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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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温情主义者并不是没有思想锋芒的人，她亦可以是浮摇于绿色污水中的不沉的莲花。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元化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二年，再次被隔离审查。离开家庭以后，王元化的心因性精神病复发，比一九五五年的那一次更重。他在奉贤农场的田野里狂走，在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滩上看到了一些螃蟹，亦举石悉数砸烂，以驱赶心中的不平和痛苦。失眠症日益严重。
这期间张可因是王元化夫人也被非法隔离，连因高血压晕厥也不准看病，落下严重的病根，导致一九七九年的严重中风，此后读写俱废。
那是更加漫长的艰难时世，看上去没有尽头。我那时是个小孩，不认识王元化一家，也生长在一个由学生向往革命而成为老共产党员的家庭，我的父亲也有严重的失眠症，和王元化看病的是同一家医院，同一些医生，大概也是吃的同一些安眠药，老式安眠药损坏肝脏尤甚。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是去的奉贤干校。我父亲养猪，常常穿着黑色的高筒套鞋，因为靠着海滩的地方是潮湿的。父亲在干校最痛苦的是集体宿舍不能安静，一旦被同屋吵醒，又不能吃过量的安眠药，就一夜夜的静待天亮。记得每个月他们从干校回家休假的那几天，总是有一辆大卡车载他们回家，绿色的卡车屁股上沾满了黄白色的尘土，一些蓝衣人风尘仆仆地高高跳下，我的父亲戴着有檐的布帽子，他取下帽子的时候，我能看见他额头上被帽子勒出来的一道深深的皱纹。
在许多年以后的今年，听王元化简短他说起那些的时候，我想起了父亲的脸，那时王元化的额头上也会有被帽檐勒出来的皱纹吗？这次磋跎就是十年，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而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好时光。
我的妈妈也很美，但她很脆弱，她对我和哥哥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不要再给你们的爸爸找任何麻烦。”她常常早上没有起床的时候躺着听早间新闻，要是听到一点点指桑骂槐的句子（在那时它们多得不能数），她就把身体向灯下那小小的半导体凑过去，脸上刹那遍布担忧与紧张。妈妈从来不喜欢听新闻，可是她准时听新闻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一九八二年。那一年，我父亲离开他的岗位成为顾问，妈妈的早上从此只注意天气预报。不知道张可，她是不是在那十年里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他们比我的父亲，处在更加险恶的地方。
我们家，从此不再有花了。
听李子云说，王元化的少数几个好友去他家的时候，还是能看到张可温情而情爽的笑容，还是能吃到很正式地用大盘子装了上桌的意大利红烩面，口味纯正，只是少了忌司一样。新年的时候，他们家里还供着清香彻骨的梅花。在某个秘密的灰尘滚滚的角落里，还保藏着泰纳《莎士比亚论》的译文。王元化那被钱谷融称为“像梵高一样的”眼睛，更多地闪耀着真挚和爱情。
没有人知道——甚至是王元化本人——张可付出过多少，才得到这样一小块诺亚方舟。
王元化说：“她是仁慈的，超凡脱俗的。”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说到这里，那个六十年以前出演奥尼尔笔下小市民的罗兰夫人的美丽女子，仍旧是一个冰雪洁净的人。富裕的生活，得意的生活，愁苦的生活，屈辱的生活，什么都没能使她的心灵变质。她独立在上海的漫长生活中所有能使她变脏的东西之上，成为一个人格优美的莎士比亚专家，现在要是说起中国的莎学研究，人们还是不得不提起张可的名字。
如今，那个美丽的智慧的女子头发雪白，不能读，也不能写，我甚至无法和她深入地交谈，只是她端坐在那里，仍然散发着清凉的洁净的气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怎么回事，它是一颗阳光下的钻石，每一面都散发着不同的光华，被不同角度的眼睛看到。要是三十年代像音乐人所说的一样，她真的是受惠于那个时代的人。那个细长手指上的皱纹像菊花的花瓣一样多的老太太，就是张可。
那个才情激昂的青年变得儒雅了，他说他有五十年的时间没有真正像他想的那样做学问，现在他感到自己上了轨道。他的书一本一本地出版了，他去书店签名售新书，那本来不是严肃的学问家的擅长，可人潮滚动。他因为学问的精深和仍能不断吸收与开拓，赢得了几代学人的尊敬。那个思路至今清晰奔放、可胜过他的年轻弟子、身上散发着老人身上难得闻到的淡淡清香的老先生，就是王元化。
当他们相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还是闪烁着活生生的、热热的爱情。
这个长故事里有大多的苦难和坎坷了，我说。“基督教的说法是，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过程。”王元化说。
“夸张了。”张可说。
皮克夫人
我是在维也纳见到皮克夫人的，她是现在著名的维也纳大学中文系最老的教授，为中文系工作了四十年，其中有十七年，她是整个维也纳唯一的中文老师。曾因为一生帮助奥地利人学习中文，她的学生遍及奥地利汉学界和外交界，而被奥地利政府授给共和国金质勋章。她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是用英文和德文，教人中文。
那时我们一同坐在靠近维也纳森林的一个安静小镇上的一家中国餐馆的桌子前，为了我们说话方便，主人把我和她的座位排在了一起。那个春天的中午很好，阳光灿烂，空气芬芳，森林的草地上开着勿忘我。她的白发在太阳里泛出了淡紫色。我们在吃中国食物，在长桌子上把沉重的大陶盘子递来递去，每次我捧着盘子问她要不要，她大都点头。
她吃得又多又好，完全不像是八十岁的中国老太太，食量更像是欧洲人，大块吃肉，也喝小镇上新酿出来的葡萄酒。
我夸奖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像上个时代的上海人那样，是娇小的，穿在精致的淡粉色的毛衣里，依然有着温馨。她说：“不啊，我只有几年时间了，我知道，我的血管都坏了，晚上，我有时觉得血不能流到上半身来，我的日子不多了。”
她边吃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边大声说，可看上去并不自怜。
我和她说上海话，我想象里，一个远离家乡四十年、将要终老他乡的上海女人，会喜欢有人和她说说家乡话，会喜欢有从家乡来的人告诉她那里的事，可不一会，我发现她常常说着说着，就把上海话换成国语。
她出生在上海郊区的南汇，在上海启明女中上中学，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学国文，毕业后在上海做与英文相关的工作。在这时，她认识了从奥地利逃难到上海来的犹太工程师，然后他们结了婚，她从徐小姐成了皮克夫人，接着就去了欧洲。像许多上海女子一样，她们远走天涯之前，并没有到过本国的多少地方。我想起她在维也纳的学生。从欧洲人薄薄的嘴唇里说出来的，也是她的那种有点口音的江南国语。
她甚至也不那热衷向我问起上海的情况。
直到我问她是不是想念上海。
她说：“现在你的上海和我在的那个上海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我回到上海去，是一个真正的外乡人，我听了你说的上海话，连话也有所不同。奥地利是我的家，它是我的家乡，我一生大多数时间住在这里。要是说想念，也许我有时会想起从前我的年轻时代，我的小时候，而不是地方。”
她是第一个我看到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思念故乡的中国人。
而且她大声把它说了出来。
我有些吃惊，而她说，生活不是人可以想象的。
一九三七年夏天，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上海。那时抗日战争爆发，烽火四起，她无法到原来受聘的福州女中任职，所以去了上海女中教书。
原来她可以像大多数上海女子那样教书，直到结婚，成为某条租界大弄堂里小康人家的主妇。可很偶然的一次，一个她中学时代的同学要借她学校的礼堂开会，说是一个中国文字改革方面的会议。因为她是学校职工，所以请她联系。会议开了一天，可到了学期末，校长不再给她聘书。这时别人才告诉她，那天的会有许多左倾的人参加。只是因为不知情中帮人一个小忙，她失去了工作。
她进了一家时事月刊做翻译，原来也是为了一份工作而已。这时欧洲战争爆发，通过每日翻译的稿件，她开始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知道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和他们“到上海去”的口号，她觉得自己也应该出一份力量，帮助被战争迫害的人。于是她转到上海的英国新闻处做翻译，翻译反纳粹的宣传稿到中国报章上发表。
她那样的年轻女孩子，在离乱欢歌的上海，努力过快乐而正直的生活。在翻译之余，为《新闻报》写影评，常常晚上去看最新的欧美电影，在当时，英文和电影是上海的时髦事，想来那样的生活真的是她所说的“顺适”。
又是很偶然的，她给一个流亡到上海来做雨衣生意的犹太工程师做中文老师，他们常常晚上一齐吃饭，喝咖啡，用这时学中文。然后，她成了皮克夫人，犹太工程师的太太。
上海女孩子和外国人在一起，常常让人想到这个城市崇洋的气息，大战中的本地女子和流亡的犹太人在一起，常常又让人想到同情和奉献。
而皮克夫人说：“我和我喜爱的男人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可以在一起说所有的问题，没有什么我们是不能说的，也没有什么我们是不能说到一起去的，是在我和皮克恋爱以后，我才认识了其他在上海的奥地利犹太人，才慢慢地发现，他们温文有礼，各具才能，希特勒要把他们全消灭，那是世界上最残酷荒唐的事。”
大战结束以后，皮克去了澳大利亚，可皮克夫人却因为是华裔奥地利人，而无法同行，于是她去维也纳等澳大利亚“白澳”政策过去，去和丈夫团聚。可她到维也纳不久，皮克在澳大利亚心脏病发作去世。从离开上海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到皮克。
她独自在丈夫的家乡生活下来，不懂德文，没有钱，在瓷器街的唯一一家中国餐馆里为客人挂衣服，和战后欧洲人一起，度过经济萧条的年代，而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到故乡来。
“那么，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你都没有再爱上什么人？”我问她。在经年动荡的等待中，她还能记得和一个叫施瓦茨的人到七重天露天花园跳舞的快乐，至今还记得他约她的时候是隔着窗子吹口哨。
“像皮克那样可以畅谈的男人，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找到的。”她说，她在吃一大团虾。
“可是你再也没有爱上什么人吗？”我还是问她。即使是在丈失去世，自己无依无靠的时候，还会随着一对华人夫妇的自备车一起去欧洲大地旅行，如此泰然自若的人，怎么会没有爱情了呢。
“我不能早上起来为我的丈夫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