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正向战场作战记-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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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3〕　　　　
　　　　当日，冯玉祥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委任佟麟阁代理主席。　　　　
　　　　“抗日同盟军为革命军民联合战线，以外抗暴力，内除国贼为宗旨”。〔4〕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有志于抗日的将士闻之振奋。一时间，孤立无靠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报国无门的抗日群众和失去兵权的抗日将领纷纷汇集于张家口，察哈尔成为抗日怒潮汹涌澎湃的地方，成为世人注目的中心。　　　　
　　　　6月15日，根据抗日的形势和民众的要求，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抗日同盟军纲领，以及有关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选举了抗日同盟军最高权力机关——军事委员会，推举冯玉祥、方振武等11人组成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冯玉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到军事委员会成立时，同盟军所属有12万人，枪10万多枝。其基本力量的组成，包括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热河抗日民军、察哈尔省自卫军与抗日救国军，以及冯玉祥的旧部5部分。由于是各武装力量的联合和同盟，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组织和编制，也一律由原将领指挥。各部军队的组织情况如下：　　　　
　　　　由冯玉祥的旧部组成的有：　　　　
　　　　第1军，军长佟麟阁，辖彭政国第1师、支应遴第2师和刘克义独立旅。7月25日，第24师富春部、第25师马冠军部也拨归该军节制。　　　　
　　　　第2军，军长吉鸿昌，辖周义宣骑兵第3师、徐荣华第4师、宣侠父第5师和李廷振第6师。　　　　
　　　　以上两军均有共产党员作骨干，战斗力比较强。　　　　
　　　　第6军，于6月30日编成，军长张凌云，辖乜玉岭游击师、胡云山骑兵第2师。　　　　
　　　　骑兵挺进军，总指挥孙良诚，辖雷中田第1挺进军、高树勋第2挺进军。　　　　
　　　　由方振武抗日救国军组成的有：　　　　
　　　　第1军，军长张人杰，辖宋铁林、杜光明、宋克宾第1、第2、第3师和崔国庆独立旅、谷有祺独立骑兵旅。　　　　
　　　　第4军，军长米文和，辖王中孚教导师。　　　　
　　　　第5军，7月25日编成，军长阮玄武，辖汲汉东第16师、许权中第18师。该军有共产党员作骨干。　　　　
　　　　由东北抗日义勇军组成的有：　　　　
　　　　第5路军，总指挥邓文（邓文被刺死后，檀自新继任总指挥）。该军系黑龙江抗日义勇军马占山旧部改编而成，辖邓文兼师长的骑兵第10师，檀自新的骑兵第11师，吴松林（后改霍刚）的骑兵第12师和郭凤来、唐忠信的骑兵第21旅、步兵第1旅。　　　　
　　　　由察哈尔省自卫军编成的有：　　　　
　　　　察哈尔的自卫军，军长张砺生。该军由张北、商都、宝昌等县的民团编成，辖张子光、曹汉相、白振宝第１、第２、第３师和王德重、焦朴斋第１、第2支队。　　　　
　　　　独立第13师，师长任平治。　　　　
　　　　由热河抗日民军编成的有：　　　　
　　　　第18军，军长黄守忠，辖于立志第32师、谭世林第33师、阎尚元第34师。　　　　
　　　　骑兵第4师，师长姚景川。　　　　
　　　　另外还有由蒙古、绥远地方部队编成的部队。蒙古军有：第1军，军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第2军，军长卓特巴扎普；自卫军，军长富龄阿。　　　　
　　　　由绥西土匪王英编成的游击第1路也于5月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山东贯匪刘桂堂曾一度投日，在抗日同盟军成立时，派人向冯玉祥接洽反正，冯委其为第6路总指挥。　　　　
　　　　从抗日同盟军的组成可以看出，冯玉祥对待各支队伍，不管过去历史如何，现在只要抗日，都给予接纳、欢迎。抗日同盟军的成立，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带来了新的生机。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抗日同盟军的抗日行动　

　　　　抗日同盟军甫告成立，察东局势日趋恶化。6月1日，日飞机轰炸独石口，4日敌陷宝昌，5日又侵占康保，张北危急，张垣震动。抗击日本的军事行动已刻不容缓。冯玉祥于6月20日作出部署：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李忠义为左、右副总指挥，统帅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　　　　
　　　　6月21日，北路同盟军又编成3个梯队：邓文为左翼第一梯队，从左卫出发；李忠义部为右翼第二梯队，从旧万全出发；周义宣部为第三梯队，从张家口出发。各部分头北上，向日、伪军展开进攻。22日，先头部队迫近康保，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伪军崔兴五部向东败逃。同盟军进驻康保。　　　　
　　　　23日，北路军兵分两路向宝昌、沽源挺进：左路军吉鸿昌指挥邓文、张凌云、张砺生自卫军一部向宝昌进攻，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30日，两路军分别迫近宝、沽。7月1日，驻宝昌的伪军张海鹏、崔兴五两部被击溃，残敌弃城逃往多伦，抗日同盟军占领宝昌。盘踞在沽源的伪军刘桂堂慑于抗日同盟军的凌厉攻势，派人向吉鸿昌接洽，投诚反正。沽源亦被收复。　　　　
　　　　初战告捷，抗日同盟军士气高涨，斗志旺盛。为了不让敌有喘息的机会，吉鸿昌又率大军乘胜东进，直捣多伦。　　　　
　　　　多伦为塞北重镇，位于滦河上游、内兴安岭西口，是察、绥、热之间的交通枢纽，是察东、热北的商业中心。日军在侵占热河、掌握内兴安岭之后，即指挥日、伪军于5月11日将其占领。〔5〕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后，日、伪军为加强多伦的防御，又调来大批兵力。城内驻有日军茂木骑兵第4旅团2000多人（一说3000多人）及炮兵部队固守；在城外构筑32座碉堡，用交通壕连通，并设置电网和多层障碍物，令伪军李守信部担任外围防御工事的守卫。关东军另调第8师团进驻丰宁，与多伦互为犄角。　　　　
　　　　7月4日，吉鸿昌率邓文、李忠义等部迫近多伦，乃以张凌云部为左翼，李忠义部为总预备队。7日，下达总攻击令。吉鸿昌亲自到前线督战指挥。经过激战，敌伤亡甚重，被迫退入城内，城外为同盟军占领。日、伪军据城顽抗。吉鸿昌派副官带兵40名扮做回民商贩，分批潜入城内，分住在城内5所清真寺中，调查敌情，投送情报，以便里应外合。7月12日，同盟军再度发起全线进攻。吉鸿昌“亲率敢死之士，肉袒匍匐前进，爬城三次”。吉部从南、北、西三门冲入城内，与先入城者内外配合，巷战肉搏3个小时之久。〔6〕日、伪军不支，自东门向经棚方向逃遁。沦陷2个多月的多伦，经过血战终于光复。在收复察东四县的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1000多名，俘虏数百名。同盟军也伤亡1600多名，4名团长受重伤。　　　　
　　　　克复多伦，全国军民莫不欢欣鼓舞。各界同胞、抗日爱国团体或发函祝贺，或捐款、献物慰劳支持。著名学者章炳麟给予很高的评价，谓：“近世与外国战，获胜者有之，地虽一砦一垒，既失，则不可复得矣。得之自多伦始。以争一县，死将士几二千人，虽在一隅，恢复之功，为九十余年所未有。”〔7〕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抗日同盟军的解体和

　　　　抗日讨贼军的组建及失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及其抗日活动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要求，得到全国广大爱国军民的声援和响应，但不符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十分仇视这支军队，必欲除之而后快。　　　　
　　　　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即下令断绝平绥线上的客车通行。不久，国民党当局派出铁甲车向张家口逼近，并策动阎锡山屯兵于晋察边界；《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将冯钦哉、傅作义、庞炳勋部从平东调到察哈尔，向抗日同盟军施加压力；又调徐庭瑶第17军、王敬久第87师到平绥线，形成围攻的态势。因而，抗日同盟军从成立之日起就陷入了国民政府军和伪军包围的境地。这种状况，对于刚刚成立的、内部尚不巩固的抗日同盟军来说，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利用抗日同盟军内部不团结，派遣特务潜入内部搜集情报，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对抗日同盟军进行收买拉拢，致使同盟军的将领鲍刚、冯占海、李忠义、檀自新等先后投蒋，邓文则被暗杀。　　　　
　　　　与此同时，日伪也乘机分路向察省进犯。8月8日，日机轰炸沽源平定堡，南路日军入侵沽源，北路日军向多伦急进。经吉鸿昌率部抵抗，虽暂时阻止住日军，但事态却日益严重。冯玉祥眼看抗日同盟军受日、蒋的重重围困，外援无望，内部不稳，粮秣、服装已感缺乏，现金则更无法筹借，财政经济窘困达于极点，〔8〕于8月5日发出“歌电”，表示“完全收缩军事”，并请国民政府让宋哲元回察办理善后。冯自卸同盟军总司令，总部撤销，人员解散。他于8月14日抱恨离察，解甲归泰山。　　　　
　　　　冯一离察，形势骤变。8月中旬，多伦复被日军攻陷。何应钦指挥宋哲元剿、抚并用。抗日同盟军虽由方振武代理总司令，但人心动摇，不易收拾。宋哲元按照何应钦“少编大遣”的旨意将抗日同盟军收编。收编情况如下：　　　　
　　　　（一）委阮玄武为商都警备司令。阮各部共编为2个团，富春部编1个团，归其指挥；（二）委张凌云为康保、宝昌警备司令，乜玉岭为副司令，所部编为2个团；（三）委黄守中为察省游击支队，所部编为2个大队；（四）委刘桂堂为察东游击司令，所部编为3个团；（五）孙良诚部编为1个团，暂归张允荣指挥，孙即日通电宋哲元，自解兵权离察；（六）刘震东部编为1个团；（七）唐聚五部编为1个团；（八）张砺生由省府聘为顾问，所部解散归还地方；（九）檀自新、张人杰、李忠义各部均照军分会规定编制；（十）姚景川、苏雨生、宋克宾、李子铎各师拟分别编遣；（十一）清乡司令韩青芳部已下令解散；（十二）冯玉祥部军官队4个大队及佟麟阁部独立旅约500余人均已遣散。另拟给方振武以名义，令其出洋，但他不愿离开军队，令阮玄武与彼商洽。〔9〕　　　　
　　　　被收编的部队动摇分化，甚至掉转枪口对准抗日同盟军反戈一击。此时只有方振武、吉鸿昌爱国立场屹立不动，矢志抗日。　　　　
　　　　冯玉祥出走后，国民政府军队向抗日同盟军发起猛烈的进攻。方振武就任同盟军代总司令，他命令部队东向独石口开发。吉鸿昌所部则西向商都转移，准备经绥远退入宁夏，因受傅作义、张凌云部的追堵，在二台子东与敌接触，被俘“三百余人”〔10〕，不得不改向东进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合。　　　　
　　　　9月10日，吉鸿昌赴云州（今赤城北）与方振武、汤玉麟、刘桂堂等召开军事会议，共同作出了整编队伍的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军”，推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并决定从独石口出发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