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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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最危险、最黑暗的日子里，党的指示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了根据地军民前进的方向。在当时，毛泽东不愧是中国抗日战场上最为睿智的领袖。
“毛主席真是神人啊！”和许多八路军战士一样，刘春雷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从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从这以后，“咬牙坚持”、“长期抗战”、“拥政爱民”、“为人民服务”，成了共产党人使用最多的字眼。
《论持久战》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别怕日本的枪炮狠，他们的国家小资源少，只要咱们坚持住，小鬼子磨不过咱们；别看鬼子现在凶，他们的人少底气不足，咱们和他拼消耗，最后还是日本受不了。战争虽然艰苦，可是不要慌，一要靠斗志旺盛，二要靠军民团结，坚持住这两条，和鬼子打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就是咱们的！
“咱们困难，鬼子也困难，豁出命和他们耗上了，看谁熬得过谁！”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理论，战士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不急躁也不慌张。大家看到，许多部队已经化整为零，换上便衣到各地去恢复县大队和区中队；地方组织提出“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口号，干部们都坚持在乡村发动群众，女干部也深入群众中间“认干娘”、“走亲戚”，重新建立农会、妇救会……军队和政府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为恢复局面创造条件。大家明确了胜利的方向，心里又充满了希望。
思想上的困惑解决了，可骑兵团的战斗减员仍然是个大问题。
骑兵的训练周期长，不是随便招人就能补充得上的。冀鲁豫这地方，有乘骑基础的青壮年比较少，连会赶马车的人都不多，就更别提能骑马打仗的了。为了这事，上级领导在骑兵团休整期间作了一些调整。
1942年11月，新七旅的骑兵连被合并到骑兵团，同时到任的还有政治处主任李庭桂（后任贵州省副省长）和参谋长王玉珂（1947年5月在安阳战役中牺牲）。
李庭桂主任原先是新七旅二十团的副政委，是河北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反帝大同盟”，有才气，喜欢写诗，高兴起来一会儿写一首，一会儿又写一首。
李主任一到部队就组织大合唱比赛，还搞运动会，跳高、跳远、拔河、赛跑，每次都邀请领导参加。赛场上，首长们讲话发奖，战士们玩得不亦乐乎，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来看热闹。一群群的小孩子在队伍里面跑来跑去，欢声笑语，真是军民一家亲。李庭桂还创办了《铁骑报》，这份不定期的八开两版小报专门宣传骑兵团的好人好事，还开展各项评比活动。首长们看到铁骑英姿，知道了战士们的蓬勃朝气，格外满意和高兴。
新七旅的骑兵战士编为骑兵团第五连，他们虽然打仗的技术比较一般，但搞文娱活动的水平绝对顶呱呱，个个能歌善舞。五连的支部书记马书龙是业余剧社的主角，马派老生远近闻名，一曲《王佐断臂》，不仅唱得台上的陆文龙投奔了大宋、唱得台下的伪军俘虏改邪归正，还把扮演陆夫人的女医生吴艺唱成了马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粉丝”真不少。
五连的秧歌队扮相英俊、动作洒脱，能踩着高跷在桌子板凳间跳上跳下。供给处的老舒处长也是从新七旅来的，快五十岁的人了还身段婀娜，翩翩起舞，把围观的群众都乐得不行。
以前，骑兵团的战士很少唱歌，因为骑马列队行军，一张嘴就吃灰。如今在五连的影响下，大家都唱起了《我们的铁骑兵》。
这首歌又名《骑兵进行曲》，是李劫夫在河北慰问演出时为八路军骑兵创作的，经夏风填词之后，在抗日战场流传很广，后来还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演奏过：
快快跨上战马，举起了战刀，
带着复仇的心，勇猛冲向前。
翻过高山越过平原挺进最前线，
侦察警戒步步留神驰骋敌后方。
粉碎日寇进攻，保卫边区，
机动灵活勇敢无敌，我们是铁骑兵。
冀中军区的骑兵战士也并入了骑兵团。冀中骑兵团的技术很好也很勇敢，可惜在大“扫荡”中损失过大，只有七十多人冲出了包围圈。到冀南以后，团长马仁兴调任二十七团团长（1947年6月在四平攻坚战中牺牲），其他人则编入一二九师骑兵团的特务连。
训练参谋边乔（1947年牺牲）也是这时候来到骑兵团的。边乔是东北讲武堂骑兵科的毕业生，东北军出身。他为人沉默寡言，对待军事训练和战马调养却十分严格，战士们既怕他又十分敬重他。
刘春雷第一次认识边乔是在刷洗战马的时候。当时马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乐意在水边待，老往旁边跳。一个战士急了，拿马鞭子好一顿抽打。边参谋正巧看见，他一下子冲过来抢过马鞭，煞白着脸训斥道：“你凭什么打马，它只是调皮！不爱护马的人凭什么当骑兵？它在枪弹面前陪你玩命，现在却要打它！你真不是个人啊！”他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把战士们全吓傻了。
那时候，边乔还不是党员。党员在团部开会，他就出去搬个小桌子小凳子，找块毛巾铺上，把外国怀表的零件拆开，左看右看，东摸西擦，再一件件装上。别人问他：“你老摆弄这玩意干啥？”他说：“这里面有文章。怀表的零件虽然多，却安装精密，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还照样能成为一个运动整体。”大伙也就明白他的意思，笑一笑，不提动员他入党的事了。
政治处组织的文娱活动，边乔只是看看，很少参加。李庭桂主任找他谈了几次话，他才搞了一套马术体操，还分文的和武的两种，训练出来好看极了，弄得以后军区和地方上开大会，都来请骑兵团去表演马术。可表演时，边乔自己却又不去了，叫五连指导员王凤翔去指挥，反正五连的人都喜欢参加演出。可王指导员又客气，每回都要声明：“这是我们团训练参谋边乔发明的体操……”
领导高兴地问：“边乔同志呢？”
王指导员便说：“生病了，没来……”
元城战役之后，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地区相对比较平静，许多部队和机关都到这一带来休整。闲暇的时候，大家就打篮球。这好像是延安那边传过来的活动，干部战士都爱玩，骑兵团也转着和不同的对手打比赛。
其实，团里面以前见过篮球的没几个，但政治处李庭桂主任搞过学生运动，有体育基础。边乔参谋在东北军中参加过篮球队，技术不错，这就使得骑兵团球队具备了相当的水平，见了谁都不怵。不过，曾玉良团长似乎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开始的时候，政治处把球赛赢了这个赢了那个的战绩都登在《铁骑报》上，曾团长看了不以为然：“破消息，有什么用处？浪费纸！”宣传干事以后就不写这个了。
篮球比赛的场地很简单。找老百姓借两架梯子竖起来，在顶上用柳条编成“米”字格当篮板，再用柳条圈个篮筐绑上，哨子一吹就可以开动了。不过这种“梯子球架”不容易进球，一场比赛能扔进五六个球就算是大胜利了，搞得篮球赛的比分和足球赛的差不多。
球场大小不一，凹凸不平，边线也不清楚，有时候拍着球跑出去好远大家还在抢。最有趣的是和二十一团比赛，他们输急了，把梯子扛起来就走，害得骑兵团找不到投篮的地方，只好哈哈一笑，握手言和。球赛没有赢，大家也挺高兴。李庭桂主任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乐了没多久就乐观不起来了。
1942年，华北遭遇了大旱灾。八个多月没下雨，土地龟裂，水渠干涸，冀南近九百万亩耕地未能播种，春苗枯死，夏季绝收，到了秋天仍然是荒芜一片，全区一半以上的村庄成为无苗区。
刚开始，大家还没有感觉到事情有多可怕。冀南这里的自然条件不错，是传统的农业富庶区。俗话说“金南宫，银枣强，叫花子不肯吃高粱”，连讨饭的乞丐都要吃馍馍的地方，饿肚子的情况很少见。
在冀南，八路军不设粮食仓库，公粮就存放在老百姓的家里。如果有“公家人”来到村里，乡亲们就赶紧把麦子磨成面，提供吃喝；干部则如数付给粮票，用粮票就充抵公粮。
军粮是只计数量不分种类的，可老百姓一则爱护八路军，二则也爱面子，如果有馒头，绝不会拿窝头招待子弟兵。八路军吃干的，老乡们自己喝稀的，还要出门去炫耀：“我家今天吃白面馍馍，每个足有海碗大，里面埋着大红枣……”
开始休整的时候，骑兵的定量是每人每天一斤十四两，没过几天就降为一斤半（当时是用一斤等于十六两的老秤）；月初的时候，伤病员的“休养餐”是每天两个鸡蛋，月底就变成了一碗面条。尽管标准降低了，老百姓还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慰劳八路军。有一天，病号刘春雷和一个伤员到老乡家吃“营养派饭”。进门的时候，人家婆媳正在闹矛盾，原因是家里的一只母鸡好些天没下蛋了，婆婆怀疑是媳妇把鸡蛋偷拿去换了东西。吵着吵着，看见伤员同志进来了，老婆婆转身就把这只母鸡炖成了汤，把两个八路军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开始的时候是粗粮、细粮各一半，接着是粗八细二，到后来连高粱面也吃不上了。进入12月份以后，军队和老百姓的生活用粮都成了问题，部队走到哪里，地方干部都是搓着双手，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想不出办法。刘春雷他们这才意识到：大饥荒到来了。
这场饥荒，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天灾自不必说，1941年的洪涝，1942年的干旱，1943年的蝗虫……自然灾害接二连三，使老百姓断了收成。可是，往年间也有闹旱涝灾害的时候，日子却从来没有这么惨过。这一次，是日本鬼子的“三光”掠夺加剧了灾难的严重程度。
“四二九大‘扫荡’”之后，日军占领了冀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鬼子在根据地大肆烧杀抢夺，仅元城附近的四个区就有二十六个村庄被烧毁，被抢走粮食一万四千多石、牲口两千多头，直接造成大批群众破产；在敌占区，日伪机构强行征收“户口税”、“牲畜税”、“田赋费”、“电杆费”、“护路费”、“门牌捐”、“居住证捐”……仅1942年4月至8月，每亩耕地平均对敌负担就达二百五十元以上，四个月的捐税超过了老百姓全年的收入；为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日伪军还强迫群众挖壕沟、建炮楼，全区一半以上劳动力被征调劳役，使得群众失去了进行灾后补救的机会。
另外，由于日军强迫冀南各区多种棉花少种麦子，而抗日政府却没有能够及时察觉敌人的经济意图。结果，收获下来的棉花被低价收走，日军再封锁粮食供应、提高粮价，根据地的老百姓就只好吃棉籽了。
战争的破坏和敌人的掠夺，使根据地民众的社会积蓄消耗殆尽，因而在自然灾害面前完全失去了抗衡能力。冀中和冀南曾经是太行山根据地的粮仓，现在，冀中根据地丢失，冀南不仅不能向太行山供粮，反而需要其他根据地的支援。从各游击区调拨过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八路军不能眼看着老百姓挨饿，于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