯綮，又能一击而中，刀不虚奏。愿名家们多写一点优秀的短　
文，以为示范；也愿史学刊物多发表一点优秀的短文，借此推广。　

…　　89…

　　　　　　　　　　　　　　　　　　　因“名词轰炸”而想起“诗界革命”　

　　　　　近来，有些文艺理论文章读不大懂了。只见一个个新名词奔突而来，使　
人头晕目眩，如入五里雾中。我曾经在大学里念过五年中文系，然而，现在　
有些文艺理论文章却读不大懂了。前些日子，一位毕业后一直从事文学研究　
的老同学来看我，他也说看不懂，并说，这种状况，有人称之为“名词轰炸”。　
噢！原来有此感者并非一人。　
　　　　　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每当变革时代，随着新事物、新思潮、新文化　
的引进或出现，都会相应地引起语言、首先是词汇的变化。戊戌维新前后如　
此，五四运动前后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也如此。粉碎“四人帮”　
以来，学者们跳出牢笼，得以纵览古今，环视宇内，广泛吸收人类一切优秀　
文化成果，因此，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内出现较多的新名词，这是正常　
现象。细察时下的此类文章，确有不少见解新颖、益人智慧的高超之作，但　
是，毋庸讳言，也有若干文章，完全靠大量新名词装点门面，故作高深。人　
们在鼓起勇气，硬着头皮，冲破这些新名词的层层关卡后，反复寻绎，就会　
发现，作者的思想用我们已有的概念、范畴来表述完全足够，并不一定要借　
助于那一个又一个新名词的。　
　　　　　这使我想起了清末的“诗界革命”。大约是在1896年至1897年期间，　
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相约创作一种“新诗”，其特点是大量使用新　
词汇。例如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　

　　　　　　　　　　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　

　　　　　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　

诗中“卖人子”一典取自《新约·路加福音》，喀私德和巴力门都是英语译　
音。前者指印度封建社会中把人分为几种等级的种性制度；后者指英国议会。　
法田、性海、庵摩罗果均为佛家语。谭嗣同通过这首诗批判封建等级制，表　
达对西方议会制的向往，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但艺术效果并不见佳。我初　
读此诗时的感觉大体和今天读某些文艺理论文章类似。　
　　　　　谭嗣同牺牲得太早，没有对自己的创作道路进行过总结。几年以后，梁　
启超说话了。他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　
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　
他认为，当年“诗界革命”倡导者的毛病在于“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因此，主张“第一要新意境”。我觉得，梁启超的这些话对今天某些热中于　
　“名词轰炸”的作者似有可资借鉴之处。　

…　　90…

　　　　　　　　　　　　　　　　　　　　　　　　　　　　　　新诗发展的忧思　

　　　　　近年来，诗歌刊物、诗集似乎出得不少，写诗的人也不少，不能说没有　
成绩，但名家、名作似乎不多。人们回答不出，当今中国的大诗人是谁，使　
得洛阳纸贵的畅销诗集是什么，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名篇有哪些。新诗越　
来越没有人看，也看不懂。很多诗，特别是有些所谓“现代诗”，充满着怪　
诞的、破碎的、意义不明的形象，反复揣摩，根本不知所云。不少人，宁可　
写旧诗；有些很有成就的新诗人，也回过头去写旧诗。我们的诗歌到底出了　
什么问题？　
　　　　　我以为，毛病在于三脱离：即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脱离传统。　
　　　　　　“诗言志。”在一切文学样式中，诗也许是最富于个人特点的。但是，　
诗所抒发的诗人个人的喜怒哀乐，总应该是人民的喜怒哀乐。如果诗歌脱离　
现实，那么，它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必然引不起人们的共鸣。抒　
情诗中的“我”，既是诗人个人，又不只是诗人个人。它所抒发的情感，既　
是诗人个人的，又不只是诗人个人的。诗人所表达的，应该是“人人心中所　
欲言而又不能言者”。我们的作者们似乎忘了这句话的前半句：“人人心中　
所欲言”，即诗人所抒发的，必须是人们在现实中有所感，普遍想抒发的，　
只是因为他“不能言”，抒不出，抒不好，一旦诗人替他抒发了，而且是以　
诗人独特的方式抒发了，自然，会触发人们心灵的火花，引起普遍的灵魂震　
颤。这样的诗，就是好诗、妙诗，就会广为传诵，不胫而走。记得俄国诗人　
涅克拉索夫曾经说过：“没有一个人能因为只歌唱自己而显得伟大。”讲的　
就是这个道理。近年来，我们的诗人们似乎只注意了抒个人之情，而没有想　
到此情一定要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上，一定要和人民息息相通，要有一定　
的普遍性。　
　　　　　一切文学都是为群众的，或曰为读者的，诗也不能例外。因此，就不能　
不考虑读者的审美要求。或许有人说：“你这是老教条，我写作不为别人，　
只为自己。”好！那末请问：您为什么要发表，要出版？可见，你还是希望　
有人读，有人欣赏的。既然希望有人读，有人欣赏，就应该眼睛中有群众，　
有读者，让他们能懂，能理解，能感悟。前些年，有所谓朦胧诗，风行了好　
一阵子。有些诗论家大喊其好，出来说：诗歌美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朦胧。于　
是，你也“朦胧”，我也“朦胧”。据说，“朦胧”已经成了当今诗坛无可　
争辩的主流。其实，朦胧只是诗歌风格的一种，不能以“朦胧”压倒一切，　
代替一切。而且，朦胧不等于晦涩。由朦胧而晦涩，这就走上了魔道。从中　
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经验看，大部分好诗都是明朗和含蓄、朴素和深厚的统一，　
即它所要表达的内容是人们易于理解、一读就能明白的，同时，又是含蓄无　
穷、耐人寻味的。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虽然讲究所谓“弦外音、味外味”和所　
谓“探之愈深，引之弥永”，但是，首先必须以明朗为基础。如果离开了明　
朗，也就失去了诗歌所要求的形象的直观性，那么，这种诗也就成了谜语。　
李商隐，是被某些诗论家视为古代的朦胧诗人的。其实，使他不朽的大抵也　
还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类作品，并不专以朦胧取胜。　
假使他专写　《锦瑟》，会不会在中国诗史上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恐怕是个问　
题。中国古代还有个吴文英，是南宋时的写词高手，他主张“用字不可太露”，　
追求笔墨幽邃，情思深曲，要算是正宗“朦胧”派了，然而，当时就有人批　
评他，“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涩处，人不可晓”；更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如　

…　　91…

七宝楼台，眩人耳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这些，都是值得今之“朦胧”　
派引以为鉴的。近年来，在所谓朦胧诗之外，又出现了大量冠以“现代派”　
头衔的怪诞诗，更加不知所云。我的一位诗论家朋友向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上海的一位年轻诗人请他为自己的诗集作序，他读不懂，于是，诗人为他一　
首首讲解，他似乎懂了。但是，过了几天，又不懂了。这样的诗，人们怎么　
会爱读，又怎么会流传呢！最近，有一位年轻诗人说：“诗是中国的强项，　
但近些年在中国诗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些诗让人听不懂、看不懂，不　
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样的创作也无法向历史交代。”（见　
1997年4月15日《北京青年报》）我以为，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反思。　
　　　　　中国古典诗歌积累了丰富的艺术传统，中国新诗的发展必须吸收这一传　
统，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所乐于吟诵的作品。什　
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艺术传统呢，我以为至少有四点：　
　　　　　1。和音乐的密切结合。自　《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古体诗、近　
体诗　（律诗、绝句）以至宋人长短句、元人的散曲，无一不是在音乐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也无一不能入乐歌唱。它们的广泛流传，也常常要借助于音　
乐的翅膀。人们熟悉的“阳关三叠”和“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故事，都　
说明了这一点。五四新诗打破了旧诗的格律，这是必要的，是历史的进步，　
但是，其负面作用是丢掉了中国诗歌和音乐密切结合的优良传统，不少作品　
过于自由化、口语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