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延安反特战线的生死较量-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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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些日子，沈之岳奉科长之命去延安城外飞机场，找国民党一方的高仲谦县长签办一个公文。县政府原先在城关内大街上，原为清末的县衙门，几个月前日军6架飞机空袭延安，县府大堂被炸毁，办公人员死伤好几个，高仲谦只得去飞机场边的窑洞办公，挂出牌子。那孔窑洞很大，里面有飞行员宿舍，还空十几张床位，可作县政府员工、眷属的住宿之处。高仲谦的妻子高秀蓉也住这儿，她总是愁眉苦脸。
高仲谦签完公文，与沈之岳聊时局，他很健谈，夸耀自己守土有责，善于与中共方面周旋，已多次见过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邀他担任边区议会参政员但他谢绝了。眼下，他的压力很大，正为在飞机场窑洞边再挖几个窑洞供县府办公使用而与八路军留守处司令肖劲光交涉。
在送沈之岳离开时，高仲谦突然说到：就他所知，潜伏在延安城内外的党国同志正在策划搞一连串的破坏行动，旨在动摇中共在陕西根据地的政治基础。高还说米脂、绥德的地方保安团已着手准备作配合，计划在延安局势出现动乱时就对当地八路军驻军动手……
沈之岳听了不由大吃一惊，他知道延长县县长周景龙、甘泉县县长杨烈是中统干部，鄜县县长蒋隆延则是军统干部。但他并不知道被重庆方面认为有“亲共”倾向的高仲谦仍是自己坚贞的同志。当下他与高仲谦紧紧握手，小声表示他一定会有所作为，希望高县长多保重。
尽管如此，沈之岳想来想去，还是不敢有所行动。他甚至不太相信米脂、绥德等县的国民党保安团会是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八路军留守部队的对手。临阵退怯使得沈之岳终于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
经过沈之岳的再三要求，他被送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换上了八路军的灰布军装，扎起皮带和绑腿，过起军事化生活。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乐于助人，开会学习积极发言。康生还当着罗瑞卿校长等领导的面表扬过沈之岳，要求同志们改变对来自国统区进步青年存在的某些偏见，帮助和培养他们。
沈之岳俨然从里到外都换了个人，还向普干班总支书写了入党申请书，请组织上考验他。应当说，沈之岳是一个没当过演员的称职演员。30多年后，沈之岳在台湾扶摇直上，当上国民党政权的安全局中将局长，他比旧日上司毛人凤以及季源博、张炎元等特务头子更走红，且成为蒋经国的心腹。他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当年进出延安的经过，大吹特吹他如何与延安中共保卫人员周旋、斗智斗勇云云，其实根本就没这回事。
（四） 周兴和王范密切配合，周兴坐镇边区保卫处指挥全局，王范则主动出击，摸情况找线索，争取及时挫败敌特的阴谋。王范平日不穿军装，喜欢穿上海工人常穿的藏青布工装，头戴一顶鸭舌帽。他身体壮实，爱好体育，打篮球、跑步都很在行。他有丰富的对付敌特的经验，常在化装后深入民间，还在边区民众中发展了一些眼线，以利于了解敌特活动情况。经过一段时间侦查，他发现延安城外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很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小杂货店老板接头。那个老板名叫谢仁义，当地人，约40多岁，据了解，他几年前曾在西安一训练班受过训，红军进驻延安后，他在延安城郊重操旧业。他表面上挺进步，但显然在进行隐蔽的活动，过去他与超尘等一伙中统特务就有过联系，他的小店极可能是一处地下联络点，后面一定还有指挥者。
王范及时向周兴作了汇报，商定为不打草惊蛇，派出保卫人员暗中进行监视布控。1939年初，经观察，发现谢老板不定期去七里铺一乡镇小学，与一位黑瘦的张姓小学校长接头。同时中央情报部门负责人邓发和李克农先后转告边区保卫处：军委的监视电台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密电码正在破译中，而距延安仅50多公里的绥德县一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国民党特工的秘密电台在活动，很可能是敌特在策划重大的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中央要求边区保卫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
王范带上几名助手，深入乡间摸情况。在掌握了一些证据后，他当机立断，秘密逮捕了谢仁义和张姓校长等7名特嫌分子，那个还俗的僧人在开枪拒捕时被当场击毙。经过突击审讯，被捕者均供认正策划一次很大的连环破坏行动，勾结延安城外15公里的一堡塞的地主武装，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伺机埋地雷并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一行。因他经常骑马外出，去绥德、米脂、甘泉等县办军务，而他每每又令高仲谦、何绍南（国民党方面行署专员）等官员穷于应付，特务对他恨之入骨。与此同时还来个声东击西，派特务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
另据已被拘捕的县长周景龙供认，听说上级早就派出一名全能杀手潜入延安，主要是计划杀害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也不知是何等人物。周景龙还供认：米脂、绥德的保安团只等延安这边得手就发动暴动，进攻当地八路军驻军和民众抗日自卫军，并将队伍拉向绥远……
敌人的阴谋很毒辣，如果得逞，后果不堪设想。周兴、王范立即向中央作了专题汇报，并与负责党中央警卫工作的杨奇清、汪东兴碰头，制定保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万无一失的措施。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国民党特务们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被一网打尽，在我方严密大搜捕中，有30几个被捕，其中有杨烈、蒋隆延等反动县长，还有混入革命队伍的敌特奸细9人。独有沈之岳因主动切断了与同伙的联系而漏网。他在“抗大”又潜伏了近一年，1940年3月他神秘地从延安消失了。
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成为他在国民党军统里混的政治资本。1951年，沈之岳担任保密局大陆闽浙工作站站长时，又曾化装成教师潜回浙江奉化，拍得蒋家故宅不少照片，回台北进呈蒋介石，大得蒋的欢心。
至于米脂、绥德两县的保安团，还未来得及发动暴乱，就被早已有防备的王震部八路军打个措手不及，包围缴械，消除了后方隐患。当时，高仲谦正巧送怀孕快足月的妻子回米脂老家，被八路军某团扣押。王震怀疑高是西安一战区那边派来指导保安团行动的特派员，扣押的理由则是“擅离职守，弃职潜逃”。高仲谦委托妻子的表兄高敏夫（时任边区政府经济部副部长、为刘志丹部老红军）出面向王震说情被拒绝。高敏夫转而向毛泽东作了反映，毛泽东考虑到高仲谦虽也反共，但并未参加任何反共活动，尚属统战人士，便给王震发去急电称“高县长尽忠职守，绝无潜逃行为”，要求放人，王震照办了。
这个高仲谦1949年去台湾后，任过大学教授、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职，20世纪80年代著有《延安县长历险记》一书。
1939年延安破获敌特大案取得胜利后，党中央、西北局分别对周兴、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毛泽东在中央一次内部会议上还点名表扬了立下首功的王范，他被评为“锄奸模范”，在延安成为有点名气的人物。解放初，王范曾任华东局公安部副部长，后改任上海市检察长，“文革”时开枪自杀，1983年获平反昭雪。周兴在解放初任过南京公安局长，20世纪60年代还担任过云南省委书记。
作者：张家胜 剑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