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57-非常年代的非常爱情-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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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酷日当头的大暑天，硬是给他穿上厚实的蟒袍戏服、戴上沉重的乌纱戏帽，拉到大院的操场上曝晒批斗。艺术处的一位女处长（也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被诬为“反军黑手”，用极浓极脏的墨汁涂黑了脸，涂黑了手，又剪了个阴阳头，押上大卡车游街示众。这些“创举”，与那个名叫英格兰的美国女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对那些被脱得一丝不挂的伊拉克战俘百般虐待的暴行相比，是不是一样令人作呕！　　　　
　　　　如果我们都有直面人生的勇气，更不能忘记“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据权威人士估计，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约一亿人口，迫害致死的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文革”初期，无数在造反派棍杖之下毙命或被迫自杀的冤魂且不去说了，直至1976年夏天，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四人帮”仍以“专政”的名义处死过许多无辜者。那时北京不断传来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词，像地火一样在民间运行。我们读了都为之一振。可是不久，“四人帮”就开始追查“恶攻”和“政治谣言”。我和我的几位朋友都亲身受到盘查和威胁，熬过了


尾声后记　人比猴进化了多少（3）

　　　　好些个惊恐的黑夜。有一天，两名便衣公安突然光临复刊不久的《福建文艺》，向我们出示几张拍有钢笔字迹的黑白照片（那时候我国尚无复印技术），要我们从最近的来稿中找出与照片上字迹相似的嫌疑人。我和编辑同仁们在私下猜测，此事肯定与追查“恶攻”和“政治谣言”有关，一个个噤若寒蝉。所幸的是，这位具有独立意志的思想者从未给《福建文艺》来过稿，我们逃过了一次良心的拷问，更没有干出为虎作伥的憾事。然而，过了十多天，福州的大街小巷就贴遍了打着红“し”的行刑布告：某某中学的一位历史教师因为匿名上书，议论“文革”的是是非非，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从速从严判了死刑。这桩六月飞雪的大冤案，许多上了年纪的榕城人至今记忆犹新。……　　　　
　　　　2003年春末，我读完莫里斯非常精彩的《裸猿》与《人类动物园》，以上所思所想，汹涌如潮，不能自抑。某日清晨，一觉醒来，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我坐在电脑桌前开始敲写这部长篇小说。巴金老人暮年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唤醒一代文人的自省忏悔意识，影响深远。于是，回忆与反思“文革”的杂文、随笔，枝繁叶茂，连绵不绝。“文革”题材的小说虽惨淡经营，也时有佳作面世。以《厚土》《旧址》《无风之树》等小说名世的作家李锐说：“我常常在想，‘文革’应当成为我终生追问和表达的命题。在西方，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他们产生所有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艺术和宗教。甚至有人说，一切现代哲学和宗教的问题，都应当也只能应当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同理，我们发生过‘文革’是一个任何‘爱国’的或‘向前看’的理由，都抹杀不了的处境。”这种清醒与执著，令人敬佩。我想补充的是，无论西方与东方，许多自觉肩负起历史使命的作家，从两次世界大战的题材中获取灵感，创作了许多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名著，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就文学创作来说，对于“文革”的“追问和表达”，切入点和侧重面可以多种多样。有的侧重于政治，有的侧重于历史，有的侧重于伤痕，有的侧重于国民劣根性，等等。我的“追问和表达”则侧重于普遍的人性。一个历时十年、有几亿人口卷入的疯狂运动，归罪于个人过错和少数几个人的兴风作浪，是失之偏颇的。试想，如果不是亿万人潜在的非人道非人性的恶（即兽性）──诸如懦弱卑怯、贪生怕死、随波逐流、愚昧盲从、见风使舵、趋炎附势、求宠邀功、损人利己、忌贤妒能、权欲熏心、狡狯善变、好勇斗狠、党同伐异、仇恨凶残等等等等──被最大限度地诱发出来，并无所约束地肆虐泛滥，又有什么魔力能使心地纯净又能独立思考的民众，扮演出那么多惨绝人寰的悲剧和指鹿为马的闹剧呢？　　　　
　　　　代价已经付出，鲜血不能白流，痛定思痛，从中汲取教训，是我们的责任。倘若，人性中的善不能得到张扬，人性中的恶不能受到鞭挞，上当受骗者不愿自省，有过有罪者不肯忏悔，谁又能担保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不会卷土重来？　　　　
　　　　那个非常的年代虽然离我们渐渐远去了，但是，在人们的钱袋子渐渐鼓起的今天，人性的自我完善仍是一个无法逃遁十分迫切的课题。想想某某收容所干警把一名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的大学生活活打死的暴行吧，想想马加爵一连杀害四名同学的惨剧吧，想想官场商场和情场上屡见不鲜的行凶杀人毁尸灭迹的案件吧，如果他们身上多一点善，少一点恶，多一点人性，少一点兽性，能干出这一类蠢事吗？　　　　
　　　　人类的兽性是人类一切悲剧的根源，而人性的不断自我完善，则是把人类社会推向理想境界的基石。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强调“以人为本”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倡导尊重生命、呵护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我的小说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与鼓舞下动笔的。　　　　
　　　　我的叙事意图并不囿限于具体时空，甚至试图超越这个凄绝惨烈的爱情悲剧。像莫里斯一样，也是一种指向全人类的自不量力的悲天悯人。　　　　
　　　　莫里斯在写作《裸猿》时是颇有心理负担的。他说：“在与其他动物比较时，我们人类显得如此强有力，如此成功，以至于对我们卑微本源的思考显得多少有点唐突冒犯，因而我并不期望我所写的东西而得到人们的感谢。”我写作《非常年代的非常爱情》时的心境与此有些相似。我竟如此放肆地把人与兽相提并论，构筑了一个人猴共舞的世界，对“裸猿”们也是一种“唐突冒犯”吧。此外，我笨拙的文字究竟能走出多远，这个痴人说梦的故事有没有人喜欢，也胸无成竹。我期待着读者与专家的批评。　　　　
　　　　最后，我敬录沈从文先生的名言，祈求人们宽恕我对于自己同类的大不敬。　　　　
　　　　照我所思，能理解“我”。　　　　
　　　　照我所思，可认识“人”。＇（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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