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49-为了世界更美好-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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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主席说，两年前，马哈蒂尔先生曾提出，我们这一代领导人所做的一切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中国把对污染环境比做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我们不能这样做。有些环境问题，比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城市垃圾等，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有些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等，已跨越国界，成为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因此，进行地区和国际间合作是完全必要的。“我赞成把环保合作问题作为我们明年在加拿大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为切实推动这一领域的合作，中国愿开放一个设在北京的拥有先进设施的环境保护中心，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提供人员培训、研讨、信息交流以及联合研究与开发的场所”。
外电评论认为：“本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中国开展全方位外交活动的大舞台”，“江泽民挥洒自如，充分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外交风格，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第5章 1996年“是伙伴，不是对手”——中印关系新定位
1996年11月28日—30日
1996年11月28日至30日，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
江主席说，很高兴我是第一位访问印度的中国国家元首。
江主席在同夏尔马总统交谈中，为中印关系提出最重要的定位，就是中国和印度互不构成威胁，两国的共同点大于分歧。
江主席访印期间，双方签署了《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中印再握手
1996年11月28日，江泽民主席访问文明古国印度。印度总统夏尔马在总统府举行仪式，欢迎来自另一个文明古国的国家元首。两国元首热烈地握手。
江泽民主席说，很高兴我是第一位访问印度的中国国家元首，中印有着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两国友谊源远流长。
夏尔马总统热情欢迎江泽民主席的到访，并称赞印中几千年的友好交往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言语包含了漫长的中印交往史，其中有3次高潮。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伊朗、阿富汗一带）看到中国四川出产的蜀布和邛杖，当地人说，“这是从身毒国（印度）来的，有蜀人在那里做买卖”。
东汉明帝时，天竺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来洛阳，汉明帝为他们修建了中国的第一个佛教寺院——白马寺。
南北朝时印度高僧达摩禅师坐船到达广州，梁武帝遣使接他到南京讲佛，后来达摩渡江北上，住嵩山少林寺，9年后去世，留下一苇渡江、达摩面壁等传说。
唐代高僧玄奘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历经磨难，辗转16载后携佛经、佛像回到长安。这成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西游记》的故事源头。他所著《大唐西域记》说：“天竺之称，异议纠纷，归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称。”唐玄奘首次音译印度，沿用至今。
郑和7次下西洋，在印度许多地方留下足迹。
可见，第一次高潮主要是以佛教为媒体的文化交流。
在近代，中印都深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之苦，两国人民在争取各自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曾相互同情、相互支持。
在抗日战争时期，印度国大党发表宣言，对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并在印度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印度国大党还两次派医生援华。这些医生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名字中都有一个“华”字。其中最有名的是柯棣华大夫，他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
1939年，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到重庆进行了为期10天的友好访问。
中印两国在20世纪上半叶民族解放斗争中结成的患难之交，成为中印历史上第二次交往高潮的生动写照。
第三次高潮是以20世纪50年代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标志的睦邻友好。
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印度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主席在印度驻华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表示：“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尼赫鲁总理访华，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6年，周总理再次访问印度。
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协商处理了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同时，两国在经贸、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等领域的交往频繁，在国际反帝、反殖斗争中共同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中印友好合作的第三次热潮。那个时候，“印地—秦尼帕伊帕伊”（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在两国深入人心。
第5章 1996年中国和印度互不构成威胁
1959年，由于印度支持和收容了西藏叛乱分子，并在中印边境制造流血事件，中国被迫于1962年在中印边境进行自卫反击战。两国关系从建交后的“蜜月期”陷入了长达10多年的低谷。边界、西藏问题成为中印关系的主要症结。
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两国逐步恢复和改善双边关系。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希望与包括印度在内的邻国结好，营造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外部环境。
1988年，中国邀请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他时说：“两国应忘掉过去不愉快的事情，并着眼于未来。我们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没有理由不改善关系。中印两国有18亿人口，中印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
虽然中印关系步入正常化轨道，但由于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中印边界问题未解决等原因，印度对中国仍疏于了解，疑虑重重，有些人还将中国视为“威胁”。
江泽民主席此行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增加互信，推动双边关系。
江泽民主席与夏尔马交谈中，为中印关系提出最重要的定位，就是中国和印度互不构成威胁，两国的共同点大于分歧。
江泽民主席说，发展中印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中印之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正像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所说的那样，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
江泽民主席表示，中印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都在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国家，都在为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两国之间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只要双方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长远眼光看待和处理相互关系，就一定能够将一个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带入21世纪。
夏尔马听后深受鼓舞，他表示，当今世界处于新的十字路口，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秩序充满希望和机遇，也面临新的矛盾和难题。历史的逻辑和时代的需要决定印中两国必然友好。
夏尔马称，印中拥有20多亿人口，有着巨大的市场，两国经济合作前景广阔。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曾说过，印中两个巨人走到一起，可能对世界产生巨大的支配作用。印中建立面向新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对两国的发展，而且对世界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江泽民主席强调，在21世纪，亚洲将进一步兴盛。作为亚洲两大文明古国的领导人，我们应该登高望远，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希望两国政府和人民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实现双方共同确立的目标。夏尔马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两国元首就确立中印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突出了两国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大于分歧，体现了两国致力于发展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和务实态度。
第5章 1996年“不战宣言”
中印间最难的问题是边界争端。江泽民主席访印期间，双方达成并签署了《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协定规定双方不进行威胁对方或损害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与稳定的任何军事活动，寻求公正合理和相互都能接受的方案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将严格尊重和遵守中印边境地区的实际控制线，任何一方的活动都不得越过实际控制线。双方还将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就裁减或限制各自的军事力量采取各种措施。
这一协定是两国寻求搁置争议、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的重大举措，对增进中印互信特别是边界地区的互信具有特殊的政治效果和实际意义。
印度政府和舆论称这个协定实际上是一项“不战宣言”。
协定签署后，两军互信和交往不断发展。两国边防部队间建立了定期会晤制度，开通了边防热线，使中印边境地区局势保持了总体稳定。
“连神牛也看不到了”
印度是达赖集团活动的大本营。在会谈会见中，江泽民主席介绍了西藏自治区发展状况，重申了中方在达赖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此次访印，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多吉才让和西藏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陪同前往。在参观泰姬陵时，江泽民主席还同两位藏族领导同志在一个大理石椅上照了张合影。印度记者很敏感，抓住了这个镜头，第二天印度主要报纸上刊登了这张照片。据说达赖集团的人看到这张照片，非常沮丧，觉得印度对西藏的政策变了，不再支持“西藏流亡政府”。
江泽民主席到访前，达赖集团放风要在访问期间制造事端。但江泽民主席所到之处，印方均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达赖集团的图谋未能得逞。
江泽民主席风趣地说：“来之前，我就想看看印度神牛是什么样的。印方清场，连神牛也看不到了。……不管是在新德里还是在阿格拉，应该说是非常平静和安宁。”
印方向江泽民主席表示，认识到西藏问题对中方的敏感性，完全尊重中方立场，将恪守有关承诺。
参观甘地墓、泰姬陵
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参观了甘地墓。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是印度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他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为印度的独立贡献了一生，被印度人民尊称为“圣雄甘地”和“国父”。
江泽民主席仔细阅读了一块石碑上镌刻的“七大社会罪恶”，它出自甘地1925年所著《年轻的印度》一书：
搞政治而不讲原则；
积财富而不付出辛劳；
求享乐而没有良知；
有学识而没有人格；
做生意而不讲道德；
搞科学而不讲人性；
敬神灵而不做奉献。
江泽民主席向甘地墓敬献花圈后，在纪念册上留言：“民族英灵，世人敬仰，印度独立运动先驱和领袖圣雄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