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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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了美国的“党派之私”和“选举之弊”，还见到了华侨社会的种种缺点，
于是，他得出了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
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 1899年，梁启超就介绍过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从美
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著作——《国家论》。
这两位洋人，都攻击共和制度，梁启超觉得找到了理论根据，于是决定与共
和制告别。他在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写道：
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熟意
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
何乐哉！
梁启超的文章一向以“笔锋常带感情”著称，写着写着，他不禁哭将起来：
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
沱。吾见吾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
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
梁启超大概哭得很伤心，所以一连写了三句“吾涕滂沱”，又写了一句“吾
与汝长别矣”，以示其悲感之深。其后，他忽然觉得有人可能会问，那末中
国今后怎么办，是不是以“君主立宪”为追求对象，于是，他接着写道：
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
罗斯者也。
原来，他与共和、民主告别之后，梦寐以求的对象是俄罗斯——沙皇专制主
义的俄罗斯。1906年，他干脆大谈“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
提倡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一度领导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成为许
多年轻人的偶像，但是，自从他发表“游美国而梦俄罗斯”的言论以后，他
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1904年4月，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年轻人，读了梁启超上述
关于伯伦知理学说的文章后，写了三首诗寄给他，其一云：
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时，正余情爱最浓时。
—— 《读任公所作伯伦知理学说题诗三章即以寄赠》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社发起人，自号江南快剑的高旭 （天梅）。
《楚辞》云：“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高旭的这首诗，
前两句明确表示，“共和”是自己的“新相知”，心虽沉醉，却是理智的清
醒选择；后两句以调侃的语气讽刺梁启超：你涕泪滂沱地和“共和”告别，
… 2…
而我却正在与“共和”热恋，情爱浓烈。高旭原来是《新民丛报》热心的作
者和读者，这以后就明确地和保皇派分手了。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分手是
正确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像梁启超这样“游美国而梦俄罗斯”，因不满于西
方文化、西方民主而转回东方文化和专制主义的颇不乏人。他们不了解，当
时的西方民主主义文化远胜于东方的专制主义文化。历史的任务应该是吸收
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切优良部分，超越它，克服它的局限和弊端，而不是
笼统地拒绝它，往回走。
… 3…
邹容自贬 《革命军》
邹容的 《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杰出的政论著作。它以热烈
奔放的语言讴歌革命，呼唤“中华共和国”，号召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清王
朝的专制统治，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反动统治者畏惧之极，
革命党人则视为最好的革命教科书。1903年12月，孙中山在《复某友人函》
中称赞此书：“感动皆〔甚〕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第二年，他在美国
旧金山一次就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年，他又致函同
盟会新加坡分会负责人张永福，要他照河内所印版式从速翻印分派，认为“必
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据统计，该书在辛亥时期共翻印二十余次，
总印数在一百万册以上，大概是那个时期书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了。
然而，在《革命军》出版之后，邹容本人对它的评价并不很高。那时，
他正因此书被囚，在上海的法庭上，他和清政府聘请的律师古柏之间有这样
一段对话：
邹容：因披阅各西国诸书，即作 《革命军》书，底稿放在行李内，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
沪，在马路上看见卖日报人手内持有《革命军》书出售，我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书
价若干。
古柏：书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今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
已弃而不问。市上所售被人所窃，将来至东京时，尚须查究。
古柏：知《革命军》书不好，何不废弃？既被人窃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邹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
古柏：当尔作此书时，是否心怀叵测？
邹容：不然。现在我心中意思总要作 《均平赋》耳。
在这一场对话里，邹容声言书稿“被窃”、“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显然
出于对清政府斗争的需要；但是他表示：《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心
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则反映了邹容的思想又登上了一个新高度。
20世纪初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部分敏感的中国
革命党人看到了这一现象，不愿中国重蹈覆辙，开始追求和向往社会主义。
当时，报刊上出现了一批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上海滩上也出现了几种介绍
社会主义的译本，例如《近代社会主义》、《社会党》、《近世社会主义评
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
的介绍往往使用中国传统的语言——“平均”或“均平”。孙中山在《复某
友人函》中就曾宣布：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他批评欧美
“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的现象，认为“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
而设”，“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跻于平均”。邹容所
说的“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和孙中山所表达的
思想完全一致，它表现了这位年轻的革命家对新的救国、救世道路的探求，
较之 《革命军》所单纯鼓吹的独立、自由、平等、共和等理想，自然又前进
了一步。
值得指出的是，邹容声称“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是在1903年12
月4日，而孙中山的《复某友人函》则作于同年12月17日，比较起来，邹
容还要早几天。遗憾的是，邹容很快就瘐死狱中，没有能将它写出来，否则，
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又会出现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了。
… 4…
反对取缔规则与杨度避难
1905年12月8日，日本宇都宫市千手町一家名为手冢屋的旅舍接待了
一位中国客人，他自称江苏省苏州府常熟县人，名王礼钧，30岁。这位客人
除每天买几种东京出版的报纸仔细阅读外，足不出户。不久，受到日本调查
人员的注意，经盘问，这位客人不得不承认他的真实姓名是杨度。就是后来
劝袁世凯当皇帝，而后又奇迹般地成了共产党员的杨度。
杨度于1902年离开故乡湘潭，赴日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同
年归国。次年参加清政府经济特科考试，被录取为第一等第二名。不久，再
度赴日，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1904年当选为中国留学生总会副干事
长，随后又升为干事长，成了鼎鼎大名的留日学生领袖。他为什么要改名换
姓，躲到东京以外的一家旅馆里去呢？
原来，留日学生至1905年已增至8000人，革命倾向日趋强烈。为了讨
好清政府，日本政府力谋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管束。这年4月，文部省就曾
训令各有关学校校长，声称清国人在本邦留学者愈来愈多，其中可能有人议
论本国政治，举动不当，担任教养清国留学生之职者必须深刻注意此点，使
彼等不失学生本分。9月，日本报纸盛传文部省将公布《清、韩学生取缔规
则》。“取缔”，日语，意为管束。当时，朝鲜已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杨度
为此曾多次代表留学生会见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声明“决不与韩人同等，
受此特别之法”。10月初，日本文部省声明，取缔规则一事，纯系讹传。但
不料11月2日，文部省突然颁布《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
对中国留学生提出了种种限制。例如，第一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接受清国
人入学时，必须有清国公使馆介绍书；第四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在许可清
国学生转学、退学时，必须有清国公使馆的承认书；第九条规定，各公私立
学校对清国人的寄宿舍及属于学校监督的旅馆，要进行管束；第十条规定，
各公私立学校对清国人曾在他校以性行不良之故被命退学者，不得复令入
学，等等。这样，留学生就不能自由入学、转学、退学，不能自由选择宿舍，
而学校则可任意以“性行不良”为名，斥退中国学生，剥夺其留学权利。《规
程》颁布后，激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随之掀起。
11月27日，留日学生决议上书杨枢，详细罗列理由，要求取消《规程》
中的第九、第十两条。《公禀》指出：这两条“范围极广，界限未明，将来
施行之际，吾国学生必有因此而受不利益之影响者”。领衔的是杨度和副干
事长范源濂，联署的有庶务干事张继，学务干事蒋方震，书记干事林长民、
刘思复，调查干事吴永珊 （玉章）、邓家彦，各省分会干事长康宝忠、张耀
曾、章士钊等。12月初，学生情绪更为激烈。路矿速成学堂学生提议，《规
程》有辱国体，应全部取消，建议于3日在留学生会馆开代表会，与杨度同
至公使馆请愿，至期，杨度不到。次日，弘文学院学生倡议罢课。随之，激
进学生如秋瑾、宋教仁等，进而要求全体罢学归国，不再在日本求学受辱。
杨度只主张取消 《规程》的第九、第十两条，不赞成全部取消，更不赞成罢
课、归国等行为。6日，在留学生会馆集会时，杨度声称：《规程》并非束
缚特别苛酷的条例，其中颇有合理部分，进行这种胡闹式的反抗运动恐不妥
当。杨度的发言遭到与会学生的强烈反对，指责他是“日本政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