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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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持续于光武帝治下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看法。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 73 页；卷八八，第 2924 页。
③ 《后汉书》卷二，第 120 页以下；卷三，第 135 页；卷八八，第 2928 页。
并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他建立并维持了中国对绿洲诸国的控制。公元 １０２ 年，
他在自己的请求下被召回，一个月后死去。①公元 １０７ 年，西域都护府被撤消，
从此中国的低级官员充当中国在中亚的代表。公元 ２ 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
国对西域的控制便结束了。
南匈奴是西北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紧张因素。从公元 ４９ 年起，后汉
的开国之君也容许乌桓诸部落进入西北和大平原之北多山的几个郡。②更重要
的是西藏人（羌人）从西面的侵蚀。自从甘肃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以来，
他们已与汉人在那里杂居，在内战期间通过稳步的渗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
王莽在青海征战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并且在后汉也没有恢复。最近
期的羌族入侵者保持了首领统治下的部落组织，依靠一种以畜牧业和一些农
业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为生，并与汉人贸易，常常受到官府的虐待。在整个后
汉时期，汉人和羌人之间的对立有增无已，并且更因羌人的越境侵袭而加剧。
中国的防御是虚弱的，安宁的年份很少。渭河流域是羌人喜爱的侵袭目标，
在公元 １０８ 年或 １１１ 年，这些侵袭竟远至大平原。公元 １０８ 年一个羌族首领
自称天子，中国人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③
来自游牧的南匈奴和半游牧的羌人的压力日益加强，中国农民的反应是
放弃他们的土地。有的农民是通过政府撤离的，但大部分在形成的大南迁浪
潮中自愿离开。长安及其周围地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丧失促进了这
次迁移。①这个过程始于光武帝时期，到公元 ２ 世纪中叶结束。移民越秦岭山
脉，再次在四川定居，较少的一部分则在云南定居。公元 ２ 年和 １４０ 年的人
口调查表明，西北减少了 ６５０ 万居民，占这个时期西北人口的 ７０％。前面已
经谈到，当王莽掌权时，大平原上黄河的几次改道已经推动了向南方的另一
次大迁移。两次迁移使中国北方的人口锐减，以致可以减少地方行政所需要
的官员。光武帝看到这个事实，在公元 ３０ 年就取消了四百多个县。②数字之
大可从以下事实看出：它代表了公元 ２ 年原来存在的全部县数的 １／４ 以上。
在中国北部，汉族是大平原、山东、山西南部和南阳盆地的唯一居民。
在北方的其他地方，他们到处与非汉族的民族分享土地。在中国南部，汉族
与土著部落在各处共同生活。但那里的情况恰与北方相反。通过迁移，汉族
人口增加了；在与各部落的冲突中汉族取得了支配地位。除了西南外，汉族
的优势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这并不是汉族没有遇到反抗。公元 ４０ 年 ３ 月，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
南越人起来反抗。③他们的领袖是地方酋长的两个女儿徵侧和徵贰两姐妹。沿
① 《后汉书》卷三，第 136、141、156、158 页；卷四，第 170、179 页；卷四七，第 1571 页以下；卷八八，
第 2910、2926、2928 页。
② 《后汉书》卷九十，第 2982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3 卷，第 130 页以下；本书第 5 章《乌桓和
鲜卑》的有关部分。
③ 《后汉书》卷五，第 209、216 页；卷八七，第 2878 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3 卷，第 134
页以下。关于光武帝时期与羌人的关系中马援的作用，见《后汉书》卷二四，第 835 页以下。又见本书第 6
章《羌》的有关部分。
①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3 卷，第 140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 49 页。
③ 中国人以前与南方的关系和向南方推进的情况，见第 2 章《对外关系》、《外交关系（公元前 180— 前
141 年）》、《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第 6 章《南越》的有关部分。
海岸线以北和以南的其他南越部落纷纷响应，徵侧自称女王。她显然能控制
农村，但不能侵犯要塞化的城镇。洛阳的政府反应缓慢，光武帝直到公元 ４２
年 ５ 月或 ６ 月才下令征讨。马援奉命指挥，并被封为伏波将军。
马援出身于西北的望族；他在公元 ２８ 年自愿投奔光武帝，从公元 ３５ 至
３７ 年屡次战胜羌人。这时马援和他的僚属南下动员一支军队。到达广东后，
马援派出一支供应船队沿岸航行，然后率他的陆军通过艰险的地形向红河三
角洲进发。他在公元 ４３ 年初期抵达目的地，同年 ４ 月或 ５ 月完成了战斗。徵
氏姐妹被俘和斩首。扫荡战持续到公元 ４３ 年年底。①
史料宣称，马援胜利后，他成了南越人民的恩人，因为他把中国文明的
福祉带给了他们。实际上，他试图破除部落的习俗，汉化他们和在那里殖民，
这样中国的主人们就更容易治理南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没收并熔化南
越各部落象征部落首领权力的铜鼓。熔化的铜被铸成马的模型，公元 ４４ 年秋
马援回洛阳后把它献给了汉帝。②伏波将军后来成为民间宗教的一个神，在中
国南部长期受到供奉。
南越人民的反抗无疑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后
汉，中国南方土著起事的次数惊人地增加。从公元前 ２００ 至前 １ 年，只有 ３
次起事，只影响西南的两个郡。从公元 １ 至 ２００ 年，发生了 ５３ 次起事，涉及
中国南方 ２６ 个郡中的 ２１ 个。对起事明显增加的解释不难找到：根源在于汉
族移民。在前汉，土著部落和汉族已经共处，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汉族的
人数很少。后汉时期大量汉族人的迁入改变了这一切。殖民者沿河谷越来越
深入地向南方转移，为自己夺取了河道两岸肥沃的冲积土地。如果土著人民
顺从，官员就计算人数，向他们征税，而且通过汉化和通婚，部分地把他们
同化。如果他们反抗，他们就不得不退进山谷，沦为山贼，为自己的自由而
战。许多人在一次次猛烈的冲突中反抗汉族。汉人力图保护他们的定居地和
讨伐土著，因为政府觉得应把他们视为叛逆而击败之，这就不断地耗费了国
家的资源。著名的马援在公元 ４９ 年的这种征战中患病而死。①
在西南边境，局势因另一个因素而复杂化了。一方面，部落动乱的格局
依然。另一方面，边境外的一批部落自动地臣服和承认控制很松的中国霸主。
公元 ５１ 年，可能是属于傣语民族的一个哀牢部落与他们的王在云南边境投
降。中国官员按传统方式计算户口，得出的数字是 ２７７０ 户和 １７６５９ 口。公元
６９ 年，另一哀牢王与 ５１８９０ 户、 ５５３７１１ 口一同臣服。②有关四川边境的部落
和羌人的记载中也有类似的事例。
这些投降无疑是受到了相当于今“缅甸公路”上沿线的商业往来的刺激
才出现的。在整个后汉时期，贸易使团（中国政府称为朝贡使团）从缅甸和
印度取这条路线前来。这种官方贸易一定大大地被私人贸易所超过，后者沿
同一条、但经逐步改善的道路从事运入和输出的业务。长期的传说提到跨越
湄公河的第一座浮桥建于汉明帝时期（公元 ５７—７５ 年）。③商人经营珍贵物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 66 页以下；卷二四，第 838 页以下；卷八六，第 2836 页以下。
② 关于被假定以这些铜鼓为实例的东山文化，见《古东亚的文化边境》（爱丁堡，1971），第 148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二四，第 844 页。
② 《后汉书》卷八六，第 2849 页；本书第 6 章《西南》。
③ 与西南贸易的可能性的最早的实现似乎与唐蒙和张骞有关（《汉书》卷六一，第 2689 页〔何四维：《中
国在中亚》，第 211 页〕；本书第 6 章《西南》）。有关这座浮桥的材料，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4
品，沿途把它们卖给部落和它们的首领，从中取利。为了更方便地取得这些
物品和满足从中国当局取得礼物的日益增长的欲望，有的首领是愿意臣服
的。
汉族官员在接受臣服时认识到必须清点哀牢人，他们还知道按照惯例，
这意味着计算户和口。哀牢人没有汉族意义的那种户，所以官员们必须选择
其他某个部落单位临时凑成户。这说明了为什么公元 ６９ 年每户的成员为 １０．７
人，而汉族户的人数在 ５ 人上下浮动。这也一定是公元 １４０ 年的人口统计中
云南西部每户平均为 ８．２ 人的原因。这个数字反映了汉族和哀牢混合人口的
情况，其中哀牢人占大多数。
考虑到中国人无力摧毁西南的部落组织，接纳哀牢人证明是一个错误。
更好的办法应是集中力量对这个地区进行逐步和长期的汉化。接纳大量新来
的部落民加强了土著，并且增加了中国官府的负担。由于秘密偷渡入境，云
南的外国人比重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土著高度自治，能够翻脸反对他们
的主子，后来他们也这样做了。公元 ８ 世纪，土著的南诏国形成，然后一直
保持独立，直到 １３ 世纪。南诏的统治部落声称他们是哀牢人的直系苗裔。①
规模巨大的后汉移民运动并没有导致在中国南部永久性的密集移民或者
真正的人口增长。后汉亡后，后来的南方王朝能牢牢地控制的不过是它们京
师附近的地区，不能保护它们名义上的领土中其他地方的汉族移民。汉族的
移民活动失败了。
汉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受制于一些因素。在全国的所有地方，农业和医药
卫生状况都是原始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北方的粮食产量低，农民不能供养
大家庭，因此就采取杀婴的办法。史料使人确信，杀婴是普遍的做法。抛弃
不需要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意味着随之而来的低出生率。在中国南部，情
况迥然不同。稻米可以供养大家庭，因为产量高，耕作需要许多劳动力。因
此小家庭在南方在经济上是不利的。如果后汉的移民活动继续下去，人口的
重点转向南方，中国全国的人口增长可能在公元 ３ 世纪就开始了。但是随着
移民的失败，重点依然在北方又达 ５００ 年之久，那里阻碍人口增长的因素仍
在起作用。这说明为什么全国的总人口继续徘徊在 ５０００ 万的水平上。只有当
公元 ７、８ 世纪规模宏大的唐代迁移行动把巨大的汉族移民新浪潮推向南方，
南方才长期地在人口上占优势。真正的人口增长开始了，由于引进了新的大
宗农作物，特别是宋明时期早熟的水稻，增长的速度加快。到公元 １１００ 年，
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 １ 亿人。到 １３ 世纪初期，人口已达到 １．１ 到 １．２
亿。从此，无情的人口增长势头就停不下来了。①
政治派系
汉代社会的主要分野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之间，也在输送官员的受教育
卷，第 3 部分，第 196—197 页。
① 关于南诏，见《剑桥中国史》第 3 卷（剑桥，1979），第 444 页（这一卷已译出，书名《剑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