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46-人类的当务之急-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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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京不特是找玉去的，而如今他回来的时候，却带着一土。因为没有真玉的时代，以珉代玉，以石代玉，甚至以塑料代玉，乃是玉厄；而土却是可以见到真的。
京不特说，伪君子并不可怕，反正历代如此，识得他们的人也就多了；而在鼓呼都来做真小人的时代，平地里冒出几个伪小人来，那真是暗无天日的事情！
我想，尼尔斯的书，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二部分安吉拉的骨灰
京不特第一次回国时，到我北京的家里找我，正值晚饭时间。我母亲给他做了碗面，然后端到他跟前，突兀地说：“不特，要爱国！”我当时吓了一跳，吃惊不小。母亲态度是热情的，但这句突如其来的话，使得装面的碗落在桌子上的分量加重了许多。
我们上一代的人是不大理解离乡背井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去国外呢？要么勤学苦练，为富强中国出去游学，那也必须铁定了此去必回的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或者就像《西游记》写的，为了求得真道去西天取经，这取回来的经也一定要利国利民、普度众生的。而一个人只为自己的目的，为了找寻一种活法，千里万里地跑到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究竟想干什么？
在母亲看来，不管京不特在外面生活得怎样，总是寄人篱下，总是将来要叶落归根，总是有朝一日要报答三春之晖的。这就是所谓爱国。
其实，爱不爱国，根本扯不到京不特身上。据我所知，2000年，他就已经加入丹麦国籍，成为丹麦公民。他现在来中国，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来探亲的。
人为什么要放弃祖国的国籍，而加入别国的国籍呢？按传统的观点，这简直就可以上升到认贼作父的高度。
我不想探究京不特何以成为外国公民的缘由，但我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看他的书，读他的信）了解到，他作为丹麦公民是件很自然的事。
1992年春，他到达哥本哈根后，就被安排到语言学校学习丹麦语。这对京不特来说，无疑是很痛苦的。他已经学习了英语、缅语、泰语、老挝语和一点越南语，他出于想念玛丽亚，甚至在曼谷机场还向联合国的人要了一本学习瑞典语的书。显然，他不得不再次开始，再次从头再来。我想，当他伫立在哥本哈根街头，望着漫天飞舞的大雪时，一定会重新整理思路，反思从上海到哥本哈根的旅途意义。为什么？这一切难道是为了做一个“重要的中国诗人”吗？这一切难道是成为明星学校的优等生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吗？好吧，如果说玩，也已经玩过了，还玩出了心跳，现在应该好好考虑自己了。你不过是血肉之躯，你不过只想找到一个如鱼得水的空间。现在，这一切都有了，你应该开始生活了！
接着，在经历了语言学校一个多星期的认真学习后，京不特失去了耐心，他想马上找工作，哪怕洗盘子，哪怕捡垃圾。可是，负责安置他的人比他的耐心好得多。他告诉京不特，必须学好语言，而且凭他的天赋，他应该上大学。
京不特在他的书中写道：
在我的住所后面有一片小树林，我喜欢它。实际上，奥登塞（后来他从哥本哈根转至奥登塞定居）的每一样东西我都喜欢，对我来说，它看上去就像一个童话王国一样。每一个人都显得友善与美好，这是因为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显得那么的幸福，因为我正拥有着一个正常人的快乐（当然，我知道也有不快乐的人，但既然我自己感到快乐，自然而然，他们看上去也是快乐的）。所有的街道都在提醒我注意红绿灯，我想不起来曾经在哪儿见过。所有的房子都使我恍若置身于仙境，即使当房门打开后，见到的只是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或一个正在大声吆喝的胖女人。附近也有一条小溪，它长满着水草，水不深。在它的右岸上是一片田野，再远处，是另一片田野。有时候，我会想起上海亚文化的生活，还有我的朋友们。我住的大楼前的一条马路看上去很像上海宝山。
…………
不久，人们告诉我在丹麦也有种族主义者与光头党。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1988年，我就曾听玛丽亚说起过。这些人会攻击我吗？我至今还没有遇到过他们。接着，又听到有人对我说：不仅仅是种族主义者，就是普通的丹麦人也对难民不友好，懒得和难民搭腔。难道丹麦人也会像中国从前一样排外吗？我不这样认为。当丹麦人踢赢足球时，我曾经在大街上喝到过丹麦人送给我的啤酒。不，他们不会敌视我的，他们比我还慷慨——在上海时，当我们赢球时，我从不把啤酒送给陌生人喝。我不喜欢在电视里看足球，但我喜欢自己踢球。在上海读大学时，我也踢足球，可是，那时候，我常常踢到对方球员的身上，而很少踢进球门。我也希望丹麦人能多赢些球，这样，人们就可以经常在大街上喝到啤酒了。不管怎么说，这很有节日味道。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忍不住给京不特写了一封信。我说：
读了你的这些文字，我第一次开始对西方世界有好感。我从来没有在那些八十年代离去的人身上感受到这种快乐。他们滥用了别人的信任和自己的背景。我要感谢丹麦政府，感谢他们救了我的朋友。
前一段有本在小资中流传很广的书，叫《安吉拉的骨灰》，写一个爱尔兰青年怎样历经艰辛，从都柏林猪狗不如的贫民窟中摆脱出来，最后双膝跪倒在自由女神像下面感激涕零。书中充满了对爱尔兰天主教传统的咒骂，充满了对民主自由的“新社会”的神往。说实在的，读前半部分的时候，我几近泪洒胸襟，为作者在饥寒交迫的非人境地里挣扎感到不平，为他英雄的父亲最后沦为酒徒而扼腕。但是，后半部分，作者笔锋一转，居然狠狠揍了母亲一记耳光。母亲的名字就叫安吉拉，所谓“安吉拉的骨灰”，就是母亲之死，爱尔兰之毁灭。他因听到寡居的母亲在阁楼上和陌生男人交媾，就怒不可遏。这一记耳光是打婊子的！读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原来那么多笔墨，就是为了骂一声“爱尔兰婊子”！然后，就是他在灯火辉煌中望见了矗立在纽约港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他胜利了，爱尔兰的噩梦结束了，前面是民主的、进步的、共和的、充满人道主义香油的、上帝宠爱的美利坚合众国！
这样的书令人作呕。谁都可以有所选择，你尽可以放弃天主教，改宗新教；你也可以不住都柏林，住到曼哈顿，但你何必非写自由女神战胜了圣母马利亚？何必要从爱尔兰的光荣中奔向美利坚的光明？
是的，爱尔兰的光荣或许与你根本无关，但凭着上帝名义的两党共和、借着上帝之手逼人回到石器时代的正义公道，又关你屁事？
有的时候，我想，人并不是什么智慧生物，他们可能在许多方面还远远不如动物。《独立宣言》已经发表229年了，新教改革也快六个世纪了，自诩为重获人格的伟大变革的文艺复兴也由来已久了，然而，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莎士比亚铜像下的铭文却要比镌上去的时候更为深刻——“没有黑暗，只有蒙昧！”（There is no darkness but ignorance。）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二部分马骅事件
京不特第一次到我北京家中，还带来一位怯生生的小伙子，他就是马骅。那天晚上吃过饭后，我和京不特聊了很久，其间，他从头至尾一言未发。后来，京不特说要走了，我问他去哪里睡，他说就睡到马骅家。
所以，当去年六月京不特给我电话，非常沉重地说马骅出事了，我居然一时没有想起这个人。京不特说：“马骅出事了，他在云南坐汽车跑山路，翻到沟里去了……”我听得很清楚，自始至终，京不特没有说一个“死”字，而是反复强调马骅失踪了。我便顺着他的话头劝他，说或许可以找到的，云南的地形复杂，没准受伤掉到江里去了，说不定过几天就会顺水漂流到下游什么地方的。
可是，马骅失踪了，永远失踪了。而京不特在他自己的网上却一直留着这样的字：“我的朋友，夏天平安。平安地回到家。”
他是自发自愿去云南山村教书的。他的事一出，上海方面非常积极，想通报全国表扬，或追认为烈士，或树碑立传。可事实上马骅的行为与任何单位、任何组织、任何党派团体都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把他搞成开发大西部的英雄，既不符合事实，也于情理不通。首先，没有人号召过他，也没有人逼迫过他，更没有人给他任何条件并委以重任派他去山里教书。他自己某一天突发奇想，忽然想去山村当教师，这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想寻找这个行为的意义吗？可是你的经验不足，你只会在历史的某一部分和连篇累牍的公文中寻找意义。你不能忍受没有意义的事，你更不愿意面对一个新的事实去发现它背后新的意义。我只能认为：你不是懒惰，就是无能。
当听到有人想申报马骅的“光荣事迹”，把他放到某个他生前极不愿意进去的镜框里时，马骅的朋友们不干了。他们纷纷出来写文章，还在网上为马骅建立网站，以他们的方式来追忆一个普通朋友的离去。结果，幸亏某人发现得早：这个遭遇意外的不幸青年，原本是亚文化诗歌圈的叛逆分子。看来，他的来头有问题，他的言行也很难纳入“正确”的轨道，于是，“牺牲”这个词是不能滥用了。那么，就失踪吧；那么，就也许出了点让人不愉快的事吧；那么，就听说……那么，就不太清楚；那么，就干脆地球上从来就没有马骅这样的人！
马骅的朋友高兴了，马骅的在天之灵说不定也很高兴。因为，这正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浪漫的乡村教师最后的书信吧：
7月10日下午五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
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做一团的二十多个学生们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楂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
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两天后，我们在学校里为四年级的学生开了简单的毕业典礼。我跟他们说了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动感情的傻话。学生们都哭了，我却奇怪地保持了平静。
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暴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