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人生问题ａｂｃ-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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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后来者，应当还可由一种健康希望带到一个稍稍合理的社会中，以及稍稍幸福的生活中！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
中国人的病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事实上国民毛病在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作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一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煽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经书，即可安内攘外；或委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始终还不脱离封建遗老秀才的基本打算，他们却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他们的捧场是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症，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懂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侥幸存在。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的年青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因素。（这是病因。）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作糊涂事，所作的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禁书问题
近十年来本国人把文学对于社会的用外，以及文学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过于重大了些。在野达士通人，认为这个东西可以用来作为治国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员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工具的也不少。因此自然而然发生了如下现象，就是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据近日上海方面的消息，中央通令应查禁的书籍到二百种。这真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有些人的著作一部分被禁止，有些人的著作则已全部被禁止。为什么这些书籍全被禁止？住在北平方面的人，是无法从当局的文书法令中弄明白真正问题的。这个查禁通告据说是出自中央的。我很怀疑这些被查禁的文学书籍，有多少种曾经为通过这个议案的委员先生们阅读过。负责审查的个人，是不是曾经把这些书籍都细心看过一遍，我也觉得怀疑。就通常禁止的理由，大多数总以为是“为了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持与这个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着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缔。我是个欢喜秩序的乡下人，我同意一切真正对于这个民族健康关心的处理。但对于由事实上说来，不少并无什么坏影响的文学书籍，在难于索解的情形下，忽然全被禁止出售，且同时关于书店纸版与剩余书籍，也无不加以没收，付之一炬，这行为我觉得真很稀奇。这不过分了吗？对于这些书籍的处置，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吗？若这些作品包含的理想真已深入人心，书一烧就完事了吗？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词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免得使后人在历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记载，免得被人把这件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文学被一些读书人看得俨然异常重大，实有理由可说。这些人照例多是两手空空不在其位的，无权无势的。这些人生存到这个混乱贫穷内战连年国家中，忍受种种痛苦与侮辱，眼见耳闻这个国家一切愚昧与腐败情形，想把自己本身那点儿力量，渗进社会组织里面去，使这个民族多少健康一点，结实一点。因为自己所学的是文学，承受了一个新的文学理论，有所努力。也仍然因为自己所学的仅仅是文学，对于目前国家社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解释得照例常常比事实简单一些。凭了文学者富于幻想与热情的气质，在工作中希望一种奇迹，且因为对于这种奇迹的期待，各人带着点儿宗教的倾心，与目前这个为“应付眼前事实丧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当局，意见不可免会有龃龉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政府若认识这问题比较清楚，便明白处置的方法，不会把不适用于两千年前的蠢事重演了。这些优秀公民，原是爱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下于任何当权达官贵人或部长厅长的。他们只是个作家，他们努力从事于艺术，是为了使这个民族增加些知识，减少些愚昧，为这个民族的光荣，为这个民族不可缺少的德性中的“互助”与“亲爱”，“勇敢”与“耐劳”，特别重要是一腔爱国热忱，加以铸像似的作品的制作，很诚实也很穷苦的各自独立分布在国内各处地方，过着极端简陋的日子。政府既从不知道对于这种人加以关切，商人因书业萧条，又对他们待遇吝啬。他们通常的收入，在上海方面，甚至就从不能够从从容容过一天较好的日子。病了无法就医治疗，文章不能出卖，又难于寻找其他职业时，如近日投江的某君，去年病死的某君，皆莫不把一生结束在一个最悲惨的死亡里。他们坚苦卓绝的精神，他们轻于物质寻觅而勇于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品质！政府不理会他们，也还罢了。如今对于这种人总像放心不下，不断加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实在是国内多数人难以索解的！这些人在这种国民生产力十分凋敝，国际资本主义压力无法摆脱，全个民族正陷入一个十分悲惨的命运里去的时节，担心到可恐怖的未来，认为这个民族若不甘心堕落与灭亡，必须认识现在的环境。因此对于鸦片烟公然的流行，农村经济的萧条，知识阶层中某些人的只知独善其身，官吏阶层的贪赃无识，以及军官种种极端嚣张跋扈处，加以坦白直率的指摘，他们在作品中一点作者对于这个民族复兴的意见，因为他们过分被现状所刺激，必不可免有激越偏持的呼喊，政府若真正为民族生存着想，对于这些人的意见，难道还不应当同情并加以考虑吗？如今当局却只从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点毫不切于实际的关于作品流布的消息，以及从另一方面，某种人为了邀功牟利不惜故意张大其辞的下级报告，便对于处在中国这种困难境遇下的作者，加以压迫与摧残，全然不像一个正在希望国内一切渐有秩序的政府所宜采取的政策。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有识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
