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疼痛中奔跑-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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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各项治疗均没有落下。但这每一种治疗都是痛苦的，尤其对婴儿而言。可怜的丫丫，每天从睁开眼睛开始哭到晚上入睡，一项酷刑结束另一项又紧接着开始，无休无止，循环往复。她声嘶力竭地哭，痛不欲生地哭，哭得人心脏绞痛，肝肠寸断。只有晚上睡觉那短短的几个小时得以消停。
最痛苦的是输液。此时的丫丫，已经长得又白又胖，像个人参娃娃，一双手伸出去，根本找不到血管。给她输液成了这家医院的“攻关难题”。每每是扎了四五针还找不到血管，或是一针下去血管破裂，手上不是一片青紫，就是一个大包，疼得丫丫死去活来，哭得要背过气去。
开始两个护士长还勉强能够一针见血，后来多输几次，好找的血管越来越少，连护士长都没辙了。头上能输就输头上，脚上能输就输脚上，丫丫被扎得浑身青紫，没一块好肉。后来是丫丫一见护士推车进来就惊恐万状，哇哇啼哭，而护士亦对给她输液无比发怵，总是把别的孩子全都输完后再来“对付”她这一个“疑难杂症”。
所以说，丫丫在治疗的那几个月时间里流尽了童年所有的眼泪。如今她跌倒了，哪怕是腿上蹭破一大块皮，或是头上碰一个包，总是坚强地自己爬起，安慰大人说：“不疼！不疼！”
在医院，我们一住两个月，每天的生活空间便是8楼到9楼（9楼是治疗室）。一项一项的治疗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唯一的“放风机会”便是周日。因为周日没有别的治疗，只有输液一项，到了中午便可以休息了。
这时，我会带上缨子和丫丫去到市中心的一座商厦，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然后到肯德基“改善生活”。我们会要上一些鸡翅、薯条和饮料，找一个靠窗的座位，边吃边喝。这是我们枯燥单调痛苦的治病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没有针头，没有哭泣，丫丫踊跃地伸出手去，抓薯条和鸡翅，大口地吸饮料，让人感觉她根本就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健康孩子，根本没有任何问题。缨子也很开心，因为平时在医院我们都吃5块钱一份的家属饭，饭菜的质量和滋味实在是不敢恭维，连缨子这“劳苦大众”都难以下咽。好在她有先见之明，高瞻远瞩地从家里带来了一大包辣椒面，每顿吃饭时调一碗辣椒水，所有食物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往辣椒水里一拌，囫囵吞下，安慰肚子。如今洋快餐的“美味”令她大快朵颐，不亦乐乎。而我，因为丫丫和缨子的快乐而快乐。我们3个人用享受法国大餐一般的劲头珍惜地品尝着被誉为“垃圾食品”的洋快餐，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极其陶醉。这辈子恐怕再也吃不上如此美味的肯德基。
当然，这样的美好时光并不是每周都会有，虽然每次我们点得都格外节约，但总也少不了花上二三十元钱，再加上20元的打车费（这个城市没有公共汽车），实在是一笔不菲的开销，我们是没有条件总如此奢侈的。所以，两个月里我们总共去了大概3次，但已经让我和两个孩子心满意足，笑逐颜开了。
其实，相较于前一次的求医，这一次体力上远没有前次劳累，精神上也没有前次紧张，最主要的原因是身边的人从桑换成了缨子。首先，缨子做事积极主动，往往冲在前面，把一些轻松些的活让给我。再则，缨子不会劈头盖脑地对我进行责骂，在丫丫的治疗上，我们齐心协力，尽量把事情做到最好。我们为丫丫的每一分进步而欣喜不已，互相鼓劲，而不会像桑，永远阴沉着脸，逼问着我“该怎么办”。
更重要的是，脑瘫医院绝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阴森可怕。这里的孩子基本都有着严重的缺陷，肢体残疾，智力低下。这个病一治就是数年甚至数十年，每月的花销至少是一万元以上。很多家庭是转战南北，四处求医，为此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者不计其数。但家长们并没有成天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不管如何困难，总是尽心尽力地带着孩子配合治疗。对孩子也并没有不满和歧视，更没有打骂孩子的事情发生。这些输在了起跑线上的孩子，更加让家长心疼，让家长怜爱。在这所特殊的“幼儿园”里，亲情的无私与伟大更加展露无遗。
孩子会翻身了，会坐了，会站了，会跑了……这些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这些脑瘫儿都艰巨无比，都需要花出无数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才可能有一点儿小小的进展。甚至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所有的努力都将是徒劳，无论花费多少的时间、金钱和心血，他们终生都将被束缚在一张床上，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可尽管这样，家长们也并没有放弃努力。
有一个浙江来的女人，她的儿子已经两岁多了，还不能坐，更不会站。有一天，她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欣喜若狂地说：“芊芊，快到我们病房去看，我儿子，他终于会坐了！”我跟随她到了病房。她坐在床上，把孩子搂在身前，摆好姿势后，小心翼翼地松开了双手。最多不超过两秒钟，孩子便委顿下来，一头栽在妈妈身上，她却依然期待地望着我，兴奋地说：“芊芊，看到没有，我儿子他会坐了！”我点点头，笑着说：“真好！祝贺你们！”她欣慰地笑了，低头看着儿子，目光里满是赞许和期望。一股热浪不可抑制地冲进眼帘，我背转身，悄悄地离开。这就是母亲！花了数月和数万元，换得儿子不超过两秒钟的“独坐”，已经心满意足。仿佛所有的艰辛和心血都没有白费，都有了回报。
在物理治疗室，其实也就是运动训练室里，一个四五岁的男孩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他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试图教会他爬行，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手脚并用示范起来，边爬边喊：“刚刚，看着奶奶，这样手先伸出去，然后腿跟上……”男孩茫然地瞪着双眼，并不得要领。他奶奶倔强地在地上爬行着，汗水从她布满皱纹的额头上沁出来，一滴滴落在地板上，她仍然毫不气馁地喊着：“刚刚，瞧奶奶……”
这样感人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我的心每天都受到这样的撞击和震荡，仿佛经受了一场灵魂的洗礼。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脑瘫儿更是残疾人里面最弱势的一组。我不是旁观者，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共患难！我们都在努力，为了孩子有一天可能会站起来，像正常的孩童那样，沐浴和奔跑在阳光底下。虽然对于这里面的大多数人而言，永远是一个无法企及的梦。我们卑微而渺小，我们的孩子可能永远都是残疾人，但我们并没有放弃努力。我们在咬着牙，尽力地和命运抗争。我们可能会劳而无功，一无所获，但我们拥有延绵不绝、至真至纯的信心和爱。只要有一线的希望，便会付诸百分百的努力。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在脑瘫医院这所特殊的学校里，我终于实现了质的蜕变，就像我的故乡传说中的那只凤凰，自焚后实现涅。我从云端飘到了地面，结结实实地触碰到泥土，触碰到生活的实质和重心。这个世上，本就有极多的家庭和个人会遭遇种种的灭顶之灾，对于社会而言，几率可能只是百分之几，千分之几，可对于受难的家庭，就是百分之百。我的孩子从生下来就倍遭磨难，但我们并不是这世上唯一最不幸的人。就在这所医院里，比丫丫情况严重千百倍的人数不胜数。他们都怀抱希望和梦想，我还有什么资格自我怜惜和感伤？我不再抱怨，不再伤怀，不再是那个悲悲戚戚，矫揉造作的小女人，而是一个坚韧、顽强，随时准备为孩子而战的母亲。
“人在做，天在看”。我所能做的，只是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为孩子把每一件事做好。只要自己尽到努力，至于上天要给予自己什么，都只能接受。
所有的医学书籍和专家都告诉我们，脑部的损伤是终生无法修复的，一旦形成便永不可逆。当初丫丫被诊断为“脑白质软化”，在核磁共振的片子上，可清晰地看到几个白点。按医学来说，这是终生不可改变的，等于说丫丫终生被判了极刑。现在的治疗最多让她今后可以简单地生活自理，绝不可能恢复到正常人。
然而，丫丫的表现确实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我站在医院“痊愈儿童”的功劳簿下，发现丫丫的现状已经比所有“治愈”的孩童不知好了多少。其实，现在的丫丫已经与和她同龄的正常孩童无异。
唯一让我担心的是当初核磁共振的图片，冰冷的机器代表了“科学”，而“科学”是不容置疑的。
一个疗程结束了，医院进行例行检查，丫丫再次做了核磁共振。
我并不敢抱任何幻想，毕竟要相信“科学”。拿到片子后，我甚至没有勇气取出来看一下，只是心存一丝侥幸，轻声问道：“片子……有什么问题吗？”
“这孩子没什么问题。”医生轻描淡写地回答。
“什么？没——有——问——题？”我吃惊地张大了嘴，一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数月前，在北京的医院里，我们眼巴巴地盯着医生，希望听到一句“没有问题”，这样就证明是一场虚惊，我们会抱着丫丫高高兴兴回家去。然而，无情的一句“脑白质软化”如五雷轰顶，炸得我们魂飞魄散。天空一下子塌了。
如今，我已经接受了既定的噩运，已经积蓄了全身的力量，准备和丫丫一起同“脑瘫”这个恶魔打一场生死战，医生却告诉我“没有问题”！
我迅速地抽出片子，只见影像上光洁均匀，那几个折磨了我们数月的该死的白点，居然不见了！
脑白质软化的症状消失！
怎么可能？所有的专家都告诉我们，脑部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一旦形成便终生无法修复，只有激活别的脑细胞替代已坏死的脑细胞功能。
可是，丫丫的核磁共振影像一切正常，脑白质软化症状消失。
一时间，我如堕梦中，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巨大的幸福来得太猛烈，我不敢狂喜，我怕梦醒来再没有勇气面对残酷的现实。我虚弱地扶着墙，怯怯地问：“会不会……拿错了？你们的机器……会不会……有误？”
“我们刚进口的新机器。”医生不耐烦地大声回答，同时不解地看了我一眼，似是奇怪这女人是否患了失心疯，孩子没问题不欣喜若狂，还问东问西。
我恍恍惚惚地走出医院，像喝醉了酒一般晕乎乎、轻飘飘的。我站在医院大门口，阳光炽烈地照在身上，我眯缝着眼，第一次发现，广东的天真蓝，树真绿，阳光真灿烂！我静静地站着，眼泪静静地流了下来。
谁说眼泪代表悲哀？
在治疗之前，我与桑曾去了一趟寺庙，为丫丫求了一个签。桑一向对求神拜佛或是偏方秘方之类执迷地相信，我虽是“无神论者”，亦想寻求一份自我安慰。人在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时候，便只有求助于鬼神或运气。
签上有一句话：“此女本是人中凤，偶感小恙何足惧！”当时将信将疑，没想到如今却竟然成真。
一个饿得太久的人一下子不能吃太饱，否则胃就会撑破。同样，极致的幸福不能来得太猛烈，否则人的神经一时承受不住这巨大的狂喜，会像“范进中举”一般，瞬间发疯。
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满涨着激动和幸福，我想大笑，想奔跑，想抓住身边的每一个人，告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