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帮会史-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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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在八九岁时，思想行动，已有异于常人，他对村学究不给学生讲书只叫学生高声瞎念的教学法认为不合逻辑。因此提出强有力的质问来：
“先生！这书里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懂，你也不替我讲，尽管读有什么用？”
学究先生意外地听到这种质问，气得连胡子都翘了起来。
“你敢不听教训？随随便便的胡说乱道。我非打你几戒尺不行！”
“戒尺抓在你手里，我是没法子叫你不打的。不过我告诉你，你要不给我讲明书里的道理，我是不再背书的了。”国父很倔强地这样答复他。
这真出于老学究意料之外，塾中惟一的权威工具——戒尺，竟会吓他不住，只好破例地给他讲书。中山私塾教师的给学生讲书，就是由国父幼年雏形的革命争出来的。
香山是个傍海的县份，民众稍有积蓄，便免不了海盗的光顾，翠亨村当然不能例外。当国父年十一岁时，有一天村中一个新自美洲回国的侨商家里竟被海盗劫掠一空，事主忍不住地叹气说：“这些财物是我在外多年的血汗换来的。本想带回祖国给桑梓办点公益事业，现在是绝望了！假使我还在外国。那就有着法律的保护，哪里会这样呢？”国父听了，脑海中便感觉到满清政府的无能，同时并憧憬着欧美法治的精神，很想到外国去观光一下。
距此不久，国父又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刺激：原来他那村里有一家兄弟三人因为耕田致富，家里住着很好的房子，并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作为农余消遣的地方。国父性好园林，每天散学时候，总要到这园里游览一下。有一天不知怎样，突然有个强盗式官吏，带着四五十个如狼似虎的兵丁，跑到三兄弟家，硬说他们是海盗。把他们捉去杀了，房子花园一律充公发卖。在未卖出以前，派两个老爷兵守在那里，禁止人们进去，国父心怀不平，故意要到园里去游玩，当被老爷兵大声阻止。
“这是海盗的产业，现在已经充公，谁也不许进去玩了！”
“什么海盗？又什么充公？我全不明白。他们兄弟三个都是规规矩矩的农人，你们说他是海盗，有凭据吗？把他的产业充公，究竟充给谁呀？……”
国父正在理直气壮的侃侃而谈，那个不能打仗只会鱼肉平民的老爷兵，突然拔出刀来，劈面就砍。国父照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话，很迅速地迈着大步跑了。
这事不久当然就消逝了，可是满廷统治之下的贪污官吏，杀人自肥的事实，已经在国父的脑海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乙酉年，中法开战，清代名将冯子材、刘永福等在谅山屡战屡胜，杀得法国兵望影而逃，没有脑筋的满清当局居然糊里糊涂地和法人订了割地赔款的和约。把越南让给法人，这时国父愤恨已极，便决定了推翻满清创造民国的大计。
他想革命一事，无疑的兼有艰难危险的成份。必须和社会时时接触，然后便于鼓吹，更要有一种外幕，遮掩清廷的耳目，行医自然是最适合这种条件的，于是考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习医，一方潜心医学，一方就同学中物色革命的人才，首先就结识了潮州郑士良（弼臣）先生，这位郑先生本是该校的优秀份子，同时也是我们洪门的龙头大爷。
国父一和他谈到革命，他就笑着拍起手来：
“这是我极端赞成的，因为我们洪门本是一种革命的团体，虽然没有革命的口号，但是全体抱着“灭清复明”的宏愿，恰和足下革命的宗旨不谋而合，我很希望两方面异途同归，联为一气，将来足下起事，我们洪门兄弟是可以尽量帮助你的……”
国父听说大喜，于是以郑先生为“拜兄”，——就是“恩兄”，这是国父与帮会发生关系的开始，后来许多革命事业，都与它有密切的关系。
国父在广州学医的一年余，听说香港英文医学校学课很好，那里又是着名的自由口岸，这与革命一事无疑是有利的，于是征得士良先生的同意，改入该校肄业，课余之暇，常到各处去鼓吹革命，有时更往澳门做同样的工作，同时得到几个忠实的同志，那就是现在人们艳称的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位先生，不过当时为传统的封建思想所蒙蔽的民众们，是把他们三位和国父称为“四大寇”的。
后来又得了一位同志，就是革命先烈陆皓东先生。
陆先生也是士良先生的拜弟，因为经商到上海去了几年，这时才回广东，他和国父既是革命同志，又是洪门弟兄，所以彼此非常的关切，工作也比别人更努力些。
国父在英文医校毕业后，就在广州和澳门两处行医，其实却是实行革命的开始，首先派郑士良尽量地结合帮会，联络防营，作为他时起义的根本。自己与陆皓东先到燕京去窥察清廷虚实，接着又到武汉去探长江的形势，一切“成竹在胸”，恰值甲午年中东战起，国父认为这是很好的革命机会，便偕陆皓东等几个人往檀香山和美洲创“兴中会”，心想纠合一般的侨胞，以收指臂之效，只因那里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因此鼓吹了好几个月，仅仅得到邓荫南、邓德彰兄弟和其他的亲友三数十人的赞同。
这时清兵屡败，不但把高丽丢了，旅顺和威海卫也失陷了。平津一带，岌岌可危。满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完全暴露出来，一时人心愤激，不可言状。上海同志宋跃如先生，函促国父回国共商大事，国父也感到时不可失，遂罢美洲之行，偕同陆皓东、邓荫南等匆匆归国，和宋先生会商的结果，决定取广州为根据地，于是在香港设乾亨行，在广州设农学会，这些都是表面的名色，实际却是预备起义的干部机关。当时协助国父处理干部事务的是陈少白、邓荫南、杨衢云、黄永裳诸同志。协助国父筹划广州机关一切的是郑士良、陆皓东和欧美的 技师将校十余人。国父本身是往来省港，足无停趾，这样惨淡经营了六七个月，各事筹备就绪，声势也很浩大。本是大可有为的，但是不幸，一班归心国父的海员弟兄，因为运械不慎，被海关搜去手枪数百枝，以致事机泄漏，领导海员运械的陆皓东先生就此做了为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海员丘四、朱贵全也因此被捕殉难，同时被捕的还有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和其他的海员同志七十余人。后来或囚或释，也有庾死狱中的，这是乙未年九月九日，国父第一次革命的失败。
那时，国父在广州，可说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国父自领导革命以来，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以此泰然不以为意，十余日后，始从间道赴香港，与郑士良、陈少白同赴日本，侨居横滨。因一时不能回国，于是断发改装，重往檀香山鼓吹革命，并嘱郑士良秘密归国，纠集残余的同志，预为布置，以备卷土重来，少白同志则留居日本，考察彼邦的国情。
国父到达檀香山以后，首先召集同志，推广革命运动。虽然也有少数人闻风向义，终以风气未开，不能得到理想的收获，国父感到在这里久留无益。于是离檀赴美，因为那边华侨的人数比这里要多几倍，也许可以得到很多的同志，谁知美洲华侨的风气更为闭塞，闭塞到不能想像。因此，国父从太平洋东岸三藩市登岸，横贯美洲大陆，直至大西洋西岸的纽约。沿途随处停留，宣传革命，弄得舌敝唇焦，筋疲力倦，可是表示欢迎的每一处只有三几个人，至多也不过是一二十个人吧。
可有一样，他们到处都设有洪门会馆（致公堂），规模是很大的，当国父在各埠鼓吹革命时，一般洪门华侨，起初怀疑着国父革命的宗旨，没有什么表示。因为洪门弟兄，向来严守洪门纪律与秘密，不敢冒昧对一个陌生的人谈说洪门的事，故当国父问他们为什么要“反清复明”时，他们也不表示什么，后经在美的革命先进继续宣传，一般洪门弟兄，方才相信国父是个真正革命的人，而洪门本来就是老革命。于是志同道合，大家给国父以同情和帮助。
国父在美洲勾留既久，各事进行也很顺利，便决定抽空往英国观察大不列颠的情况，但是不幸，至今留为国人沉痛纪念的“总理伦敦蒙难”，在国父到达伦敦后不几日就发生了。
后来国父因得英人康德黎先生的援救，得免于难，而主使逮捕国父的，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玙，也保证以后不再为难。所以脱险后依然在欧洲游历，随时留心考察它们的政治风俗，同时结交他们许多朝野的贤士，经两年余观察的心得，认为一个国族，要想做到真正民治、民有、民享的地步，只是国家富强，民权发达还是不够，这从欧洲志士们积极从事于社会革命运动可以看得出来。
国父为一劳永逸起见，特地将民生主义提出，俾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这就是国父创立三民主义的因素。
但那时欧洲地方，还少有中国人去留学，华侨也很少。国父感到在那里久居无益，于是转道赴日，因为日本与中国相近，容易得到消息，这与筹划进行上是有利的。
碰巧帮会的支派红灯照、义和团看透满清当局既怕洋人，又恨洋人的弱点，就想利用这一点来颠覆满清，特地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自言神术护体，刀枪不入，这一宣传，恰恰合了清廷的口味，于是奖励他们烧教堂、捣使馆、杀洋人、到处闯祸，引起“八国联军”攻入燕京的事来。
国父认为这是一个起义的大好机会，于是派郑士良到惠州，纠合一班原有的同志——多数是洪门弟兄，——准备起事，派史坚如到广州准备响应，国父本身便率同欧籍将校，绕道回香港，打算潜入内地，组织一个有秩序的革命军，伺机救国。
但是不幸，这事竟被港政府预先得到了消息，派了大批的警察，阻止国父登岸。因之，国父原定的计划不能实现，只好把惠州发动的事完全委托郑士良，派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等在香港给他办理接济枪械去杀他们，接着就向龙岗、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处，次第攻去，杀得清廷的兵将死伤枕藉，望影而逃，郑先生就将新安，大鹏到惠州，平海一带沿海的地面，完全占领，但打了一个多月，弹药都用完了，同时准备在粤响应的史坚如先生，屡次发动都没成功。于是改变方针，决定用炸药炸毁粤督德寿的衙署，结果炸药是爆发了，但德寿并未炸死，史先生却被督署的卫兵捉去，做了为国牺牲的第二人。这是庚子年，国父二次革命的失败，事虽不成，可是全国民众的观念，已经起了特殊的变化。当第一次革命失败时，人们对于国父都认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热嘲冷骂，通国皆然。现在是不同了，他们非但不再谩骂，并且公开的代为扼腕，深惜其未能成功。相信革命思潮，已经普遍的流入民间，这是一种当然的收获，也是本党同志大可引以自慰的。
不但这样，同时还有许多的优秀分子，很诚恳地自动地来受革命的洗礼，并且前仆后继，再接再励地揭竿起义，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