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正向战场作战记-第1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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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武汉后，将武汉周围作为其对中国正面战场继续施加压力的作战地区，以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的中国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为主要对象，但因兵力有限，只能逐次转用兵力，轮流实施战役进攻。１９３９年４月，日军大本营将新编成的第３３、第３４师团调往武汉，编入第１１军战斗序列。随枣会战（日军称“襄东会战”）以后，日军大本营又于６、７月间先后将第９师团和第１６师团从第１１军战斗序列中调出，让其返回国内。这样，到１９３９年夏秋，在日军第１１军编成内，仍有７个师团、１个独立混成旅团、１个骑兵旅团和直属炮兵、工兵、战车队等，仍为侵华日军编成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其中第３师团担任信阳、应山地区警备，第１３师团、骑兵第４旅团在平汉铁路南段以西地区，第３４师团在平汉路南段以东地区，第６师团在岳阳、蒲圻、新墙河以北地区，第３３师团在咸宁、大冶、阳新地区，第１０１师团担任南昌地区警备，第１０６师团在武宁、奉新地区，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担任九江、瑞昌地区警备。武汉周围虽是侵华日军兵力密度最大的地区，但第１１军面对着中国第一、第三、第五、第九战区的包围和威胁，仍感兵力单薄，每当需集中兵力发动局部攻势作战时，通常都只能使用一半兵力，因另一半兵力须担任其占领地区的警备任务；如果使用的兵力超过半数以上时，就必须临时放弃一些占领地，以免陷于被动。
随、枣会战以后，日军第１１军认为已给中国第五战区以有力打击，随即着手进行长沙会战的准备，再给第九战区以有力打击。恰在这时，由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已在河内阴谋从事投敌活动半年的国民党原副总裁汪精卫（已于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转入公开活动。他于５月６日乘日轮由河内抵上海，５月３１日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以上即日本战时最高决策机构——五相会议成员）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举行会谈，加紧筹划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密谋。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都企图以军事打击结合政治谋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大战爆发。日本政府痛感国际局势正处于急剧变幻之际，更希望早日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抽出身来应付新的局势，于是“第１１军决定乘加快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９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湘赣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１〕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日军的战役企图和部署
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５日，日军第１１军就已制订出《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目的是：“为击败第九战区的粤汉路沿线敌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退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其战役指导方针是：“一、 军主力（约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作好准备，大概在９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在此期间，约以一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后，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敌军。二、 实施本作战时以奇袭为主，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其兵力使用是：“湘北方面的主力为第６师团，第３３、第３、第１３师团各一部（２至３个大队），军直属队之独立机枪大队、战车队、山炮兵、迫击炮及独立工兵部队的主力。高安修水方面为第１０６师团主力，第１０１师团一部，军直属之野战重炮兵，迫击炮、独立工兵、独立轻战车、架桥与渡河部队各一部”。“为适应作战地区的地形与交通状况，各作战部队主要应使用轻火器和驮马”。并规定：“为了迷惑对方，当部队集中时，应对外宣传这次作战是以宜昌及福建为目标”。〔２〕从其计划中可见日军发动此次战役（日军战史称此为“赣湘会战”）的企图只是在汨罗江沿岸、粤汉路两侧的丘陵地带打击中国第九战区主力，打完就走，并不想扩大占领区。
８月１０日前后，日海军开始在洞庭湖东侧侦察袭扰、探测航道；日空军也在战区上空侦察，窥探重要目标。８月下旬，日军地面部队开始集结兵力，调动频繁。其中第６师团从通城、临湘一带向岳阳以南集结，第３３师团从咸宁、崇阳向通城附近集结，第１３师团奈良支队从钟祥地区向临湘以南集结，第３师团上村支队从应山经汉口向岳阳以南地区集结，第１０１师团的第１０２旅团、第１０６师团从南昌、武宁一带向奉新、靖安附近集结。
９月１日，第１１军发出进一步准备的命令，命右侧翼的上村支队在城陵矶附近进行登陆训练，准备战役打响后乘舰南下，在营田附近登陆，将第九战区主力割裂，阻止其后退和增援；正面右翼的第６师团于９月１８日前向新开塘附近开进，准备强渡新墙河，向南突进；奈良支队于９月１７日向桃林以南地区开进，准备协同第６师团向南突进；正面左翼的第３３师团于９月１９日在通城附近集结完毕，准备向通城东南进攻；左侧翼的第１０６师团及第１０２旅团于９月１３日集结完毕，准备奇袭当面之敌，从奉新以西突破守军阵地的左翼，深入至守军防御正面之侧后，将守军歼灭于高安西北地区。第１１军在检查各部队准备情况后，于９月１０日确定：第１０６师团方面（赣北）于９月１５日开始进攻，第６师团方面（湘北）和第３３师团方面（鄂南）于９月２３日开始进攻。第１１军司令部战斗指挥所于９月１３日从汉口前推至咸宁。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第九战区的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
第九战区既是武汉会战后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主要方向之一，在战争全局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自然会引起国民政府军事当局的格外重视，不仅在此方向上部署了较其他战区更多的部队（约占全国野战部队的五分之一），而且对此方向作战的方针也早在４月份即已基本确定。４月１５日蒋介石曾致电薛岳、陈诚：“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３〕４月２１日，军事委员会又指示第九战区：“湘北方面之作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之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突入第二线阵地（平江亘汨罗江线）时，我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预伏置于长沙附近及其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４〕５月１６日，军事委员会再次致电第九战区：“赣北方面，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对该方面敌人予以反击，务希随时随地切实注意，妥为部署；高安方面，我军须纵深配备，并准备敌如进攻高安时，应自主的放弃高安，诱敌深入而侧击之。”〔５〕
第九战区为使防御具有韧性，达成军事委员会所赋予的任务，在湘北方面，沿新墙河、汨罗河、浏阳河构筑数道阵地，于幕阜山和湘江西岸构筑侧面阵地；在赣北方面，也指示各集团军在各自防区内构筑至少三线阵地，将部队纵深梯次配备，准备逐次抵抗；消耗日军后，适时转入反击，予以歼灭。并指示各线作战要领为：“第一线大体为现占阵地线，我应于此线极力消耗敌人。但在整训未完了前，敌如向我进犯，以现有第一线部队打击敌人为原则……第二线为中间阵地线，仍以第一线部队转进此线，担任作战为原则……第三线为最后阵地线，应于此线利用整训部队之增加，断然采取攻势，并应长时确保该线。”〔６〕
１９３９年９月上旬，第九战区根据各方情报，发现日军主力正向湘北方面集结。第九战区鉴于湘北沿粤汉铁路及其以东地区均为起伏地形，适于大兵团运动，距长沙较近，便于突击；且欧洲大战方起，日本可能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迅速攻下长沙，给中国抗日势力以打击，为叛国投敌势力张目，这对日本推进其战略政略均属有利，第九战区因而判断“敌似在九月中旬开始南犯，将以主力由湘北直趋长沙，于赣北、鄂南施行策应作战”。第九战区据此而拟定的战役方针是：以主力“在湘北方面利用逐次抵抗，引诱敌于长沙以北地区，捕捉而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策应作战之企图，以保障主力方面之成功”。〔７〕
第九战区电令各集团军适当调整部署，严阵以待。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赣北方面的战斗
赣北方面是日军为隐蔽主攻方向的行动而实施辅助进攻的方向，进攻兵力由第１０６师团主力及配属的第１０１师团派出的佐枝支队（第１０２旅团）组成。
９月１４日夜，第１０６师团按照第１１军的命令，由奉新以北集结地首先开始进攻，中井良太郎决定以第１０２旅团于９月１５日从大城镇向其以西的莲花山及高安地区守军第３２军、第５８军结合部的第１４１师及新１０师阵地作牵制性进攻，而以主力指向奉新以西中国守军最北侧的第６０军第１８４师阵地。该师逐次抵抗，向潦河右（南）岸转移。１６日，日军继续猛攻，中国第１集团军以第１８３师增援。１７日，日军第１０６师团突破上富至伍桥一线守军阵地，转向南面的村前街突击，逼近了高安。薛岳令第７４军由万载向上高推进，准备加入作战。１８日，日军第１０２旅团及１０６师团由东、北两面夹击高安。第３２军抗击１天，于１９日奉命撤出，向高安以西和锦江右岸转移。日军虽攻占部分阵地，但未能达到大量歼灭中国军队的目的。
９月２０日，日第１１军命第１０６师团以一部面对上高，监视该方向的中国军队，以主力转向西北，经上富、甘坊进至修水、三都，切断中国第３０集团军和湘鄂赣挺进军的后路。中国第７４军、第３２军趁日军第１０６师团主力转移时发起反击，１９日收复村前街，２２日克复高安。
日军第１０６师团在向修水、三都转进途中受到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和侧击，行动困难。其一部于９月２５日进至甘坊，立即受到第６０、第７４军的包围，陷入苦战，直到３０日才突出重围，向后撤退；其另一部虽于１０月初进至修水、三都，也受到中国军队围攻，处境危殆。日第１１军急令第３３师团从长寿街折回修水，接应第１０６师团。１０月６日，第１０６师团在第３３师团接应下，从三都、修水撤退。中国第１、第１９、第３０集团军所属各部随即转入追击。日军且战且退，至１０月１３日，退回靖安、奉新，据守不出。赣北作战至此结束，双方恢复原态势。
（二） 湘北方面的战斗
湘北为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