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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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主要罪状。一九五五年在美国去世。从前他是一个玩遍上海所有高尚时髦的人，他曾经推动他美丽的妹妹们一定要去学英国式骑马，大家都去学了，就是她不去，因为她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学习骑马，而且也太贵了。可是他说，因为这是上海上层社会里年轻人的时髦，是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所以她必须去学，所有的费用由他来付。
于是她就去学骑马了，她也喜欢它，因为对她来说，这是个很好的运动。
也许因为她和非常在意自己的上层社会身份的哥哥不同，她从小习惯于华美的生活，可从来没有把它当成生命，她并没有蔑视她的生活，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只是一个被逼着天天在家弹琴的美丽小姐，看轻了生来就有的那一切，更没有穷孩子的那种发誓要过上奢侈好日子的野心，所以她也可以去挖腥臭的河泥。拿走了她的奢华生活，并不算拿走她全部的生活。
照片上她的姐姐，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她们两姐妹是全家最后留在大陆的两个人。她们一同在中西女中学习，她的姐姐嫁给了有钱的小儿科医生，在家里做太太。她在中西女中毕业以后，也有了一个未婚夫，他也是世家子弟，可是她不爱他，她退了婚，后来嫁给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清华的学生，他没有什么钱，也不会挣钱，但是可爱。在嫁给他以后，她就决定自己也出去工作。于是她与她的姐姐们开始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她开着自己的自备车，成为上海滩上极少数广告人，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找广告，拿高额佣金，做职业妇女，而她们留在家里做太太，在宜人的下午去咖啡馆喝荷兰水，会朋友，逛大百货店。
那时，许多晚上一起在法国总会的派对上碰头的阔朋友说：“你看你落到了出来抛头露面的地步。”神态是多有同情，或者讥笑。而她觉得很好，因为她从来就不要靠别人，想要靠自己生活。直到现在，外国记者来采访，回去写了报道说她如今生活靠国外亲友接济，这句话惹得她勃然大怒，她说自己的一生都不吃白食，这是她的光荣和骄傲。
她的思想，常常让人想到那些出自豪门、投身革命的女学生们，可是她说大概是因为从小丰衣足食，心高气傲，才有了对自己的信任与尊重。有一天有人拿走了她的房子、车子和钱，可她在心里仍旧有自信。但她仅仅是一个不那么守富家常规的小姐，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使命感，也没有建功立业的野心。爱美，爱漂亮东西，直到现在，去看望她的人。常常买了外国的点心和巧克力送她，瑞士巧克力是她到现在为止喜欢的甜品。
她活下来了，而且还保持了自己的习惯，只是现在她吃蛋糕的叉子不那么配套，她用来配上白发的冰蓝色的毛衣襟上有安徽保姆没有洗净的污迹；她自己去菜场买菜，在那里有一个老人总是跟着她，有一天对她说，能不能请她到自己家里去坐一会，他喜欢她。而她气愤地红了脸，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人，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话？”在她和你说话的时候，说到什么有趣的事，她会扬起手来轻轻打你的手臂一下，非常爱娇。
去看望她的人觉得她是个奇迹，而她却坦然解释：
“我只是不觉得真的有那么苦，既然你不得不要过这样的日子，那么就把它接受下来。那时候，大家都一样的苦，别人能这样生活，我也可以。”她的确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富家小姐，经历了这样的一生，在八十岁的时候，仍旧说不出很哲学的话来。
许多像她一样背景的人，后来都离开上海去国外了，她的孩子也去了国外，她六次去美国，大家都觉得她再也不会回这里来了，她甚至到现在都不能用中文阅读，她的英文始终比中文要好许多，她那样的背景，那样的遭遇，不会回来了。
可是她每次都又回到了上海。
“为什么呢？”人人都这么问。
她说是因为她从来在国外就没有钱，上海是她的家。真正没有钱的日子，六块钱也可以过下来，可在外国，没有钱就不能活。在中国，她用的每一分钱就是自己劳动得来的，而到国外，她没有钱。她是有许多亲人在国外，包括当年用二十四元钱养大的儿子，可是她不要用别人的钱，这是她一生的准则，什么都不能破坏。
我劝过她写回忆录，她说在我以前，已经有许多人劝过她了，在美国，平时闲得无事，她也写过一些东西，可是一旦真正安静地坐下来了，心里会有许多东西涌出来，她不知道先写什么是好的。鼓励她写作的儿子说，就把那些涌出来的东西写下来吧。于是她就写了。后来，她决定要放弃。因为她发现她写下的那些东西全是抱怨，而她，不喜欢抱怨。
有一次，我在她家里一直到天暗下来，她拉开遮阳的窗帘，窗外一片绿色，大树在潮湿的春天空气里抽出了新芽，她拉着窗帘的一角，说：“我很喜欢窗外的景色，多么绿啊。”
这是真的，从窗外一直涌进来新叶的芳香。
桌子上放着一个法国女人从家里带来的巧克力蛋糕，特意为她烤的，很香。我们坐在窗子前，上海春天的黄昏很短，可很清凉宜人，她告诉我她直到二十岁，才有一个中国名字，叫郭婉莹，是随了作家谢婉莹的名字。这个中国名字对她来说一直没有当真正的名字用过，她出生时就有一个英文名字，叫Daisy，是一种单叶的雏菊，常常开在春天的草丛里。她说着拿了一个小镜框来给我看，那是一幅小小的油画，在暗暗的底色上，雏菊单纯地开着白花。
王家妹妹
在晚会上，意大利红酒把她圆圆的脸激红了，她的圆眼睛在厚厚的黑发里面闪光。她是活跃的，不知道她从哪里认识了那么多在上海的外国人，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每个认识的人与她碰一次杯，她就喝得不少。和人碰杯的时候，她手上的一大串西藏来的银手镯丁冬有声地向手肘退了下去，那些饰物是奇异而粗糙的。
一个刚刚演奏完的德国人靠在钢琴边和人说着什么，白色的手指长长地绕在玻璃杯子细长的脚上，像握着一枝红色盛开的玫瑰。他的眼睛在琴上的烛光里，变成了深深的蓝色，他的侧影像一个一晃而过的梦境，在我和她的眼前突然出现。
她放下酒杯。望着他。
她拿出小小的照相机，对着客厅外面那个宽大的门廊，那里烛光闪闪烁烁。可是她好久都不曾下手，然后我意识到原来她从那里面看着那个正和人说话的钢琴家。
当地侧过脸来，她的脸上出现了一个深深的酒窝，说：“我喜欢他。”
“去和他说话。”我鼓励她。
“行吗？”她望着我，犹疑而兴奋地问。
她是一个画家的女儿，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成为一个木偶演员，在《白雪公主》里演呼吸道过敏的小矮人，响亮地打喷嚏，响亮地咳嗽，在王子把白雪公主吻醒的时候。她发出一声由衷的惊叹。
在她很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从乡下上大学学画的男孩子，那是她的初恋，但是当她母亲第一次看到她的男朋友，就开始殊死反对，直到把她从家里打出来，她找到妇联，从妇联开了证明，才和她的男朋友结婚。因为她爱他，他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经历，有时候也是一种魅力。还有来自家庭的反对，她认为母亲非常俗气，这是她不能同意的。
她那时什么也没有要，走出了自己的家，跟丈夫住在音乐学院的学生宿舍里，有学声乐的学生在公共盥洗室里一边洗衣服，一边大声唱意大利歌剧，她觉得很好。
丈夫只身到荷兰去学绘画，很快地，为了留在荷兰变了心，他和一个德国女人同居，然后有了孩子，他从她的生活中失踪。而她在很长时间里，还要想象着他在荷兰安顿下来以后，自己也去荷兰，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上海女孩子，她也想到欧洲去看看，那是她从小向往的地方。而他为了不让她找到他，在荷兰撤销了她已经做好了的外国学生经济担保，使她连护照都无法申请。
周围的人都知道她从前轰轰烈烈的爱情，这时，大家都想起来她的妈妈，想到她那时候拼死的反对，直到这时，她都不能回家，这时，他们看着她，对她说：“简妮，好好活着，要坚强。”她说好。有两年，大家都觉得她会发疯，她把自己的圆脸瘦成了一条线，在街上走过。然后，她从甘甜的上海女孩子成了一个风情而孤寂的女子，她一直独自生活着，仍旧活泼敏感，只是没有爱情。
“没有爱情，真的很寂寞。”那次她说。
她说，她并不真正恨丈夫想留在荷兰的愿望，而是恨他的行为，和他的无耻。
然后，她开始有了德国朋友，他们常请她参加晚会，她很乐意去，她的性情比一般中国人开朗大方，让人喜欢，于是她又认识更多的人。按照现时合理的猜想，她应该是在找一个她爱、也爱她的德国人，最终让那个真正爱她的男子领她到德国去，这对别的上海女孩子，是一个理想的实现，而对她来说，还有着复仇的意义。然而，她一直没有。
她红着脸，犹豫而快乐地望着我，又望望他，那个德国人还在愉快地闲聊，烛光把眼睛照得很蓝。
我说：“你去呀，去。”
旁边也有凑趣的人，说：“来，我来为你们介绍。”说着就伸手去扶她的手肘。
她笑着乱摇手：“不可以，我怕！”然后紧紧地靠着椅背坐，怕有人会把她拉起来。“我不好意思。”她的脸越来越红，这时大家发现她的那句“不好意思”不是现在女孩子挂在嘴边的客气话，就赶快放过她。
等大家散开去，她望着那个人，她起身走向门廊。她穿了绿色大裙的身影在上海老房子的褐色木门停了停，让过那个人被跳跃烛光照亮的脸，悄悄转向他的侧面，闪光灯亮了。
她好像被它吓了一跳，赶快把小照相机握进自己的手里。
过了一会儿，闪光灯又亮了。
它照亮了我的回忆。那张脸像二十多年以前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一个老师，会弹吉他，是个斯文的革命者，他是当时上海少女的偶像，唯一可以看到的欧洲人，寄托了一些上海少女的青春理想：一个卷发碧眼的远方的偶像。
那时，她一定也在心里细细想过他，就像现在满街的女孩子想着张爱玲在旧照片里穿着的满清马蹄袖子。
那时喜爱阿尔已尼亚电影里弹琴人的女子。在人人只能穿蓝色制服的上海，是那种晚上用粗电线把留海夹起来弄卷的女孩子，是偷偷找欧洲小说看的女孩子，是夏天把家制布裙子一圈一圈往腰上卷起来的女孩子。如今的上海女孩子早已经沧海桑田，再不把那个欧洲既小又穷的山国放在眼里，比起春天时分穿着露脐衫逛专卖店的一代新人，三十年前的上海女孩真的是古典，这个词包括了浪漫，笨拙，迂和其它。
那个德国人看了她一眼，以为她是主人请来的中国记者，她红着脸对他笑笑，就逃回到自己的酒杯旁边。
问她为那个她喜欢的德国人照一些相干什么，她说，用来写日记的。她习惯于顺着照片记录日常生活，经年累月，现在日记有一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